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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6 22:18:11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学术与政治之间：丁文江这个人(转载)
⊙ 谷小水
民国时期，国势阽危，众多专家学者「思出其位」，他们竞相通过影响国民思想、甚至直接参政问政的方式来干预形塑国家的政治运行。如果不完全是比拟不伦，这一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特定群体似已非常符合西方语境中关于知识分子的本质规定。根据西方学界的通常理解，知识分子是一个开放性的范畴，「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而参与到一些更具普遍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1
民国时期具备知识分子性格的一干学者，具体因缘各各不一，特定事功异彩杂呈。迄至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得广泛推展，对一些个案的分析更是细致入微；与此同时，有些在历史实态中曾引起较大影响的人物，却长期得不到后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笔者发现，以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主将名世的丁文江，从事的虽是专业性极强的地质学研究，却能不为所囿，他广闻博览，识见宏通，在政治、学术行政、实业诸领域均有所建树，其事功之博杂盖时人中罕有能出其右者。丁文江知识分子性格的个性化实践，为我们观察这一特定群体了解他们的生存样态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一 「学术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出生于江苏泰兴的一个士绅家庭，其幼年所受教育完全是为将来走科举道路作准备。1899年，丁时年十三，「出就学院试」，适遇知县龙璋，「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东留学之议，乃自此始。」2龙璋先生的知遇实为文江一生事功之始。
1902年，在龙璋的大力促动下，丁文江赴日留学。但此时留日学生群体关心国事的热情明显超过吸纳新知，在这样的氛围中，文江过了两年「谈政治，写文章」的生活。1904年，受吴稚晖来信的激发，文江一行三人于是年夏天转抵英伦。经过几年中学阶段的学习后，1907年他免试入读格拉斯哥大学，并于四年后顺利毕业，获动物学、地质学双科证书。在英期间，丁文江关心时政兴趣广泛，大量涉猎各类书籍，尤其对维多利亚朝以来的英国思想家属意有加，他对英国思想的取舍、提炼和接受，与自专业训练中获得的科学实证主义精神、方法相融合，最终内化为其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在英七年间丁文江已锻炼成一个「欧化最深」、「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3
1911年，丁文江回到国内，于家小住后，明年起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讲授地质学入门。1913年1月，其教学活动引起了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注意，「急约入部」。2月，丁氏到京，就任地质科科长。当时科学主义在中国虽已落地生长，但儒家人文主义的偏见仍在知识界高居统治地位，地质学这类专门之学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文江履新之初，实可谓筚路蓝缕，他后来怀想这段经历时说：「我这一科里有一个佥事，两个科员，都不是学地质的。『科』是一个办公文的机关，我的一科根本没有公文可办。我屡次要求旅行，部里都说没有经费。只有两次，应商人的请求，由请求人供给旅费，曾作过短期的调查。」4
丁文江入主地质行政部门，应当视作中国地质学科兴盛的关键性事件。他在该领域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通过自身的研究为本学科具体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范，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他放弃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一己私学，充分利用个人的办事才具，积极营建出一个学科成长的健康环境，直接致使地质学的发展成就远迈同时期的大多数学科。附庸最终蔚为大国。
入掌地质行政之初，千头万绪，百端待兴，丁文江在权衡后决定以培养人才为入手之方。1913年6月，他利用北京大学地质门停办后闲置的图书标本，由农工商部出面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改称研究所），首批学员很多是他在南洋中学时的学生。教学过程更是倾注了其无数心血，他不拘一格网罗师资，还在自己承担的教学工作中创造性地引入了西方先进的教学方式。待研究所的工作步上正轨，文江即辞去所长一职，改由章鸿钊继任，自己则转辟战场，接手刚刚起步的部属地质调查工作。研究所的学制为三年，1916年毕业的这批学生大多留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后逐渐成长为各部门的骨干力量。说地质研究所是中国早期地质人才之渊薮，绝非过誉。
