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家国情怀（作者：仲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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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挺的西装，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抽着雪茄。——胡适称丁文江是“欧化最深的中国人”，经过9年的西方教育，实用主义和社会进化论已经成为丁文江世界观的主要部分。其实，在丁文江先生15岁出国留学之前，早已接受了10年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观念，始终被丁文江先生奉为行动指南，并赋予具体的含义。
　　一、平天下—— “努力”问政的“好人”
　　丁文江怀着“少数人的责任”，对国事“尤宏抱志愿”，他对公共事务、现实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主张“好人政府”，他常对朋友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努力。”
　　1、创办《努力周报》
　　丁文江怀着一颗“中国人”的责任心，以研究、讨论、批评、改良政治为目的，与胡适等一起发起成立了“努力社”，并创办《努力周报》作为阵地，迈出了他“干”政治的第一步。他特别钦佩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常常以“宗淹”为笔名，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少数人的责任》、《民国军事近记》等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
　　2、“科玄”论战
　　在《努力周报》创办过程中，发生了一场空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大论战，名为“科学与玄学”之争。丁文江作为科学派的主将，高举科学主义大旗，痛斥张君劢为“玄学鬼”，提出了“科学人生观”的概念，为自己赢得了“中国的赫胥黎”的美誉。这场大论战，很快扩展到整个思想界，引起众多知名学者参加，得到社会广泛关注。思想界的领袖梁启超、胡适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而丁文江的名字之所以出现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则主要是因为他在这场思想论战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科学与玄学”论战持续了约一年多时间，它使丁文江本人的名声，远远超出了地质学界，成为海内外知识界人人知晓的公共性人物。
　　3、创办《独立评论》
　　“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深重。丁文江和胡适等人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胡适语），于1932年5月22日创办了《独立评论》。借助这个平台，丁文江等研究中国当时的问题，痛斥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提出抗日救国的策略和方法，观察、研讨苏俄社会变革的现状和优劣，关注和同情中国平民的生活，呼吁社会帮助改善穷苦百姓的生活现状。至1937年7月25日终刊，《独立评论》共出版244期。丁文江在其上先后发表了文章64篇，时论24篇，《漫游散记》21篇，《苏俄旅行记》19篇，堪称《独立评论》的重要柱石。
　　二、治国——“出山要比在山清”
　　丁文江先生不光谈政治，而且一心要“出山”努力干政治，他自认为“出山要比在山清”，自信自己是“治世之能臣”。他的“治世”才能主要表现在他做过煤矿公司的总经理、淞沪督办公署总办、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等，均做出过影响深远的实绩。傅斯年评价“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
　　1、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
　　1921年，正当在国际地质学界声誉鹊起的丁文江，却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应老上司刘厚生之邀，出任奉天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下海办实业，既缘于丁文江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每年的开支多达3000元；更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没有好人可做的官。丁文江曾调查过北票煤矿一带的地质，认为值得经营。为了振兴这个衰败不堪的煤矿，经过他5年的苦心经营，到后期，原煤日产量已达到2000吨，成为国内重要的新式煤矿公司，显示了他非凡的专业功底和办事能力。
