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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 12:25:18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刘鹏旋
我常常梦见花园桥下的那个家。两间老房子，既是我家度过那段风霜岁月的长篇叙事，也可以缩写为攀爬在母亲脸上的那几道深深的皱褶。每次梦中去抚摸那些尘封的往事，就像被翻搅了五脏六腑，常常会在怅然中流着泪醒来。
搬家
家从南坝桥搬到花园桥下，那是一九六四年的冬天。
房东上门催要房子越来越紧了。是他家小儿子等房子结婚，情理之中且理直气壮。那天他家老母亲竟以哭闹相逼，昏厥在我家堂前。母亲顿时揪心得无地自容，那模样，我至今难以释怀。那些天，母亲每晚拉上我去北街的张奶奶家。她家儿子是烈士，墓在公园的松林里，人们每年清明节都要去为他扫墓致哀。也许是烈属的缘故，张老爹在物资站当着主任。母亲每次去都会拢到大石桥水果摊上买几只苹果，或几只柿子，或一两斤老菱带上。进门便说，给孙子解解馋的。见母亲来了，张奶奶乐呵着喊孙子的名字，张老爹便会从里屋出来与母亲说话。母亲进门时是笑着的，说着嗓子里就有了哭音，眼泪霍地就下来了。那天我们在张奶奶家等到很晚，张老爹一进门对母亲说：“开会说好了，花园桥下卖煤的两间屋给你家住，破天荒了，**就去办个手续。”母亲一激动，笑了，笑得泪如泉涌：老爹，你是大恩人，这下有救了……
这是我家的第六次搬迁。父母结婚时，租了罗家巷北头曹家的二层小楼，开了夫妻瓷器店。那年遭遇金元券风波瓷器店倒闭，家搬到了十桥路御史府前的临街老屋，父亲在**摆起修理钢笔拉链电筒的小摊养家。父亲进供销社那年，十桥路拆迁修路，家迁至布巷老虎灶对门的街坊小屋，一年后就住进对面成家大院的旧式厢屋。这年我刚上幼儿园，有了最初的家的记忆：一间破屋，一盏油灯，一只黑乎乎的亨飨锅，一张全家共眠的板床。父亲常住宿在供销社仓库，那板床除略沾床沿的母亲外，头尾相插睡了兄弟四个。最初记住家的艰难，是那回家里没有了柴草，母亲心里一急，折断两根竹筷燃旺了奄奄一息的炉火。这件事就像是用刀刻在我心灵深处。幼儿园还没上完，家就搬去大码头石灰行隔壁的老房子。也许只有一两年，又遭拆迁，家搬到了南坝桥之北，租了夏家的两间老店屋。在这之前的搬家，我还不能体会寄人篱下又遭遇驱赶的那种况味：房东眼里，你家赖着不走；别人看来，你家无处安生；父母心里，如受胯下之辱。
与以往搬家一样，母亲依然选择在夜里。母亲出嫁时，外婆家陪了满堂的嫁妆，不菲的金银，母亲临上轿还含泪撒娇，让外婆再陪上五十大洋方肯上轿。十年光阴，家里竟卖得一贫如洗。母亲告诉我，住罗家巷卖掉那雕花大床是在深夜，关闭瓷器店搬出罗家巷是在暮夜。母亲说：夜里才不露穷相，心里会看见亮光。记得是借了父亲单位的那辆钢架拖车，一家人七手八脚，简简陋陋的家当几个来回就搬完了。全是母亲定的规矩：锅子马桶最先进宅，搁床先搁父母的那张；不可说搬完了，要说搬好了；安置妥当一家人吃糕粽团圆，次日第一顿午饭家里开了荤，叫做新锅新灶，肥肉跳跳。
