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与地质学界的历史纠结（作者：樊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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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年的教育变革，国人实现了从传统经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大转变。与此同时，清末民初持续的留学大潮，则为中国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科学家。他们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把现代科学的种子带回祖国，开始了拓荒、播种的漫漫历程。
　　在诸多领域的科学家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地质学家。

中国地质学界的形成

　　1913年6月，在丁文江的策划下，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把原来管理地质事业的行政机构“地质科”，改作拟行调查研究功能的“地质调查所”，并同时成立了以培养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1922年2月，以地质调查所人员为主体，北京大学地质系教师和外国学者等积极参与，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创刊了《中国地质学会志》。“所”与“会”都迅速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地质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这样，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学界”，即以丁文江为学术领袖、以地质调查所为中心的地质学界。从科学史分期的意义上说，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堪称界碑性的标志，“为吾国科学之嚆矢”（张准《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
　　因此，应该把1913年视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的元年。也正因为如此，理性评价丁文江和地质调查所的实际贡献和历史地位，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章鸿钊笔下的地质学史

　　在20世纪前半叶，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地质学史料的积累最为丰富，所庆、会庆等纪念活动不失赓续，有史学意识且长于撰述者代不乏人。因此，在中国现代科学史的著述中，地质学史文本的书写，也一马当先。
　　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在商务印书馆的力邀之下，地质学界元老章鸿钊从1936年8月着手写作《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此书于1937年3月出版，为《万有文库》之一种，是不足7万字的小册子。
　　书中回顾了民初以来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几个方面，涉及地质调查机关的兴起，地质调查区域的扩展和地质图绘制的进展，专业书刊图籍的出版，以及地质教育事业的进步。对每个方面皆肯定已有成绩，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全书的重点是介绍中国地质学历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按分支领域列出地层、古生物、矿产、岩石矿物、地质构造和地文史六个方面，条分缕析，具体而微。
　　章鸿钊1911年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毕业，归国后担任京师大学堂地质学课程。民国元年出任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时，他曾提出一份《中华地质调查私议》的建议书，要点为“专设调查所以为经营之基，树实利政策以免首事之困，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立测量计划以制舆图”。至撰写《小史》一书时，章氏觉得他当年提出的目标和方向已大多得以实现。他在完稿后为该书写的自序中强调：“中国之地质学虽产生较晚（指与西方比较——樊注），而工作勤敏，著述宏富，已为海内外所共见”，“以近年中国地质学界在进行途中发展甚速，理应有所记录以志巅末，且为来者借鉴。”
　　由此可见，这位亲历中国地质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发展历程的老人，是感到欣慰的，也感到有责任把这些成就写进历史。

黄汲清：三十年来进步显著

　　1945年，中国科学社为纪念本社成立30周年，由《科学》杂志向各学科名家约稿，专述各门领域30年来的发展情况。曾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应邀撰写了《三十年来之中国地质学》（以下简称“黄文”），文章发表于在《科学》杂志第28卷第6期，全文约3万字。
　　黄氏在引言中说明，自1860年代算起，前五十年是“外国学者‘包办’时期”，近三十年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合理化’（似指本土化——樊注）时期”。正文则从民国元年说起，将其后（至作者撰文时为止）35年时间划分为“草创”（1912-1916）、“发展”（1916-1928）、“极盛”（1928-1937）和“艰难”（1937-1945）四个时期。
　　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兴奋地说：“我们不敢自夸说三十年来中国地质学有‘惊人’的进步，但是，这进步的‘显著’，似乎是大家可以承认的。”他还特别指出，这些年来中国地质学所取得的成就，已达到了可以汇总起来编写讲义，在大学专门开讲“中国地质学”课程的程度。在文末的“结论和感想”中，他再次大发感慨：“中国人从事地质工作为期虽不过短短30余年，幸得少数先进创业倡导于前，一些后进中坚分子继续努力于后，终得有此辉煌之成就。谁说中国人不能创办科学事业？谁说中国人不能成为科学家？”真个是满腔的民族自豪感溢于言表。
　　1945年7月16日，黄文完稿。一个月后，抗战胜利，接着是复员和内战，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乏善可陈。因此，从时间跨度上说，可以认为黄文是1949年以前书写中国现代地质学史的最具全面参考价值的文本。
　　然而，章鸿钊和黄汲清所陈述的中国地质学史，遭到了全盘否定。