1913年12月，丁文江借农工商部总长张謇推行棉铁政策之机，会同梭尔格、王锡宾等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填绘分幅地质图。「这是中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值得大书特书。」5次年，又转赴滇东调查，绘制地质分图多幅。他在这一领域作出的众多实绩，对中国地质学研究的展开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1916年，地质调查所经改组充实后正式成立，丁文江众望所归被推任为所长。他于莅任之始，「先扎硬功夫」，「从训练学生起；训练调查人员；先叫他们下煤矿做苦力工作，训练完了，成绩不合的，仍是不用他们。一切野外工作，他都领导先干，以身作则。」6调查所日常事务的处理，文江也是亲力亲为，始终坚持和提倡「案无留牍」、「今日事今日毕」的精神。在他坚持不懈锐意革新的努力下，地质调查所短时间内被改造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科研机构，进而发展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7
正是丁文江这位先驱的系列拓荒举措，有力推动了地质学科的快速发展。胡适在1922年时即已指出：「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8丁自己也曾颇为自得地对陶孟和说：「中国地质学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就是无论在中国或外国毕业的地质系学生，无论他是学士或博士，他都可以认识他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地位。现在中国地质学工作的质与量都摆在这里，任何人来了提出他的工作，他的地位便决定了。」当然就文江个人而言，这种对学科发展环境营建的倾力必然影响到自身研究的开展，个中得失，李济有中肯的评断：「以在君的才力和学力，要是生在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他的研究工作的成绩一定可以使他站在最前线。……但中国的社会却不让他尽全力于这个方向。他想征服这种遗憾的困难，于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青年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丁在君是在这个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虽说他未能见全功，他已经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9正是出于对其「在二十年间，在恶劣的军阀时代，在腐败的衙门空气之中，不特维持而且发展了一个服务而兼研究的科学组织」的充分肯定，陶孟和盖棺论定道：「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10
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长任上仅呆了五年时间，随因家累较重离职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前后差不多又是五年。之后又因政治或他事牵缠，再也没有回到地质部门的行政岗位，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放弃对地质学科建设的关注。
丁文江重回学术部门，担当行政要职发挥其办事长才，已届3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他还在中英庚款委员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多个团体中出任委员之职，积极参与文化教育、学术研究间的资源分配。对于他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胡适有一段评价最为亲切平正。胡在回复丁氏关于中基会诸事不尽如人意的信函时规劝道：「你的意见虽然有些太偏，有些是自己矛盾的，但大体上都是很可以作为多数人的antidote〔解毒剂〕。」11
1934年，丁文江受蔡元培坚邀，继杨杏佛遗缺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研院因所从事的高深专门之学无立即济于时艰之用，长期不受政府重视，自成立之日起就因经费短绌处境尴尬。前任杨杏佛为争取政府资金挹注，甚至不惜随同蒋介石前往江西赴「剿匪秘书长」之任。12杨死丁继，难局依然。丁文江在获蔡元培的坚决支持后，重拾治理地质调查所的思路，在尽力争取政府支持的同时，侧重从内部大刀阔斧地对中研院进行改革，收效显著。如通过整顿全院的行政中心─总办事处，提高了办事效率；设置评议会，而后研究院体制始成；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经费的统筹管理等等。上述诸项，用院长蔡元培的话说，「均为本院定百年大计」。
与在政界的束手束脚难得施展相比，丁文江在学界真正是得心应手。「学术界的政治家」用「他的大量，他的远见，他的广博知识，他的魄力，他的爱护青年」先后为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构筑了持续发展的基础。难怪有「用人雅量」的蔡元培在丁任职不足两年遽尔去世时痛心疾首，他在历数各项实绩后不禁感叹：「使再假以年，不知进步到何种状况。今丁先生撒手而去，本院岂不受一最大的打击么？」13
二 「少数人的责任」
