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先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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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民国学界领袖之一。1887年4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米巷。1936年1月5日在湘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时因煤气中毒逝世。为了表达对先生的怀念和哀思，特此刊载2023年宋广波先生在丁文江故居授牌“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人科普教育基地”仪式上的演讲稿，以此作为先生诞辰137周年的纪念。　

丁文江先生的影响力

宋广波

一

　　丁文江先生是中国地质学和中国地质事业最重要的创始人。110年前的1913年，丁文江创办了地质调查所，这是中国最早的地质调查机构，也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机关。格于人才缺乏，丁文江又创办专门培养地质调查人才的地质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开我国成功创办地质教育之先河，其办学经验，被很好地传承于不同时期的中国地质教育部门。
　　作为地质调查所的创办人，丁文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使之成为中国地质学得以持久、合理发展的重心，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有成绩的科学研究机关。
　　科学研究重在实践，地质科学尤然。作为中国人做野外工作的第一人，丁文江格外重视野外调查和动手能力，他不仅以身作则，万里长征，并严格地将其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传之于他的团队。经数年努力，丁文江用事实驳斥了外国人说中国人不擅长野外工作的偏见。
　　在地质调查所，研究的空气是浓厚的，研究的标准是可靠而又严格的。丁文江对学术著述要求极为严格，绝不轻易发表地质报告。他认为学术著作应该“精且备”，最恨“割裂抄袭以成书，标窃一时之声誉”。同时，为谋长久发展，丁文江等也大量猬集图书并建立地质图书馆，购置仪器完善实验室，充实地质博物馆，印行专门刊物《地质汇报》《地质专报》，充分利用外国科学家来华工作，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等。这些工作均系地质学发展、进步之必要条件。
　　这里，以地质图书馆为例来略作说明。地质调查所的藏书，主要得之于三途：征调、购置、交换。1913年2月3日，丁文江曾代工商总长草拟公函，向各省民政长征调地学图书（以方志为主）。次年，因野外调查增多，丁又代农商总长草拟致税务督办、交通部、参谋本部、京师大学、北洋大学、京师图书馆、中国驻俄公使等公函，征集地图。由此，方志、地图收藏成为地质图书馆的一大特色。而购置地学书刊，更可显现初创者之苦心孤诣。当时从国外购书的办法是：凡美国出版之书，由留美人员叶良辅购置；欧洲出版之书，委托瑞典中央博物馆股长哈勒博士经理，并请周赞衡、朱家骅襄助；但因这类书籍和旧出期刊、杂志因系出版多年，原机关已无存本，须向旧书店搜购，或须嘱托专家辗转访觅，方能获得。1919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考察期间，曾广泛搜求、购置各种地学图书；回国后，即开始筹划兴建地质图书馆。经过募捐、设计等繁琐工作，该图书馆于1921年落成。
　　丁文江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募集近4万元之巨款，也与他数年来的广种善因分不开。当时捐款的，主要是矿业界企业家。其所以愿意慷慨解囊，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经营过程中，经常得到地质调查所的无偿帮助：不论是测量矿区图，或是地质图，化验矿质，决定打钻地点，只要是真正办矿的人，地质调查所都尽其所能给予帮助，个人与机关都不受任何的酬报。
　　中国的几代地质人都承认：中国地质学辉煌成就的取得，与这座藏品丰富、管理完善的专业图书馆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丁文江创办地质调查所之种种步骤，与此说相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只有这样，地质调查所才成为坚实的地质科学研究中心。
　　1922年，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丁在成立会上演讲称：本会将为我们从事的科学的原理和问题，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的机会。而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中，则必须集中精力于经常性的工作上，因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本会还为我国各地的科学家定期召开大会，这样的交流和交换意见必然有益于所有的与会者，从而在我国的科学生活中形成一个推进的因素。
　　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标志着地质学走上体制化发展的道路。地质学的成功，直接催生了几门相关科学：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地图学、以及对地震、石油、土壤的研究。这几门科学的进步，均与丁文江先生有密切关系。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关系最近，因为地质学家要判定地层，对古生物化石的认定至关重要。上世纪初，中国无古生物学家，丁文江在西南地区采集的化石不得不送到国外去鉴定。地质研究所缺乏古生物学教授，丁文江就勉为其难地亲自授课。有鉴于此，丁文江派门人周赞衡到瑞典学习古植物学，并设法邀请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在英国获地质学硕士的李四光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同时在地质调查所兼职），后来的中国古生物学人才多出自葛、李二人门下。他还在地质调查所创办《中国古生物志》，使之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刊物。所有这些，使古生物学在不数年之内就发展成一门成熟学科。
　　在20世纪中国科学史上，有一件轰动全世界的科学发现，那就是1929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而丁文江是主持这项工作的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持人，他曾多次带学生来这里实习。
　　可以这样说：地质学是中国科学中的“母科学”。在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丁文江所为，均系“绝活”，非他人能做到。
　　与丁文江一同创业的章鸿钊说：“……回想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时候，便不得不推丁先生为第一人了。”翁文灏则说：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界中第一个猎人”。友人葛利普说：“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画其发展之途径，丁文江博士实具最大之功绩”。学生辈的杨钟健说：“推动中国的地质学最力的”，是“丁文江先生”。“奋斗的精神，合作的态度，眼光的远大，领导的成功”，这是黄汲清对丁文江等先驱的评价。在艰辛的初创时期，丁文江只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而绝无竟尚私心，阿私朋好。丁曾这样评论他的同事：“……而卒能稍有成绩者，鼓吹有张君轶欧，教育有章君鸿钊，组织有翁君文灏”——不邀功、不掠美如此。因此，丁文江留给我们在人格方面的精神财富，同他在地质科学方面的贡献，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二