花园桥下的那个家，两间五架梁老屋，窝着一家六口。父亲毕竟是仓库老保管，将简陋的一个家布置得井井有条：横向一前一后两片芦席隔墙，侧向置一扇房门，隔开卧室、厅堂、厨房三个区域，一只大灶、一张方桌、三张搁床是家当的主体，加上大大小小的台凳杂箱、缸坛杂罐，不大的一个空间济济一堂，局促得家人走动总是相互谦让着捧屁股转弯。吃糕粽团圆时，母亲对我们说：“窄发，则发。亨飨锅改了大灶，两张床分开了三张，不就是你们一个个衣裳嫌小了，不要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吆。”这年我十四岁，恰好是当年父亲孤身从宜兴老家来黄桥谋生的年龄，开始明白母亲讲的一些道理：搬了家，母亲如同跨过了一道槛，说家里的床变多了，儿子的衣裳变短了，让她看到了一个家的未来。
第二天一早，母亲照常**去摆烟摊。出家门的那一刻，母亲顺手拨一拨额前的刘海，抖一抖精神，一脚投进了凛凛的寒风。
做馒头
在父母身边的日子，那过年的滋味，让你回味一辈子。
孩提时候总是盼着过年。在举国一穷二白的那个年代，馒头、红烧肉、新衣裳对一个孩子的诱惑，如同久旱盼雨，隆冬盼春。进了腊月心就切切盼望着。晨起，头桩事去掀那挂在墙上的日历，入夜，钻进被窝就掰着指头算计时日……一直会盼到三十夜，喜欢坐锅**烧火，眼睛盯着锅里的红烧肉垂涎三尺，心里说一声：过年了。
家住花园桥下过第一个年，这才滋出了年味。说来简单，盼过年是盼得心切，忙过年才忙出滋味。这年冬天，母亲烟摊的生意出人意料地旺着，却又让她犯起了胃病，每天还是振作精神早出晚归去摆烟摊，回到家就往胃子里灌中药。喝那头号大碗齐口一碗的苦药，一点不皱眉头，喝完自言自语说一句：菩萨保佑，一冬天的生意最要紧的。不知是苦药管用，还是祷告灵验，一进腊月母亲的胃病便好起来了。那晚吃过腊八粥，母亲说：“订了在双圈门烧饼店做馒头，腊月半调酵，十六做，**起家里忙过年了。”遂拿出一块蓝卡叽布料，朝着我和凯哥一亮相：“你们，新衣裳的布先买啦。”我俩的目光一对视抿嘴一笑，各自心里明了：母亲让你做事做得心悦诚服。春哥在县城读书，德弟还小，父亲只管单位的事，舍我俩其谁？其实我俩都已到了走出孩提的年龄，是应该帮抱病操劳的母亲担当点家事了。
忙过年与平日做家务不同，心里勃然来了情绪，俨然是迎接幸福的降临。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馒头馅儿多少年不变的干咸菜、萝卜丝、豆沙糖。凯哥刀工见长，切咸菜的活儿当然是他。那年头，家里的咸菜要腌上两三担（一担百斤）的，一冬天桌上的菜肴它是主角。做馒头馅的咸菜是晒干了的，干咸菜香呢，但切起来费力费时。别看凯哥的脾性粗犷急躁，切起咸菜来却细心柔韧。那咸菜在田里鲜活着时，一支支雪白的长梗像女模特的纤纤长腿，腌过晒干后像维吾尔族姑娘的细细长辫。凯哥偏要将每支长梗撕开几支，然后梳理成束，齐整整的往刀板上一按，那刀刃贴着手指起落，不紧不慢的节奏，切成米粒大小且粒粒如样。连续几日，凯哥傍晚去河下磨刀，晚饭刚完那刀起刀落的“笃笃”声一直会响到午夜。大功告成那刻，母亲一句“二犟头做事就是漂亮”给了褒奖。
相比之下，母亲叫我做的纯粹力气活儿。刨萝卜丝如同在搓衣板上洗衣，一式一样的简单。满满一大提篮大红袍萝卜，下河洗去泥土，让你惊艳：圆鼓鼓的身子，活鲜鲜的玫瑰艳红，上佩绿缨头，下垂细长尾，像一只只喜庆的灯笼，连削去头尾都让你有点于心不忍。我在**依墙搁起大盆，将一方铜刨斜搁盆中，抓起萝卜在齐排排的刨眼上来回推刨，泻下白嫩嫩的条丝，弥散着微甜的清香。竟然经不住诱惑，不时地抓几根送到嘴里嚼嚼，咽下满嘴的香甜脆嫩。不过，时而回出来的味儿有点不讨人喜欢。刚开始上手刨时，有点雄心勃勃，一手抓一只大红袍双管齐下，渐渐地便觉手臂乏力，遂改为双手合一，还是刨得大汗淋漓，满头热气像出笼的馒头。萝卜丝刨了一大盆，抓把盐搅和拌匀腌上个把时辰，去河下淘洗干净，随之上岸压榨。