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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被遗忘的丁文江
雷启立
一九三六年二月，为纪念刚刚去世一个月的丁文江，傅斯年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一文中，坚决认为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目中留个深刻的印象”。但是六十年过去了，六十年前的“新时代”而今早已作为“旧时代”而被“后”掉了，丁文江仿佛也已经随着那个时代而早早地逍遁，不仅一般的读者对他知道的不多，就是在知识分子群中，丁文江也没有受到怎样的重视。傅斯年所指望的“深刻的印象”便随着他们那一班人的仙去而渺远以致无可追寻了。确实，六十年间，多少革命的、革革命的、革革革命的人与事如风雨刮过天际，把些个惊心动魄的过去托付与几处馆所、几块碑刻，而知识者们则在这样的历史大时代里在各式理论和主义的漩涡中忙得不可开交，谁还有空为一个“死便埋我”、“不开吊”、“不立嗣”、“所占坟地不得过半亩”的丁文江“留个深刻的印象”呢?
但这决不会是丁文江的不幸。相反，过去的六十多年的历史应该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先导，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更是一直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德先生”总在形而上的层面，挥师挺进；“赛先生”大抵多含形而下的意味，跟随而来。因为需要靠坚实的基础，靠慢功出细活式的积累，不张狂、不虚华，尽十年甚至数十年之功竟后世之业，“赛先生”的命运在根本上跟大红大紫是不相干的。虽然它实际的功绩很值得彰显，可是，谁叫它是贴着形而下的那一面运行呢?在另一方面，就一般的知识者看来，那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孔孟儒业的教旨，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尽须摒弃，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须得改造，人心须得更新，封建的愚昧的旧世界非得打碎不可，现实中的一切非用民主、自由、个性来狠狠地洗涮过之后是不可为的。当然，其中最不济的是不良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倘说世事如棋，这改造世界就须着着“将”军，招招致命，然后从头再来。于是，作为时代先觉者的知识界便不惮以最深刻的眼光去看取世界，那如火如荼的场面，那种激进的、热血担当的坚决姿态到今天仍然隐约可见。在这样的背景里，丁文江消失得“不留印象”便也算是历史的使然了。
然而，我们只要仔细看看那种激进的拼死“将”军之后的棋局，认真评估一下今天知识界的现状，我们就应该知道，历史在遗忘丁文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报应。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指控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群的路走得多么糟糕，而是想强调，因为有意无意地遗弃了丁文江那样的人格精神，不屑一顾于丁文江那样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知识分子群因之而错过了另一种发展的路向，而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脊梁的知识界又因此而缺乏了多么重要的精神和品质。
说到丁文江，稍稍知道一些的人总要对他为孙传芳所用，就任淞沪总督督办一节发生疑问。大有有此一节，便不足论之概。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傅斯年在《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在君与政治》里，作过极为适当的叙述与评价，兹不再论。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仍然要强调，丁文江并不与孙传芳思想相通，更非孙氏的私人。在那二百四十二天的淞沪督署总办的任上，他勾勒了一个统一的大上海的市政建设蓝图，并初步实施，这需要怎样的勇毅和胆识，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文明的进步?不用一兵一卒，完全是凭着理性和知识的力量，他从外国租界手中收回了治外法权，这又抵得上多少头颅和鲜血?更重要的，他是在一个我们公认的不良政治作祟、军阀混战不休、外国租界林立的真正是万事不可为的条件下这么去做出来的。这样的人与事，对于一直要“伺河清”、一直在不停地哀怨、诅咒，一直不脱伤感、悲愤情调的中国传统文人以至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不是一帖绝好的良药么?这样的人与事，怎么会被遗忘的呢?
并且丁文江有丁文江的道理，而这又是很多知识者所不以为然或认为幼稚可笑而予以指斥的。在丁文江看来，“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他在这样的思想里承担自己的责任，他也就在这样的思想中提炼他那著名的“好人政府”的纲领，强调“少数人的责任”。这在搞政治的人看来，自然是幼稚可笑的，不仅是对现实政治的严酷性认识不足，而且在学理上与现代政治构架的基础格格不入。事实上，他先受挫于“好人政府”内阁的短命，再受辱于孙传芳治下的淞沪总办任上，但丁文江并不改悔。就像前人傅斯年、后人许纪霖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官僚，却绝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在干行政，不是干政治。但是，我们同时应该指出，丁文江的思想内核里强调了一个时代优秀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放弃的切切实实的承担精神，不是用热血去担当，而是用自己的肩来扛起!
丁文江是真正的受西方科学思想熏灸出来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有他自己的沿着科学一路的运演轨迹。他算计着这世上的事情总是一件件做出来的，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中国的地质事业是这样，中国政治的清明大抵也会如此。他眼中的世界是实在的而不是虚空的，他不肯让事情因人而废。
接触过丁文江的人，没有一个人对丁文江的为人处世、道德情操发生异议。相反，对他在这方面的过分讨论，可能还会被人指控有道德主义的嫌疑。从现有的材料看，他恪守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行世应持的道统，几乎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他热爱工作。他最喜欢的诗句是“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在他不长的一生中，他走遍了中国的西南、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在那样凶险、恶劣的环境下，他是真正的筚路蓝缕地开创着中国的地质事业——从理论阐述到实际勘察以至对后来者的培养。他终身不肯拿政府的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而借用免票坐火车。因为要接济子侄和他的大家庭而用度不够，他宁可辞了地质调查所的所长职务去“下海”担任“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光明磊落地办企业挣钱。他也喜欢舒适，有机会坐头等车，决不肯坐二等车，有地方睡安稳觉，他决不肯住喧闹的旅馆。他每年都要带着多病的妻子、侄儿去海边度假，他觉得舒适是为了增加生命力的。所以，舒适的休息并不会羁绊他，不会阻止他坚持不懈地每星期日带北大的学生到西山和塞外作野外地质实习。为探矿、为规划道路，他会半年地旅行在荒野之中，死而后已。他爱家庭、爱朋友、爱青年，那种古道热肠令每一个受过他照拂的人念念不忘。他直率，耿介，对事而不对人。当年他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名誉系主任，一位哈佛大学经济地质学博士被聘为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因为在南京炒房地产，耽误了科研和教学，丁文江会找上门去，诚恳地劝他改弦更张，否则他要请校长下一年不聘他了。听的人顿受善言，欣然接受。丁文江那种爽朗诚实的性格，在中国社会乃至学术界的颓风中，是怎样的清新呢?
丁文江也还神秘。他一生笃信科学。生病了，只信西医，决不肯请中医诊治。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足八小时。他极讲究卫生，在外面吃饭，必用开水或酒来洗碗筷。他多次跟他的朋友们说，他活不过五十岁，因为他的家族里就一直没有活过五十岁的。一九三四年，蔡元培请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以自己临近五十岁，怕因自己在任上早死耽误事业而不肯就任，最后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觉得没什么毛病时才接受职务。即使如此，他仍在四十九岁的头上写好了遗嘱。然而，好没来由的是，他居然没有打破家族的谶语。一个笃信科学的人竟然那么迷信并且还不幸而言中了。或许正是这样的反讽在冥冥之中要他“不留印象”的吧!
近十年来，眼见了知识界在理论上的浮泛和实践上的虚空，我感觉到知识分子应有的生命活力在萎顿；而当知识者之间为一些无味的问题争论而至于对簿公堂，一些人为权、利所左右，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应坚持的某种准则，那种最基本的道统正在颓丧。在这样的时节里，隐隐约约之间晃过的丁文江的影子，真的让人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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