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三题(作者：刘鹏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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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春天

       父母为大哥取名为鹏春，多年前的一次，我向母亲问及为大哥取名的含义。母亲告诉我，大哥是正月初七出生，是日适逢立春，取名鹏春，寄寓大哥将来鹏程万里，翱翔春天。不负父母的愿望，果然人如其名，大哥的文艺创作事业总是展示出春天般的勃勃生机。而母亲的一席话，也让得益匪浅。我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感悟着“翱翔春天”四个字的含义，春风艳阳里翱翔的心灵，不断领悟崇高明净的精神境界。
　　翱翔春天的梦想，在冬天就开始放飞了。向往在冰雪中上路，理想在冻土中孕育。痴痴地看着梅花斗过风霜斗过雨雪，呵出热气时读出雪莱的那一句著名诗句：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贫穷也罢，困苦也罢，浅薄者的嘲笑也罢，伪贵族的冷眼也罢，只相信天空浩荡，四时轮回，既然冷风吹开了窗户，我只是比别人多享受了一番冰雪考验，比别人提早接到了梅花发出的一路同行的邀请！

　　翱翔春天的日子，把脚印印满蓝天上的白云。繁花似锦，景色宜人，享受春天的时候，每一棵树都是心灵驿站；聆听春天的时候，每一朵花都不能让灵魂迷失。“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正在青春年华，就应该去奋斗、拼博，不要让它悄悄逝去；走上春天的舞台，就应该将自己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遇到暗色包围，就应该耳聪目明，在心中点燃一盏穿透黑暗的明灯。春天的奋斗，让每一个春夜都变成良宵，让每一片彩云都放成风筝。
　　翱翔春天的日子，收藏春天的记忆。情景交融，借景抒怀。从古到今多少文人雅士的诗篇华章就是春天的收藏。春天听到了太多的赞美，包括夸张的恭维，美丽的谎言。其实，赞美春天，不应该只是一种欣赏和感叹，更应该是一种拥抱和亲吻。用心灵之手采撷春天的意境融为心境，用心灵之桨劈开幻想，驱走烦恼，揽一片春水注入胸怀，让生命之舟划向春天的豁然天朗。
　　翱翔春天的日子，心灵以翅膀为家。俯看人间世象，寻找朋友和知音，远离恶行和小人。心灵纯正的人，心地坦荡，博大而宽广；心机伪巧的人，心胸狭窄，偏见而浅薄；心思恍惚的人，六神无主，胆怯而迷茫；心理阴暗的人，心术不正，害人终害己。科学探秘发现，百分之五十的癌症病人是被“癌症”两个字吓死的，那是因为心灵的大厦为之倾覆；老年专家证明，多数人在退出工作岗位后，人体肌能的老年化进程加快，那是因为人一旦无所事事，心态老化成为必然；反腐败现状分析提醒，“五九”现象值得关注，那是因为心灵的严重失衡所致；舞台笑星总结，让人笑口常开的秘诀，就在于把生活中的磕磕碰碰，人生的酸甜苦辣付之笑谈……人，不分你我，只要心丝编出红丝带，才能够留住春天；人，无论老少，胸襟拓出一片碧空，人人都可以翱翔春天。
　　翱翔的日子，我们会发现，我们离幸福很近。

母亲的烟缘

　　头一回看见母亲抽烟，是在四十八年前。
　　那天，母亲把我叫到身边，掏给我二角钱，让我去买两支“黄桥”牌香烟。现在的年轻人，全然不知黄桥曾经有过烟厂，还生产过香烟。烟厂的前身是“老宝成”烟店，前店后厂，出品的烟丝名气很大。生产香烟是公私合营以后的事，只有“黄桥”、“东进”两个牌子，决不亚于“云烟”、“贵烟”刚上市时的那种品质。香烟买回来，母亲当即抽了一支，一支留给了父亲。清晰记得，烟刚一燃着，火头不停地闪动，烟灰悄悄地变长，满屋子的香味。母亲吸进的那头一口，是连口水咽下的，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吐出淡淡的青烟；紧接着又吸一口，张口之间，烟团翻滚欲出……母亲陶醉着，我也看呆了。