李四光的观点

　　1951年12月30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召开年会，李四光以学会理事长身份作了长篇讲话，后以《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为题，发表于《地质论评》、《光明日报》等报刊。通观全文的设问和回答，是在检讨地质学界30年来的工作，可视为与时代转折相伴而生的地质学史文本（下称“李文”，本文引述者为所在《李四光全集》第8卷中的页数）。
　　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于1922年2月3日，当1951年12月30日召开年会时，恰逢临近学会成立30周年，李在讲话中说：
　　在这30年中，我们中国人民不管是哪一个集团的人，或者哪一个个人的活动，都成了历史的事实。那些事实可以说全部是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直接或间接有联系的；有的起正面的作用，有的起反面的作用。从这一个观点出发，当我们今天开中国地质学会30年年会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最有意义而且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领导着中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胜利地前进的时候，我们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p236）
　　这样，文章一开始便营造了一个完全政治化的语境，从政治到学术，以对革命的正、反作用为标准，考问每个地质工作者在过去的30年中都做了些什么，这也正是要从政治上检讨30年来中国地质学界的历史。
　　全文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立足于“科学的政治性”，指认来华的外国地质学家是“科学侵略者”，论断国内形成了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买办学者集团”；第二部分是在批判中外反动势力的基础上，具体讲述第四纪冰川问题的案例；第三部分是从“科学思想运动”的高度，讲述创立地质力学理论的典型案例。在后两部分的陈述中，都是讲他个人的工作经历。
　　李四光在报告中勾画出来的1949年前的中国地质学史，是一部买办学者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的历史；买办学者集团把持了中国地质学界；中国的地质调查与研究机构已沦为帝国主义国家学术机构的附庸；中国地质学家的大量工作只是为殖民主义国家提供地质资料。
　　文中除了列举他本人发现第四纪冰川和创建地质力学两项工作外，没有提及30年来任何其他中国地质学家取得的成绩，连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这样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都未置一词，对几代地质学家的工作没有给出任何正面的评价。
　　难怪，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30周年时召开的年会上，李在这一长篇讲话中，自始至终没有提及对学会成立30周年的“纪念”。

关于“海归-买办”的论说

　　李文中的一个核心词语是“买办学者”。在这次讲话之前不久，他论述过买办学者的形成过程。
　　1950年6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上，郭沫若院长和陶孟和、竺可桢副院长的报告内容，都与本院业务工作有关，唯独李四光副院长做了一个以批判“买办意识”和“买办教育制度”为主旨的政治报告。这是李四光登上院领导岗位后的第一次讲话，这部分内容，成为他20天后公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的一部分：
　　近几十年来，中国正式接受了西方社会的那一套。买办风气是在这样的连环制度中养成的，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是选择和训练的第一环。……由大学毕业，而出洋而入外国大学，而作研究，而写博士论文，是选择训练的第二环，……一个外国博士的头衔，已经保证了你在中外“士林”的地位，尤其是得着外国教授的支持，于是归国服务，进入第三环。在服务的初期，多半不离学校或半学术性的团体，把青年人引到你所走的道路上去，这样三环就完全接头了，自成一个制度了。假如你够聪敏，在这一阶段中，你能集中国旧社会（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切）和外国社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切）的大成，你就成了一代的领袖人物，学术团体里少不了你，衙门里少不了你，洋行里和外交集会上也少不了你。尤其重要的是，你得着若干有力的外国人做你的后台老板，你一切的活动，就有了外国的根基，学术工作，不是例外。反过来说，你得不着外国人的支持，或者你不接受他们的“指导”而单独工作，你就该倒霉了，这是训练和选拔买办的第二步。（p181）
　　从中可以看出，他把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建立起来的新教育制度整体地定性为买办教育制度，认为所有留学归国服务的留学生都是这种制度的产物。
　　如果说李四光上述1950年关于“海归-买办”的论说是针对整个科学界的，那么，在1951年的文章中，就把“海归-买办”论落实到了地质学界，并明确地勾画出了外国“科学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学者”之间的关系：
　　（科学侵略者）利用中国一些买办式的技术知识分子，替他们在国内鼓吹联络，造成一种以他们为中心为招牌的小圈子，从而把持他们能够插脚的业务，尤其是学术机构的某一部分或甚至于全部。而和他们勾结的那些买办式的知识分子，也要借重这些洋人，替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另一方面在国外吹嘘。这样买办式的知识分子与洋人彼此互相标榜，结成一团，逐渐地把这种恶势力扩大。因而形成更大的力量，来把持国内的学术机构。（p240）
　　虽然此前曾有“买办文人”“买办意识”之类的词语在文人骂战等行文中出现过，但由“海归-买办”联体而导出“买办学者”的专门论说，似为首见。此后在批判胡适运动中，有类似“买办学者”词群的高频度出现，那是受了李论的诱发引领，抑或别有路径呢？这一问题既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也超出了笔者判断的能力，存疑待考吧。