架两张长凳面面相合拴住一端，萝卜丝用蒲包裹包夹于其间，人坐于另一端使劲往下压，后来索性站上去颠晃沉压，有点像跷跷板那样的好玩。照母亲说的，萝卜丝用手一捏，不湿手就算好了。到家时母亲已收摊回来，满以为也会褒奖一句，听来的却是“一锅的红小豆煮烂了，可以洗了。”洗豆沙倒是简单，大盆里盛水，放一只四方竹篮，舀进烂糊糊的小豆用手捏洗，滤下豆沙，留住皮壳。豆沙水灌进布袋，双手挤绞脱水，水哗哗地从布袋里流出。本想一鼓作气、一蹴而就，便咬着牙屏住气使着劲儿。水渐止了，布袋依然软绵绵湿浸浸的。看着发愣，母亲一旁笑了“心太大了，装一半足矣”。这一点拨果然事半功倍，很快就完事了。于是默默地在心里提醒自己：以后做事用脑子吆。
拌馒头馅儿是大事情，当然是母亲亲自上锅。那天下午，凯哥刚切完肉丁、姜米、大蒜，母亲就早早地收摊到了家，立马叫我燃起灶火，说了句口彩：先熬豆沙糖吧，甜甜蜜蜜，红红火火的。遂去里屋拿出那只五彩粉碟，一掀开盖，甜香就悠然而出。是中秋节前母亲让我去花园桥外李家大院采的金桂，用白糖已腌了一季，糖溶化得晶莹剔透，桂花浸泡在冰清玉洁之中，艳得耀眼。倒入锅中，与豆沙、白糖、姜汁、脂油一搅和，芬芳扑鼻，甜香醉人。家里满屋子热气腾腾的，那豆沙糖的香，萝卜丝的香，干咸菜的香飘了一个晚上。
做馒头了。母亲特意带了几包飞马牌香烟。调酵时塞给师傅一包。母亲说，这就是拜托了：酵水不会掺水，揣酵会比人家多揣几拳，多一拳多一只馒头的；酵面上案台时撂上两包。母亲说，这样师傅们手上就有数了：酵面会摘得不大不小，馅儿会包得不多不少，到最后酵面馅儿各自正好；馒头上笼时烧火的师傅给一包。母亲说，这很要紧的：笼上了锅，火要硬，气要顶，火候不能欠又不能过，欠了馒头塌顶，过了馒头破面。做馒头那场景够热闹的，一家人跟着忙得热火朝天，还记得馒头顶上那一点红英是春哥点的。
馒头做到家的当晚，母亲领着我和凯哥走进赵意兴饭店对面的那条小巷，去曹裁缝家为我俩量裁过年的衣裳。凯哥朝我使了个鬼脸，悄悄地与我私语“早该来做的。你不懂，这是母亲的方法——分两次，调动积极性。”母亲在前几步远呢，一定是隐隐听见了，笑道：今年生意好，你俩三十夜的押岁钱水涨船高。凯哥伸了伸舌头，笑眯了眼，活灵活现就像他那绰号——野猫儿。
年味儿
做了馒头，忙过年的事才算起了个头。母亲一句“不问有钱没钱，洗洗干净过年”，让我和凯哥忙得不亦乐乎。我俩一合计，先忙大扫除：房顶全面掸尘，梁柱纵横擦洗，橱柜遍体清洗，桌凳搬出冲洗，坛罐下河泡洗。家里洗了个翻天覆地，白天还是一片狼藉，傍晚已是一派清爽。晚饭过后，母亲笑着说“菩萨没得话说，让穷人洗洗干净过年，刚才广播里报了——”凯哥立马接茬“明后天都是好天，动手洗铺盖。”事还没做，先让他抢了头功。次日我俩起了大早，拆下被褥，卸了蚊帐。凯哥在**搁起大盆，挽起袖大把大把地搓洗，我去河边抡起浣杖一件一件地汰洗，路边一排排地挂起如旌旗招展。时而听见有路人称道：刘家两个“大脚婆娘”，还比女儿家顶用呢。听得有点腼腆又有点乐呵。傍晚时刻，凯哥攀上忙下地挂起蚊帐，我则欠着身子缝着被子。依照母亲说的：摊平再摆正，招边一样宽，针脚三四寸，中间行两道，叠起方正正。
过了廿四夜，年味儿日渐浓烈起来。炒花生是我的拿手活儿。出了锅的花生母亲竟没看出是炒过的，随手拿起一颗，剥开乳白的壳，碾去殷红的衣，嫩黄的仁扔到嘴里，嚼出满口的香。那眉宇间透出的一丝笑意，立马在我心里升腾为自傲的情绪。恰巧，卖肉的三舅送来一小方篮的干蹄筋，又让我好戏连台：那干硬枯瘪又透明的蹄筋，下到锅里一经温油泡、烫油焐、滚油炸，膨胀成白嫩嫩油光光胀鼓鼓的满一提篮。这是三舅教给我的绝活，三年前就有人家请我去炸婚宴上的蹄筋了，脚下垫着小凳上的锅台。想想心里暗暗自喜：还是有一技之长的好，围着暖暖的锅台沾着香气，凯哥则是去冰冻的河边清洗肚肺大肠，冻得鼻涕淋淋。