丁文江与实际政治发生瓜葛，粗略可追溯到与梁启超的交往，但此种往还约限于「座主」与「门生」（丁师礼梁氏，而梁视丁为亦弟亦友）的私人层次，他对以梁为核心的研究系的活动并不热心，参与也较为有限，外界对丁乃研究系干将的观感实嫌证据不足。14
与梁启超等政坛健将们的交往，当然有可能促发丁文江问政的兴趣，1918年经陶孟和介绍与胡适结识顿成莫逆后更是加强了这一倾向。除此而外，丁文江在1920年代后积极议政的诱因尚部分来源于此前的专业工作经历所获得的体验。他在频繁的野外调查与学术行政的改进实践中，对政治之于各项事业的高度相关性有了亲切的体认。李济在一次与丁的谈话中就被明确告知：「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15科学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这样的行动主义者自然就有了努力问政的理由。
《努力周报》的发起是丁文江超越专家身份履行知识分子职责的显性开端。五四运动后，中国自由主义者开始结集，对于他们的早期活动，丁文江并未预闻其事，不过《努力周报》的创办丁氏确有首倡之功：「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16《努力》第二期推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是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小群体矢力于政治的纲领性文件，该主张宣示的改革进路，「第一步在于好人需有奋斗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以戮力促成「好人政府」目标的实现。
宣言发表后，引起了知识阶层的广泛关注，包括《努力周报》、北京《晨报》、《益世报》、上海《民国日报》以及《先驱》等各具背景的报章杂志发表了多篇回应之作，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好政府主义」的讨论。丁文江积极参与其间，并就有关观点往返辨析，使自身的立场得到了进一步的明晰澄清。〈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涵括了其在《我们的政治主张》基础上的进一步发皇思考，他在摧陷廓清间为知识阶层确立了一条「救火」兴邦的问政途径。简括言之，在丁文江看来，政治糜烂是凡百事业不可为之的主因，因此改良政治实为变革社会的首要之图，也是最易着手最易见效的环节；知识阶层应肩负起议政的责任，与此同时不忘加强自身修养，尤其应用科学的态度尽可能地研究政治的各相关层面，以作改良政治之依据。17
大纲经络已备，从而为翌年《少数人的责任》这一思想集大成之作的最终面世准备了条件。丁文江在这次面向燕京大学青年学生的讲演中直接将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归诸于「少数人」（「好人」）的袖手旁观，他认为遗传及境遇都有「相当遭际」的人理所当然的成为「社会的天然领袖」、「国家的中流砥柱」，自然应负起相应的责任；他相信只要这些「少数人」能够空其所傍咬定牙关，不再把政治视作军阀官僚的私物而能戮力合心积极问政，政局必将为之一变。18
丁文江之所以将政治改良寄托于「少数人」的奋袂而起，造因多端，除「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传统士大夫意态隐约作用、与个人「实干家」的秉性若合符节外，还建基于他对近代中国各权势集团的分析判断。近代式训练的匮乏几乎是他对所有权势集团的共同诊断。长久萦绕其心间的创办新式军官学校的愿望就是一个极具提示性的例子：军阀的割据称雄各逞其私是近代中国的祸乱之源，丁文江并未对一般时论随声附和，他在分析后认识到军人中虽不乏爱国志士，但受制于近代知识的缺乏，致使在事态之判断与应对时往往为盲动颟顸所夺，成为政治社会中的消极力量。所以创建一所「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将军人集团改造成责任心及能力兼备的建设性力量，相当长时期内在其心间跃跃欲动。1925年8月，他在与孙传芳杭州晤面谈及自己的「出山」设想时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愿望。19
职是之故，丁文江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只有极少部分人经过了足够的训练从而真正具备了参政问政的能力，国家不灭民族振兴的希望也只能暂时寄望于「少数人」的努力。
以《努力周报》的创刊为始点，丁文江之后较多涉足政事，在其长达十数年的与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姻缘中，他或通过向政府当轴建言或偶一出而从政的方式，构成了「少数人」思想在特定条件下的双重实践。
三 「乱世之饭桶」
《努力周报》批评时政的两年实践对现实政治的「低微」影响，让努力社同仁有「向壁」之叹，但丁文江并未气馁，继续对政治事务表现出积极的关注。1926年，更是在奉直争衡的大局中应孙传芳邀请赴上海躬行「好人」政治。丁履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虽不过半年，却为孙氏所累被时人及后世研究者诟病不已，甚至还影响到对其参政问政的总体性评断，因此对这一经历的梳理，似为认识丁文江所有政治活动的关键。
丁文江为孙传芳罗致实与江苏地方及旅外人士在军阀征逐政局动荡情势下，为救助地方免遭奉张蹂躏所行之「救援江苏运动」直接相关。1925年7、8月间，受其中主要奔走出力的陈陶遗和刘厚生委托，丁文江分驰岳州、杭州试图运动吴佩孚、孙传芳出兵反奉。孙早有反奉之心，自五卅运动以还就一直积极备战，因此应允于适当时机出兵。在此次面晤时，「他曾问在君，奉军赶出江苏之后，他自己肯不肯来帮帮他的忙」，丁文江在考虑后表示同意。