　　2、大上海的总设计师
　　参与政事是丁文江的期望，他对“好人政治”念念不忘。他看透了北方的军阀，当自己家乡受到张作霖的威胁时，联合发起了“助孙驱奉”的“救援江苏”运动。1926年他出任淞沪商埠总办，精心规划治理“大上海”。任职仅8个月，初步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市政、财政、警政和公共卫生设施，还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要的权力，其中赎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新设立临时法院是他最大的成功。
　　3、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中央研究院设立于1928年6月，是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1934年，学识渊博、具有杰出的行政管理才能和非凡的社会活动能力的丁文江，应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艰巨的全面整顿措施，使全院及各研究所工作都有章可循，面貌一新。1936年丁文江逝世后，蔡先生亲自总结了丁文江对中央研究院建立根本典章制度上的三大贡献：成立评议会、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实行研究所预算管理，“为本院立坚定不拔的基础”。
　　三、齐家、修身——“掏出心肝待朋友”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这是胡适纪念丁文江先生的一首诗。丁文江先生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推崇、景仰，除去才学之外，他的人格魅力是重要一端。因为无私，他对家人，对朋友，对一切他认为于社会国家有用之人，他都给予一切可能的关怀和帮助，这种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是极为真挚、感人至深的。历史学家傅斯年评价他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
　　1、慧眼识英才
　　丁文江爱才。凡是他认可的可造之才，他总是想方设法地为他们的进一步深造和研究方向操心。而这种操心，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他在1919年随梁启超访欧时，结识了威斯康辛大学地质系主任利恩，就将谢家荣、朱庭祜、王竹泉等介绍去该系进修。他替学生向农商部申请留学经费被拒绝，当面对部官员说，裹脚布可以当掉，书不可不读，并最终为之争取到留学经费。他还四处延揽各国地质学者来华任教。
　　——1913年，丁文江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研究所所长，着手网罗、培养地质人才。他对待学生和后辈的真诚和热心，真是无与伦比的。一次，胡适刚回到北平，丁文江遇见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来，你来，我给你介绍赵亚曾！这是我们地质学古生物学新出的一个天才，今年得地质学奖金的！”一脸的高兴快乐令人感动。
　　——1919年，丁文江陪同梁启超游欧，当他获知在英国留学的李四光已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时，让自己的四弟丁文渊拜访李四光，恳请李四光到北大执教，终于如愿以偿。鉴于当时国内对古生物研究力量薄弱，丁文江通过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朋友，找到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的葛利普。丁文江亲自拜访，盛邀他到北大当教授兼地质调查所顾问，亦获成功。李四光与葛利普到北大，使地质系面貌焕然一新。
　　——1926年，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总办后，第一件事便是招兵买马。丁文江用人的标准是：人事公开、考试录用、量才使用、不讲关系。当时，丁文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公务员考试。考试合格了，他都录用；不及格的，一概不用。在军阀横行的1920年代，丁文江能厉行考试用人的制度，实在让人不得不佩服他行政用人方面的超前性。
　　2、“我们的丁大哥”
　　丁文江有一句名言：“一个人没有良师益友，如何能成通人？”丁文江一生，交游极广，自政府要员、工商巨子，到学界名流、海外一流学者，都有他深交过的朋友。凡是和丁文江有过深交的人，无不感于他对朋友的诚厚，无不对他的交友之道交口称赞。国学大师傅斯年这样评价：“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一旦成为朋友后，他每每不自觉地颇以监护人自居，对于同辈(听说对于比他年长的也有时如此)俨然像个老大哥。因此，朋友们一齐称之为‘丁大哥’!”