自我检讨如是说

　　李四光采用“买办学者”这个火烧全体“海归”科学家的政治命题，论述了“买办学者”的发育过程和社会定位。他自己又如何？
　　在李四光的履历中，先是留学日本6年（1904-1910），回国后经过留学生考试，被清王朝授予“工科进士”。民国初年以“稽勋生”资格再次留学英国7年（1913-1920）。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和系主任。多次当选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和会长。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所长，任职期间有两次时间为一年以上的出国活动，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他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时间比别人长，他那厚厚的《中国地质学》是用英文撰写并在英国出版的……按他的“自定义”，他本人应是“集中国旧社会（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切）和外国社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切）的大成”的人物，他如何用自己那堪称“经典海归”的历史，回应自己对买办学者的批判呢？
　　在对中国地质学界做了整体批判之后、陈述自己的业绩之前，李四光插进了一段过渡性的自我检讨：
　　谁是买办式的学者？从我自己过去某些动作估计，特别是从我符合了（虽然是不甘心的）在中国科学界出头，需要先在外国科学论坛上出面那种荒谬的风气，而不从根本上去斗争这一事实，来批判我自己的思想，很清楚，即使我不是买办学者的典型例子，我也犯了重大的嫌疑，不独我一个人犯了这种重大的嫌疑，和我们同辈的地质工作者，对这种作风的养成，或多或少都不能不负严重的责任。（p242）
　　今人恐怕已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批评”的思维逻辑和行文技巧了。他在自定义“买办学者”的前提下检讨自己，认为旧时形成了一种“为在中国科学界出头就必须在外国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荒谬风气。他强调自己是不甘心这样做的，因此他要从没有对这种风气作斗争的角度来批判自己的思想。这样，他虽然有“买办学者”的重大嫌疑，但还够不上买办学者的典型。
　　经受过“买办教育制度”全程训练和选拔出来的一位经典海归，就这样，在“不甘心-非典型-嫌疑”和类似“集体共犯”的说辞中，经过一番闪转腾挪，变成了同代人中仅是对旧时代荒谬风气斗争不力的普通一员。
　　从“买办学者”中自我解套脱身而出，他接下去就用极端政治化的解读和表述，剑锋直指“买办学者”的“典型”丁文江（详见《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再把有关第四纪冰川的学术争论和爱国主义挂上钩（详见《李四光“庐山论冰”真相》）；更进一步，通过深入挖掘创建地质力学理论过程之深处的民族大义，让人们看到，是他高高地举起了“科学思想运动”的旗帜（p237，pp248-259）。