　　母亲从小便接受了烟草的熏陶。外婆家开着“天顺昌”肉铺，几个舅舅姨妈都会抽烟。母亲从小聪明伶俐，处处得宠且又有点任性，偏偏喜欢为外公外婆往水烟筒上装烟球，一边装一边数着，少了则不肯罢休。外公外婆常常是笑得呛出眼泪来，偶尔逗母亲吸上一口取乐，日子长了慢慢就有了滋味。母亲出嫁时，外公特意备了一对水烟筒作为陪嫁，一只是白铜镂空雕花的，一只是黄铜银链的。白铜的那只，是那年遭遇“金圆券风潮”，家里开的碗店倒闭，春哥又刚出生不久，母亲咬咬牙卖掉的，因是等钱用只卖了三块钱；黄铜的那只，是凯哥出生后家境窘困，母亲用浣杖将水烟筒捶扁了，藏在洗尿布的木提桶底下去收购站作废铜卖的。那是怕人笑话。我想，母亲卖了水烟筒，一定是戒了烟的。
　　我有点猜想不透，那年月家里很穷，母亲花一分钱总会皱着眉头算计，竟然舍得掏二角钱买两支烟。那天晚上，母亲为父亲点上那支烟，俩人谈得很晚，母亲作出一个很大的决定：上街去摆烟摊。凭我当时的年龄，千万不会想到，点燃那香烟的，原来是母亲心中希望的火种，燃烧了二十年，直到我们长大成人。
　　从小享福的母亲在街头摆了烟摊。父亲也许是想弥补一点对母亲的愧欠，到收购站的废铜堆里寻觅配件，拼凑了一只水烟筒，擦得光亮如新。母亲白天守摊子只舍得用旱烟袋抽烟，回到家便是用水烟筒了，那“咕咕”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母亲说，烟经水一过滤，尼古丁就变少了，抽起来爽口。如果半夜醒来，还听见那“咕咕”的声音，那就是家中有了什么疑难的事。那时我们三个弟弟还小，多半是关系春哥的事。“文革”开始后的那天夜里，“咕咕”的声音时断时续。天刚蒙蒙亮，母亲把我叫醒，让我去县城中学，一定要把参加“绝食斗争”的春哥拽回来。我徒步四十余里去了县城，回来时已是傍晚。就在离家不远的花园桥边，春哥晕倒了。春哥下放插队仅七十一天就去了上海当兵，不久珍宝岛发生边境冲突，母亲成天守着收音机关注新闻，只要有了“打死打伤”的报道，准是那“咕咕”的声音伴随着母亲的长吁短叹，通宵达旦。难怪母亲从来没有为染上烟瘾后悔过，它伴着母亲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用不着揩抹溢出的眼泪，烟云、愁思和着泪水一起向肚里咽。
　　待到兄弟几个都成了家，母亲也告别了街头的风霜岁月，缠绕在心头的烟云愁思慢慢散去，相依为伴的只有父亲和那只水烟筒了。只要一捧起水烟筒，母亲就会抚今追昔，数落着人生的酸甜苦辣。白天，那“咕咕”的声音应和着母亲的唠唠叨叨，驱除了父亲的寂寞。到了晚上，那弥散的烟雾呛得气喘的父亲不得入眠。其实母亲还克制着，只是少抽一两口过点瘾罢了，偏还要逗一逗父亲：“嫁给你，是你害我受苦，现在轮到我害你受罪了”。那年夏天，大孙女小滢回家过暑假。还真有点隔代遗传，她也喜欢为母亲装烟球，呛得热泪盈眶时，母亲乐着想起在外公外婆身边时的童年。后来，小滢在自己的婚礼上讲述了这个远去的故事，让我们兄弟几个泪花盈盈。唯有逢年过节，母亲是不捧水烟筒的。母亲自有恰当的理由：“咕咕”的声音不就像“苦苦”的声音么？节日要图个吉利的。兄弟几个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都懂得听话听音，会向母亲孝敬点香烟，唯有德弟只是耍个皮脸。那年正月初一，德弟就被母亲的一句笑言软治了一下。德弟一大早上门拜年，进门递给母亲一支红塔山香烟。走进客厅，见着我的几个朋友在座，从西装里袋掏出一包中华。正在一一敬烟时，母亲从身后悄悄走来，慢声细语：“你们都爱中华，其实我也爱中华的”。一语双关，顿时满屋子一片欢声笑语。
　　母亲的一生，与烟结下不解之缘。那年母亲胃癌大出血，已挂不进药水，咽不下茶饭了，凭着毅力，睁大眼睛，支撑了四天四夜。临终前，向我要了支香烟，强撑起头来问：“什么牌子的？”我说：“红塔山的”。母亲连抽了三口，眼角溢出两行泪水，一声长叹撒手而去。每年清明节，我总会为母亲点上一支烟放到墓前，默默地对母亲说：母亲，抽支烟吧，愁了咽一口气，苦了顺一口气，乐了舒一口气。