忙过年心情痛快莫过于大年三十，一家人全在家里，满屋子的热热闹闹。母亲执掌锅台，忙着一年之中最为丰盛的晚餐。那勺中投下的油盐糖醋，一定是溶进了父母一年的酸甜苦辣，锅中的鱼肉才那样地香气弥漫。凯哥跟在母亲身边，既是白案又当火头军，锅上锅下地忙乎。如今他烧菜的那般手艺，恰恰得益于在母亲身边的耳濡目染。我则随时听候母亲的使唤：**跑腿的事，下河淘洗的事，接接拿拿的事，杂事总揽。父亲什么事也插不上手，便拆下母亲的那只水烟筒，拿铁耙子掏尽烟垢，用碱水清水渐次冲洗，剪一块旧布擦拭得照见人影。母亲悄悄泡上一杯炒青绿茶。那悄然间父母的对视一笑，让我在似懂非懂之间感觉到了彼此的心照不宣。春哥忙于用正草隶篆书就四幅条屏，全是咏春的唐诗，再用纱头沾色滚的花边，裱糊于堂前的芦席墙上，撑足了一个寒酸之家的门面。午饭过后，母亲对春哥说：今年开始，你爹写对联的事交给你了。其实母亲这是投其所好。春哥在裁纸倒墨的片刻之间已是成竹在胸，随之一挥而就：满河春潮，一路阳光。窗外是河，**是路，这是家住花园桥下的一道实景，春哥笔下这一诗化，恰恰是父母期盼看到的家的风景。母亲笑了，笑眼里盈满泪光。
吃过年夜饭就是过年了。母亲在我的枕边早已叠好了新衣新裤新袜，上面一只压岁钱的小红包，让我兴奋得夜不能寐，清晰地听着父母守岁时的谈话，远远近近鞭炮声不绝于耳，在朦朦胧胧的睡意里盼着早点天亮。
花园桥下的那个家，在母亲充满期盼的泪光中，一晃度过了十五个春节。一样的是我和凯哥主打忙过年，而父母却是收获着不一样的喜乐，数落着不一样的忧愁。
那年秋天春哥下放插队，腊月里去当的兵。三十夜那对联是父亲写的，倒是记不清内容了，也说不上是何种字体，拙拙的笔锋里透着刚劲。母亲看着，忧伤的眼神里盈着泪光，若有所思地说：我还是喜欢春儿写的“满河春潮，一路阳光”，他这一去但愿能有一路阳光。一家人都在母亲的情绪里过了一个没有欢声笑语的年。
那年春哥结婚是在腊月。小凤嫂子一进刘家门就和我们一起忙过年，其实馒头一样做的，年货一样置的，一切与以往没有多少差别，那浓烈的年味儿却让小凤嫂子至今念念不忘：在花园桥下家里过年那才叫过年呢！
不眠之夜
家搬离花园桥下，是在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搬家时，我在无意之中翻到了春哥当兵四年写给家里的一百多封书信，浏览了一遍，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信中反复出现过的一句话：“父母亲为儿子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我不知道哥当年对父母的那些不眠之夜能知多少？而今我已做了爷爷，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之后，方才悟出什么叫“不眠之夜”，还清晰地记得兄弟几个走出童年到长大成人的那段时光，是从父母的不眠之夜里走过来的。