　　中国地质科学史的第一页，即是中国科学史的第一页。近代文化乃科学文化，如何推进中国科学化，科学传播的作用至为重要。
　　下面，略述丁文江对科学传播的贡献。首先，丁文江的科学工作对工业化的推动，是最好的传播。其次，丁文江的实际宣传科学工作，也在科学史上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传播的阵地有二：一为1915年在美国创刊的《科学》，一为同年在上海创刊之《青年》。前者的主体是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后者则是以陈独秀、胡适为领袖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和文艺群星们。《科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播科学新知，该杂志聚拢了一批接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留学生，包括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金帮正、邹秉文、郑宗海、黄昌谷等。他们在《科学》上广泛、深入地阐释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极好地承担起宣传严格意义的科学思想的任务。只是，这个留学生刊物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与《科学》同时的《新青年》高举“赛先生”大旗，对树立科学的权威地位功不可没。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从来没有像《科学》那样认真的讨论过“科学”是什么，所以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者们在充分研究了“赛先生”之后，常不约而同的得出结论：新文化运动派笔下的科学只是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上。有的研究者则指出：“赛先生”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而是人们针对中国的社会状况，选择一些现代科学中的元素，重新加以阐释，用来批判传统思想，并以此来建构新的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但是，异常吊诡的是，当时国人心目中“科学”，却主要是来自于《新青年》，而不是《科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第二，国人尚未见到科学所带来的好处，对其意义和价值尚未能切身感受到，因而尽管有科学社诸君子大力宣传，难免显得空洞，难以产生共鸣。
　　丁文江并没有参与《科学》《新青年》的科学宣传工作，其时，他正全力地从事着开创中国地质事业的工作。丁文江是先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并在从事的学科打开局面后，再宣传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而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的科学家群体，是先做宣传的工作，后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丁氏从事科学宣传工作，最有影响者，是他挑起并以主将的身份参与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是中国科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已为众所公认。简单列举丁文江在论战中的主要观点：科学的基本活动就是分类；科学方法是科学的本质特征（既然视科学方法为科学的本质特征，丁文江反对将科学强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他认为科学是整个的）；科学方法是万能的（丁文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科学方法万能论者）；科学也是一种精神，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科学，是活的，是不朽的；科学是超越国界的。
　　总之，这是最大规模的一场科学思想传播运动。它的实际影响，远远超越了之前的《科学》、《新青年》所做的工作。自此以后，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深透，科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主要原因：一是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阵营，既包括当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如任鸿隽，新文化运动派的胡适，还有当时中国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丁文江、章鸿钊、王星拱、唐钺等人，这些本来在宣传科学时互不连属的人来了一个大集结。二是丁文江参与论战时，以他为代表开创的中国地质学的成绩，不仅得到国人的认可，也取得了国际上的声誉，人们已经看到科学带来的好处与实惠，这可以从地质图书馆得到巨额捐款得以证实。由此，科学的威信开始在国人心中逐步加强。三是这次科学宣传活动，是通过“论战”的方式进行的，彼此观点针锋相对，孰优孰劣，观众自然容易做出判断。
　　科学派的大获全胜，不仅最大限度的宣传了科学思想，而且摧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怀疑科学的思潮。因为，在一战后反思科学的大潮流下，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的思想是会重创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化运动的。这时，丁文江振臂一呼，起而论战，带领一班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哲学家向张君劢发起全面反击，进一步阐释西方科学的基本含义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实在是中国科学运动的大胜利，值得研究科学史、科学思想史的人大书特书的。所以，丁文江挑起“科玄论战”，其功绩，绝不亚于开创中国地质事业。

三

　　丁文江学成归国后，即投身中国科学化运动：无论是创办地质调查所，发起“科玄论战”，还是担任北大地质系研究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直至最后为国家、为科学殉职，可以说，丁氏一生之事功，是与中国的科学事业分不开的。

图：民国时期丁文江墓地墓碑（李学通研究员提供）

　　1910年末，成立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移到国内，却因经费等问题，几乎难以为继。危难之际，丁文江不止一次出任社长，从经费、科学规划等方面扎实做起，使这个全国性社团获得新生。
　　1934年，丁文江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不仅把这个国家最高科学机关建立在长久、合理的发展基础上，而且以科学的态度、高远的眼光布勒、规划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其贡献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早已彪炳史册。要之，在丁文江身上，恰到好处的汇集了“科学研究的先行者”、“科学思想的传播者”、“科学事业的组织者”等多重角色，是当之无愧的民国科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

四

　　国家有关部委公布的科学家精神包括：科学家精神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我们将这些精神对照丁文江在中国科学史上所做作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丁文江是这些精神的创立者、践行者之一。这些精神是包括丁文江在内的中国科学人共同创立者。我时常这样想：我们实在需要一个新时代的丁文江了。诚挚希望泰兴籍学子能受丁文江鼓舞，成为践行科学家精神的一代新人。（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图：黄桥丁家花园

       来源：泰兴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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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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