本钱

　　不知怎的，当进入了一种成熟的年龄，便常常会想起母亲那张爬满皱纹却还未苍老的脸，想起那段让我感悟一生的日子。
　　那段日子里，母亲当这个家很是不易，父亲的那份工资仅能养家糊口。孩时的我天真着想：父母每天不吃早饭为什不饿？母亲起早带晚外出打零工，披星戴月忙着家务还精神抖抖？也许，大人力气大不怕饿的？长大的我方才懂得：父母恰是迫于生活的无奈，是因负载生活的重压而艰苦着的。
　　兄弟几个相继到了上学的年龄，老是见着母亲痴痴地在想着什么，想得眉头堆着，久久放不下来。我只是呆呆地看着，一片茫然。曾经几回，上课上得好好的被老师叫出课堂，令我回家去拿欠缴的学费，当我心里委屈着、母亲眉头紧锁着相对无言的那一刻，我才若有所思：原来，母亲每每痴痴想着的，不就是让儿子念书没钱缴学费，让她愁上眉梢吗？
　　倒是应了“天无绝人之路”那句话。那天傍晚，在合肥食品公司工作的姨妈来信了。信中说：“合肥这么大的城市，剁肉没有合用的斧子，请妹妹到珠巷袁家铁匠店定打二十把斧子，辛苦一趟送来，单位会给酬金的。”姨妈是知道的，过去外婆家开的天顺昌肉铺六张肉案子，用的斧子都是在袁家铁匠店定打的，祖传的手艺，斧子钢口好，淬火更好。这让母亲兴奋得舒展着眉头：“这趟差事正合了我的主意，拿的‘跑脚钱’，我擓上几十斤安徽旱烟回来，上街去摆烟摊。”父亲跟着兴奋应和着：“不错，东大街那家裕泰和茶叶店，从老板到伙计都是抽安徽的旱烟，烟丝黄橙橙、细嫩嫩的，味儿柔和又带劲儿，抽着过瘾，一定好卖。”
　　那天一早，母亲背负着二十把斧子，拖着六岁的弟弟上路了。不管父亲打包时用心良苦考虑得如何周到，不管用布裹包着棉絮的那根带子如何柔软养肩，那一百多斤的份量是搁在母亲不足百斤身子的肩上，母亲竟然还是一脸的轻盈。因为，母亲背负的是让儿子念书的本钱，是这个家未来的梦想。出了家门，母亲背负着走了一里多路，赶上头班汽车去了无锡，下车后背负着从长途汽车站赶到公交站台，挤上公共汽车去了火车站，直到夜里才登上去合肥的那列火车。母亲迎着冬天的冽冽寒风走过了一路：天地冰冻着，内衣湿透着，心里热乎着，一步一步颤抖着。
　　夜深了，火车上的人们一个个和衣而睡着，整个车厢就是母亲没睡，奔波劳累一整天早该睡了，却一点睡意没有；正对座的那位军人没睡，还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书；弟弟肚子饿着、身子冷着，让他入睡不能。不能苛求一个六岁的孩子忍住饥饿寒冷的，弟弟也许是憋不住了，便哭出声来：“妈妈，我饿，我冷……”母亲紧紧扭着弟弟一摇一晃着，轻轻地哼出了摇蓝曲：我的宝宝，学习解放军，不怕饿来不怕冷……倒让那位军人猛然从书中回过神来，一把将弟弟拉进了他的怀里。这一夜，弟弟先是吃着从未沾过味的饼干，然后就在那暖暖的怀里睡着了。下了火车，那位军人帮母亲背负着出了火车站，攀过了天桥，一直送到了去姨娘家的那个公交站台，送上了公共汽车，才与母亲相互挥动着手。那次，母亲是流着眼泪的，是感恩那位军人的相助，是感恩艰辛之中的幸运。回来后，母亲口述着让父亲写了封信去部队。
　　那年冬天，母亲在小镇的十字街头摆起了烟摊。就从那个冬天起：上着课时，再不用担心老师会叫我回家拿久缴的学费；每天晨起，我见着父母开始吃上了粯子粥搭着萝卜干的早饭；下河洗碗，我总会看到水面上飘出片片油花……这让我老是想着，母亲当年能拿定这样主张，是一种面对困惑的从容，是一种不向周围祈求的大气，是一种看得很远却又超乎寻常的高度。
　　“文革”期间足有二年多没有学上，让我目睹了母亲街头摆摊的艰辛，恰恰最是夏冬季节难熬：夏天的烈日，从东爬到西，母亲陪着从早晒到晚，头顶一条透湿的毛巾，不出半个时辰准被蒸发得水气无存；冬天的北风，麻木着手脚，钻心着刺骨，即便是铁打的汉子也未必能天天扛得过去。也许，如今的人们已见不到“一九二九冰上走，三九四九相拢不出手”那样的景况了，而我的母亲委实饱尝了数九寒冬的滋味，她被冰出了胃病，发展成溃疡，导致了癌症，当生活的艰辛已经了然，却在一个该享福、有福享的年龄离我们而去了。
　　母亲在街头摆着烟摊的岁月，是把母爱的责任溶解为一种生活的常态，直面了二十载的风霜雨雪，以自己的艰辛乃至生命代价作为本钱，去换取儿子们的成长，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重太重，重得让我难以承载。不，是这样的母爱：一种热度，近乎于滚烫；一种财富，近乎于无价……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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