那年“文革”席卷而来，所有的人都不知所然。那天凯哥去上夜自修很晚没有回家。午夜前母亲连去问了几个同学才知了一二：放学前，班主任老师跑到班上亢奋着说：“文化大**开始了，要**的跟我走。”就三个同学跟着走的，从致富桥外的民中去了直来桥下的黄中。凯哥后来告诉我，自己什么不懂，被老师一蛊惑有点热血沸腾，费了一夜的脑子，写了首打油诗：“邓拓吴晗廖沫沙，个个披着马列装，打着红旗反红旗，支支毒箭射向党。手持毛选心眼亮，男女老少讨黑帮，斩妖除魔驱豺狼，颗颗红心向着党。”母亲回到家时，满街的灯已熄了，拉上我走进一片漆黑，去找凯哥。走到大码头石灰行**，母亲踩着一条蛇，那蛇惊慌之中缠上母亲的腿。母亲惊天一叫，蛇被吓跑了，人也魂飞了。直到找回凯哥，母亲还是惊魂未定，喋喋不休地跟父亲说了一夜的话。母亲问父亲：石灰行就在外婆家前面，蛇缠了腿，会不会是外婆送的信，提醒我们让儿子处处小心着点？一连几天，母亲都没让凯哥去学校，脸上满是愁云。
那天我被叫醒时天才蒙蒙亮，一看那双眼睛便知母亲又是彻夜未眠。母亲压低着声音说：“昨晚听说泰中的学生在闹绝食斗争，无论如何去把春儿拽回来，无论如何……”母亲叮嘱再三才让我出了家门。一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母亲的“无论如何”，像背负着重任跑了近五个小时到了县城，在学校操场的人群中找到春哥。回来是用母亲临行前塞给我的一块钱买的车票，那是我头一回坐汽车，尝了一回凯旋而归的滋味。春哥到家即去花园桥外上厕所，一阵天旋地转晕倒在厕所**。我和父亲赶去将他搀扶回来时，春哥已是一脸的纸色。母亲悄然涕下“啧啧啧，我猜得不错，那蛇缠腿一定是外婆捎信给我的……”
最让母亲揪心的，是兄弟几个一起辍学在家。“三忠于”浪潮涌动的那时，春哥领着我和凯哥去为居委会写墙头红标语，画领袖人物的木刻画像，全是他画轮廓我俩填色。竟然，春哥被父亲单位请去画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母亲耳朵里灌了不少的恭维话时露出点浅浅的笑容，却说：“淡笑恰如哭，会这个有什用，不抵寒气。”那段日子，母亲白天**去摆烟摊，回到家就守着那只半导体收音机。听中央台的新闻，少不了发点感叹、作些点评，她坚信：老人家发动这场运动一定是胸有成竹，能收这个场的。忽然有一天，收音机播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母亲一下子愣了，脱口一句：“磨第一把刀就磨钝了，怎么得了……”直到春哥下乡插队那天，父母每晚相对坐着抽烟叹气，满屋子的愁云密布。春哥插队去了三里乡的芦沟头。没有人会信，父母每晚跑去乡下看望儿子，即使儿子已经睡了，看上一眼就回来。母亲说，看一眼儿子回来才睡得着觉。其实，父母每次回到家已是很晚，常常是抽烟叹气坐到天明。我曾一次次地掂量，这是一种深度至爱？抑或简单成一种放心不下？全然不是。父母是在重复着一种心灵的传递，希望春哥的心灵受到感应，孵化成一种人生的抱负。
不久，春哥在《江苏工人报》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芦沟一月》。我看见了，母亲的脸上露了一回久违的笑。这年冬天，春哥被县文化馆调去搞春节文娱创作。时值征兵，接兵部队选招文化兵，是鞠馆长力举，春哥于插队的第七十二天穿上了军装，去了崇明岛。送别那天，母亲泪水盈盈为春哥整一整衣领：“好人当兵，好铁打钉，干出个人样回来！”送走春哥，母亲又开始了愁思绵绵，天天问父亲：儿子去的那个岛，是荒岛还是孤岛？海有多远岛有多大？海上的风就是台风吗？海水就是盐水吗……父亲答不上来了，就让父亲写成一封封的家书；心里想得憋不住了，春节一过就去了部队，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的轮船。母亲没见过海的世面，看着那水连天天连水汪洋一片，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一直哭到上岸。