　　——丁文江待友之诚，胡适的感受是最深的。丁文江不喝酒，某次见胡适醉了，真心相劝，还从胡适的《尝试集》中挑出几句戒酒的诗，请梁启超书在扇子上送给胡适。胡适患病岁月，经济不宽裕，居住条件不好，丁文江逼他搬家，为他看房子，胡适嫌房子贵，丁文江每月代付十元。
　　——丁文江与傅斯年的交往颇具戏剧性。当时正在巴黎读书的傅斯年听说丁文江就任淞沪总办，与军阀勾结，三次对胡适说回国后第一件事要杀丁文江。但自从1929年初夏相识后，丁文江即对傅斯年一手创办的史语所“寄予极大的同情”与关注，不只限于“工作的设计”，“连人事方面，孟真都常向他请教，并听他的劝告。”二人“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极好的朋友”。（李济语）
　　——1934年，翁文灏在浙江出车祸，正卧病协和医院的丁文江获悉后，马上下床要去杭州探视，后硬被医生劝阻。当时他以为翁文灏无救，在床上着手翁的后事安排，并做好领养翁的幼子的准备。
　　3、极强的“宗教心”
　　丁文江有很强的“宗教心”。所谓“宗教心”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他曾向自己的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在两方面是可以自信的：第一，是有责任心；第二，是公私清楚。第二点，是丁文江最令人佩服的地方。
　　——好官员。在丁文江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近10年间，由于他一心扑在业务上，一心要做个“好所长”，当个“好官”，故而始终坚守一个底线：不弄钱，不兼差。到头来，做了十年“好官”，仍旧是毫无积蓄。再到后来，由于政府欠薪，竟演变到“衣食都不周全”的境地。做“淞沪总办”时，他公开表示：“我敢说我对于淞沪市政，没有丝毫私人利益夹在里面……我来担任这个职务，决不想弄一笔钱，买一所房子享清闲福气。”任内，亲戚、朋友托请谋职者烦不胜烦，丁文江一不想培植私人势力，二不愿任人唯亲，打发的方法只有一个“送钱”。 然而同期他的经济状况甚窘，他曾写信给胡适，要求胡适想办法把自己在担任庚子赔款退还委员会委员时的津贴寄来。
　　——好父兄。自丁文江工作以后，所得收入，主要用以赡养父母、教育弟弟等大家庭开支。据说，从26岁到48岁的22年中，先后担负（一）对母舅每年500元的赡养，（二）对一位贫困兄弟每年300元的津贴，（三）对四个小兄弟和一个侄儿的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费用和留学费用，（四）家庭中任何人意外遭遇的支出。
　　他把几个弟弟一个个带在自己身边教养，他的护持是为父兼母的。对于弟弟们的身体发育，心理卫生，个性发展，责任心的培养，判断是非的能力，刻苦的志趣，智识的灌输，道德观念的标准，他没有一方面注意不到或注意到而不懂怎么做的。为着担负兄弟们的教育费，他自己刻苦，兼职，加倍写作，不在乎一切辛苦的奔波。即使这样，为了支付四弟丁文渊的留学费用，他宁可卖掉北京的房子，也不允许完全符合资格条件的四弟申请官费。他说：
　　“照你的学历和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知道，在中国，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负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为此事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要安心用功读书就行了。”
　　丁文渊也没有辜负兄长的期望，学成归国后，两度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栋梁材。
　　——好习惯。丁文江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情，但他的人生观始终如一。他绝无不良嗜好，从不轻易发脾气；他的日常生活是很有规律的，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卫生，他绝对服从医生的劝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再就是常赤脚，在比较熟的朋友家也常脱去袜子，光脚聊天。所以自称“赤脚大仙”。他有20年吸雪茄的历史，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绝了。十数年前的衣服，他可以很整洁地穿着自如；他没有一块私有的地，没有一宅私有的房子，甚至一辆自有的车；而工作上任何辛苦，他都能忍受。丁文江的一生有相当一部分的时间，是在野外考察中度过的，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的座右铭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即使是在当时交通不便的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一带，前后进出过多次，他总是手拿地质锤、指南针、气压计、放大镜，边走边看，边调查边绘图。
　　一代英才一代师，典型留与后人知。虽然丁文江先生在世只有短短的49个春秋，但他却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留给后人在人格和治学方面的精神财富，同他在地质科学方面的贡献一样，堪称后世之楷模。对此，傅斯年先生曾说，“用充分的知识、忠勤的服务，丝毫不存自我利益心，便是真实爱国主义者的定义，也便是在君的行事。”丁文江的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时英商在沪《字林西报》也评价丁文江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的，丁文江先生以其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以其渊博的学识，以其高尚的人格，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参  考  文  献
　　1、《丁文江印象》，雷启立编，学林出版社，1997
　　2、《丁文江学术文化随笔》，洪晓斌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3、《丁文江图传》，宋广波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4、《丁文江传》，林任申、林林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5、《民国干才——丁文江传》，纪彭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
　　6、《丁文江这个人》，胡适等著，中华书局，2014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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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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