次年2月，丁文江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代表之一──另两人为胡适及王景春，再次南下上海与英国为应对五卅惨案后中英关系的新变化而派出的「卫灵敦中国访问团」进行磋商，正是在这次行程中他接受了孙传芳的邀请，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一职。不过丁开始对出就公职还是持谨慎态度，据胡适说，他首先就商于己与王景春，随后又向英方代表、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卫灵敦子爵（Viscount Willingdon）请教，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接受了孙的邀请。
5月3日，孙传芳由宁抵沪，次日自任淞沪督办，并公布督办公署组织大纲，以丁文江为总办。5日，孙在上海总商会招待沪上各界的茶会上发表演讲，对任命丁氏之事有所澄清，他说：
我找得来帮我忙的丁总办，不是我的私人，他本来是为英国庚款委员会的事来的，我相信他不肯谋自己的私利，相信他能实行我的政策，我才肯找他来，他赞成我的政策，他方始肯来。20
丁文江协助孙传芳的初旨，原为通过创建主持一所「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将军人集团改造成责任心及能力兼备的建设性力量；而孙看重的则是丁的行政专才，是以对其委诸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的重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设置的基本思路，孙传芳在多次讲话时均有涉及，从中可以看出，公署总办的主要使命不外有二：第一，捏合改良市政，为大上海的最终造成准备条件；第二，解决因毗邻租界而牵扯进的外交纠葛及相关事务。总体说来，「地位性质与市长相似」的丁文江任职虽暂，上述使命还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
然而，1926年后半年激烈动荡的内外环境，明显干扰了丁文江的施政方向，并最终为其这次出山从政匆匆划上了句号。
丁文江任职督办公署恰在五卅惨案发生一年之后，由五卅惨案引发的五卅运动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主义的民众运动，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工人阶级的广泛参与。工业发达洋人聚集的上海自然成为这一风暴的中心。丁莅任未久，工人罢工潮即因工作条件的恶化、米价腾贵致使生活维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愈演愈烈。局势的动荡使丁文江被动卷入了对罢工问题的处理。6月27日，上海总工会以「调停工潮不力」为由被查封，这项命令直接来自孙传芳，执行机关为公署辖下拥有相当自主权的上海警察局。共产党人对这一事件的「责任方」心知肚明，不过他们也认为丁负有不可推卸的连带责任。所以当丁文江往返穿梭于各相关部门力图「根本解决工潮」并有启封总工会之意时，共产党人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在他们看来丁所提出的限制米价高涨和改善工人待遇的方案根本是卑之无甚高论，「老早就是上海工人自己提出来的办法，只是官厅与资本家都拒绝不理」。
的确，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丁文江「根本」解决工潮的资源非常有限。撇开其他关联不论，仅就其与工人们的双方立场而言，各自悬的就相差玄远：「孙传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海』，我们（工人）要的是『革命的上海』」21。是年11月28日其致胡适的信函也提示我们，丁所谓「根本」解决工潮的方案无外乎通过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试图将工人运动纳入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之内。22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在20年代的中国只能是一种空想。事实上，随着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的顺利推展，国民党在上海等地扰乱孙氏后方策略的积极推行，孙传芳逐渐加强了对东南五省的专制统治且日渐倒向奉张集团，丁文江在局势变动中也被迫转向以厉行地方治安为职志，在一段时间内奉命查封了众多国民党在沪机关。
孙传芳日益加强与「胡子」合作的动向，引起了丁文江等人的强烈不安。据现有材料看，他至少在9月、11月先后两次与陈陶遗等往劝孙氏试图有所挽回，但后者的「啃窝窝头」认同令丁文江等人一再无功而返，在孙氏政权中任职的江苏人去意渐起。2312月15日，陈陶遗辞去江苏省长一职，遁而不见。长期对去留之事难以自决的丁文江这时也屡屡收到胡适、任鸿隽敦促抽身离去的电报、信函，友好们的姿态显然起到了作用，翌年1月，丁文江离开上海，结束了这段躬行「好人」政治的历史。
如前略及，丁文江此次从政的思想基础实为其心中扎根已久的对「好人政治」的企望。支持他在左支右绌的困境中默默为之的主因同样是「好人政治」的信念，他始终深信「好人」出山参与政事是政治清明社会改良的唯一进路。1926年11月底，局势已是极其困难，丁此时致函胡适：「我细读你的信，觉得你到了欧洲，的确是吃了一剂补药，心里异常的高兴。不肯frivolous（随俗浮沉），真可说是你的觉悟，我们处中国目前环境，真要立定了脚跟，咬紧了牙齿，认真做事，认真做人。」24虽为针对胡氏的思想变化立言，何尝不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夫子自道。