李四光与“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改造”一词，虽然在有关文件中由来已久，不过，正式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在1951年11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印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而李四光痛骂丁文江等等，都发生在这场运动之前。
　　李四光于1949年9月缺席当选首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科学院副院长。回国后，1950年8月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同月被政务院任命为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统领中国地质学界的一号人物，握有强势话语权。
　　据竺可桢日记的记述，中国科学院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始于1951年12月18日，郭沫若院长在那一天做了动员报告。此后，在1952年2月底和3月，率先安排四位科学家副院长带头做思想检查，每人安排两次。按着程序走过场，李四光的“检讨”应该是属于顺利通过的。而像吴有训这样被认为政治上偏右的副院长，则是两次“检讨”未得通过，乃至于“几次欲悬梁自尽”（《竺可桢全集》12卷596页）。
　　事实表明，李四光的种种表现，并非在思想改造运动的压力之下被迫做出的，他没有承受过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改运动中曾经承受的压力，不仅如此，对于一般科学家来说，李四光倒是以他先前发明的“海归-买办”论而成为一位施压者。
　　“买办”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近代形成“买办资产阶级”时，是指认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受外国资本家的雇佣、为国外势力服务的社会阶层。
　　按国人的传统看法，对留学生之“归”与“不归”，评价有很大的不同。当人们对海归给予积极的评价时，往往是首先肯定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海归”与“买办”联为一体，就连“爱国”也谈不上了！
　　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是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做了严格区分的，以前者为敌人，以后者为盟友。1950年6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定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毛泽东文集》6卷第75页）
　　即使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皮毛论”，大多数海归科学家们所附之皮也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而非买办资产阶级。李四光的“海归-买办”论，已明显剑走偏锋，但却得以传播，或许是在“左比右好”的惯性运转中，能够满足“同他们作斗争”的策略需要。
　　李四光提出“海归-买办”论之日，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第一次留学生（以留美学生为主）归国高潮之时，继而有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再继而有以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为重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
　　中国科学院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后，《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的一篇文章，题为《批判我的旧思想》（1951年12月26日）。文中写道：“解放以后，我忽然听到了‘买办的科学家’这个名称，我觉得很奇怪，科学家为什么会成为买办呢？”文中随后表述他如何从怀疑到接受，顺竿而上，批判自己从前“最佩服”的中央研究院的两任总干事——丁文江和萨本栋，结论是“他们做了中国科学的大买办，我也做了中国科学的小买办”。（《科学通报》第3卷16页）
　　王家楫是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开创人和轮虫学的奠基者，曾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是1920年代的老“海归”。他在以访问学者身份第二次出国期间，当得知将有国外考察团到中国采集生物标本的消息时，他毅然放弃了耶鲁大学的优厚待遇，立即赶回国内，抢在外国人之前进行考察。他说：“我们应当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自己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的生物资源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开采。”（《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生物学卷1》155页》）
　　想不到历史很吊诡，命运捉弄人，这样一位赤诚爱国的科学家，怎么就忽然变成“中国科学的小买办”了呢？我们不难从中感知来自“海归-买办”论的压力。
　　鼎革之际，观念更新的暴风骤雨席卷神州大地。从李四光的诸多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恶补新知识的勤奋身影，短时间内囫囵吞枣地咽下很多时髦的名词。他匆匆认定“近代的西方科学全部有它的阶级性”（全集8卷192页），把“三座大山”投影到科学界，抛出“海归-买办”论，将开山学术领袖丁文江锁定为“买办学者”，一时间，杀伐之气充盈于地质学界，漫溢到整个科学界。

　　结语

　　回到本文的开头，笔者认为中国地质学界形成的起点是1913年，到2013年正好一百年。过往百年的中国地质学史，也是李四光生前身后与地质学界纠结的历史。
　　中国地质学发展前三十年的真实历史被抹杀后，在此后的三十年余年中，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为了把这段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至今也已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历程。然而，要全面弄清李四光与地质学界之历史纠结的真相，仍有一些难以迈过的沟坎，有些潜沉于史海之中的黑匣子，还有待人们去寻找和打开。
　　（作者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主任）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