母亲回到家脸上刚有了点笑容，收音机里突然报道珍宝岛事件，不断有双方打死打伤的消息，又让她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稍稍平息，部队派人来了。明里是为春哥入党搞政审，实是来查证人民来信——春哥是否是“5·16”怀疑对象。直至春哥以士兵身份退伍，尘埃都未落定。退伍前部队首长告诉春哥：若是入了党，军区创作组，警备区政治处等着调你。春哥当兵那四年，没让母亲看到他的一路阳光，那些坎坷曲折，全都成了母亲不眠之夜里的绵绵愁思，刻进了母亲额上的那几道皱褶。
春哥当兵的第二年，我初中毕业，正好赶上“文革”后的第一批招工。是进国营厂。整个班级只有少数几个家在农村的同学别无选择地继续上了高中。那时候，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都成了农民，能进厂当工人，对所有的人都是件非常了不得的大事。那天班主任老师告诉母亲，我已被推荐，上面来人专门查了四舅因投机倒把被劳教的事，政审关可能难过。母亲早早地收摊到了家，一脸的凝重，又有点惊慌的样子，焦急地等到父亲回来，两人说了一夜的话。一大早，母亲乘头班车去了县里的招工办公室，一哭一诉地论起理来：请领导们评评，哥哥既然能去当兵保卫祖国，弟弟为何不能进厂当工人，难道“光荣人家”就是一张红纸……那一连**多天，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哭诉着。也许是因天寒地冷、忧愁怨愤又心累肚空，母亲犯起胃病，吐着满腹的苦水。直到招工办公室宣布停止办公的那天傍晚，母亲才愤然离开，上了末班汽车。刚下车，招工办公室每次倒水给母亲喝的那个陆阿姨，竟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拉住母亲的手说：“鹏旋的通知书送来了，是最后一个名额。”她是追母亲一直追到车站，挤进车门车就开了，一直追到了黄桥。不知道那一刻母亲是怎样地激动，怎样地感激陆阿姨的。我看见通知书的第一眼，上面印着母亲的一汪泪痕，让我直到如今，人生的每一刻都不敢懈怠！那一晚，我头一回和父母共度了一个不眠之夜。夜里我问自己：在一个最能攒钱养家的旺季，母亲丢下烟摊，去为儿子的前途奔波哭诉，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度和定力？后来我从一位书法家作品的题跋中找到了答案，题曰：每临大事有静气，乃从容淡定之哲理也。
因为我进了国营企业，凯哥只能进了镇上的机械厂。不是母亲偏心，是我愧歉凯哥。德弟没有我们幸运，不久下放去了县里的果园场。
一九七九年，县里拓宽改造老龙河，花园桥下的那个家遭遇拆迁。这年，春哥创作了歌剧《月儿何时圆》，凯哥获得了全国“五小”发明奖，我被调到团县委当了秘书，德弟从果园场上调顶替了父亲的工作。这让父母在家的风景里看到了“满河春潮，一路阳光”。就在这年，如同飞鸟各自投林，我们离开了父母身边。我跟父母打趣说：谁让我们的名字里有个“鹏”字的，大鹏的意义就在于飞翔！
花园桥下的那个家，不是在我的梦里，而是在我的生命里。我宁愿每天做梦，天天流着泪醒来。
（题头 陈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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