从丁氏任职期间事功的主要取向而言，其着眼点较集中于行政层面的改进，这实际上相当程度地体现了丁文江行政改革者而非政治家的特质，庶几近乎丁氏关于「我们这班人」只可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自谓。离职半年后，身居北京已无挂碍的丁文江似能平心静气地看待这场纠葛，他反省道：「当革命的时代，如我这种人实在不适用。我不大很会说谎话，而且疾恶过严，又好管闲事。行政方面，我自信颇有能力，在上海的试验，尤足以坚我自信，但是目前不是建设的时代，不妨留以有待」，「政治是危险的事，我固然不怕危险，但是我现在有许多心愿未了。」25丁之心愿如其所说，主要是回到书桌前清理前一阶段遗留下来的学术债务。
从上海黯然而退后，丁文江过了一段稍稍「远离」政治的生活，但在私人场合，与胡适众朋友的话题依然是不离政治。1931年8月，胡适应丁文江之邀赴秦皇岛消夏时，二人已觉察到日本的狼子野心必有一逞之日。下月，沈阳事变即告发生。
日本的蚕食鲸吞对胡适、丁文江等造成了很大的刺激，「总而言之，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日益深重的国难危机给这些感受最为锐敏、平日以「好人」自居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课题，该群体以何种方式参与救亡已是迫在眉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望向全社会贡献「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的《独立评论》应时而生。《独立评论》为国难时期丁文江的发言议政书生救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平台，以文章数量计算，该刊的作者群体中，丁是仅次于胡适的最活跃的撰稿人。
丁文江这一时期问政的相关议论覆盖了时局所有重要方面，并适成体系呈现出一个相对严密的整体。简括言之，即是以有效率的政体（后逐渐明晰凸显为「新式独裁制」）为核心，国共息争，在最为有利的时机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且运用一切可能力量以延缓并最终消除日益深重的国难危机。丁氏这些配合着时势逐渐彰显的政治、军事主张因只眼独具颇有乖违于时论之处，在得到一干学者遥相呼应的同时，却一直遭人非议。如在发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后，前努力社友人汤尔和写信给胡适直接讥其为「纸上谈兵」；26在对国难时期青年责任的冷静观察中，丁文江因主张只有回到书斋读书才有可能更有效率地达成救国目标的言论，也受到一些青年的严词指斥，认为现今学生运动的万马齐喑，丁等实在是难辞其咎应当「痛切自责」的。27
四 余论：出山要比在山清
1936年1月5日，正值盛年的丁文江在勘探途中因煤气中毒后救治失当于长沙去世，结束了其亦学亦政为人众说纷纭的一生。
平情而论，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因「才智出众」、「道德高超」，所行所思所想必然与「凡夫俗子」的兴趣取向形成对比。28「国家所待甚多」的丁文江在本业之外的「余暇」问政，贯注了自身关于国事的独立思考，1935年夏间他所作之讽竹诗，实为自身卓而不群独立无依精神的最好写照：29
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
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
根细善攒穴，腰柔惯鞠躬；
文人都爱此，声气想相同。
不过此种依靠自身的「独立」立场对现实政治所作的特定观察，在近代中国这样的乱世中实已不受欢迎，对于这种状况的造成，徐复观有一非常形象的总括，他说，相比于五四时期学者问政「有兵有将，即是有青年，有朋友」的情况，「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却有将无兵，即是有朋友而无青年。」丁文江努力问政时代恰值「有将无兵」，他的系列主张虽得到一干朋友的遥相呼应，但绝大多数的青年似已不感兴趣，并屡有微词。以此观照徐先生所谓「在真正的民主自由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的亲切体认，确为不刊之论。30
丁文江去世后，蔡元培、胡适在不同场合所作的评定最为知论，均一言勘破了其一生遇合穷通的根本所在。蔡元培说：「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希（稀）有的人物」；31胡适在回复周作人的信函里所见略同，也说：「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损失。此君治学之外，实有办事的干才，不像我们书生只能拿笔杆，不能做事」32。四年后，胡适在评点近代中国「受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时，将丁文江列为有资格入选的十三人之一，称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33这种转型时期的文化落差及超出于常的办事才具自然不允许他困坐书斋孤芳自赏，注定成就了他为时人及后世评说不已的诸项事功，但这一切丁文江早已释然于内。此引1935年12月丁文江瞻仰先师龙研仙先生墓当晚所作《麻姑桥晚眺》诗作以为本文之结：
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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