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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在横巷小学内的侨光中学 丁国寿 据《泰兴县志》记载：“民国27年（1938年）邑人马伯英于横巷创办私立侨光中学分校。” （见《泰兴县志》P.75）这个只办了一年的学校，随着岁月的流逝，已被人们渐渐淡忘了，即便问起横巷本地人，也少有人知。 马伯英，黄桥一家大地主的公子，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大学毕业后，踌躇满志地要在横巷办一所中学，定名为上海侨光中学苏北分校。学校租用黄辟尘家的土地和房子，就在横巷小学里面，说到横巷小学就不能不说到那棵古老的高耸挺拔的银杏树，树龄据老人说至少有三、四百年，树干需七八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树高30多米，它一直是横巷的地标。因为要办侨光中学，横巷小学将前面两排教师腾空，小学搬到后面的房子里。中学有三个教室，两个教师办公室，生物实验室，还有一室用于摆放物理、化学的实验仪器，东西厢房为寄宿生宿舍。 因当时中学很少，人们对这所学校都寄予厚望，地主八大家也很支持，把子女都送来上学。侨光中学招生是考试录取，每生每学期收学费五块大洋。当年秋季就招录了150多名学生。招录的生源成分较为复杂：有本地的，也有如皋、姜堰等地的富家子弟；有刚从横巷小学毕业的，也有在家做了几年私塾先生，已经成家有了儿女的，像丁桂成{后任县文教局干部}，蔡文明等人已是20多岁的人；学生中有思想反动的，也有思想较为激进的。 侨光中学的教师都是聘请的，附近较为出名的教师都聘请来了。像卢宗林（教语文）、戴传熙（教英语）、汪普庆（教音乐美术，后成为抗美援朝期间赴朝鲜慰问团团长）、刘伯厚（教语文、历史）等人都是学校的骨干教师。学校共用教职工20多人，根据所教学科、课时等发薪水，最多的一个月可以拿到十多个大洋。 侨光中学开设的课程：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动植物、地理、历史、音体美、公民（政治课）。一学期中有期中、期末考试，平时不考。 侨光中学轰轰烈烈地开了场，但办了一年就偃旗息鼓了，换了牌子，究其原因，曾在该校就读过的狄文玉老先生作了如下分析： 校长马伯英水平太低，师生都瞧不起他。他讲历史课，往往上了半节课就被学生轰了出去，连读课文断句都断不下来。后来讲公民课，在课上公然对学生讲：你们现在太认真，太刻苦了，我上大学从没这么用功，我上了四年大学，连教室门都很少进，点名时都是请人代到，我有的是时间尽情地玩·····所以学生公开说他是“野鸡大学”毕业的。时间一长，教师更是瞧不起他。刘伯厚曾当面骂他是“忽棒”，（方言，骂人语。指品质低劣者；无能为者）。学生问到刘伯厚：“刘老师，‘忽棒’的‘忽’怎么写？”刘伯厚对学生说：“骨头的骨字加一个灰字，骨头都烂成灰了，这不是‘忽’到了极点了吗？” 管理混乱，校风很差。因为马伯英是一肚子稻草，不学无术，空有文凭炫耀，二十多岁的人，说话办事不动脑子，血不归经，根本不懂教育教学管理之道，学校管理混乱。多数教师不钻研教学业务，纪律松弛，混着过日子，对学生不加管理，放任自流。导致校风、学风日趋变差。勤奋好学的学生逐渐变少，学习马虎，惹是生非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旁边有一木匠店，做拐杖出售，这些拐杖大多数卖给了侨光中学的学生，在校内用拐杖作为他们打架斗殴的武器。出了校门，拖着拐杖走路。看到这些情景，一些老师叹息地说：“侨光，侨光， ‘一群忽棒’。”周围的群众则评价为：“侨光，侨光，一群流氓。” 意识形态之争，日趋尖锐激烈。当时师生中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是地下党员为核心的进步势力，但这部分人少，力量不大。像刘伯厚、吴勇成、汪普庆等人，他们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北伐战争的影响，赞扬民主，追求进步，在学生中经常宣讲进步理论，要学生认清反帝反封建是救国的唯一途径，只有彻底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才能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但这些进步思想常常遭到以许秀文，马凤英为首的反动师生的围攻，这一股势力当时占了上风，他们经常对进步师生进行追打。有一次刘伯厚遭到一群反动学生的追打，一直逃到周堡戴传熙的家，后经戴传熙老师反复做这些人的劝解工作，最终才得以平息。地主八大家当时对这些思想积极的师生也是恨之入骨，千方百计予以压制打击。例如，为了驱逐汪普庆，他们蓄意制造了汪普庆与女学生黄╳╳有染的桃色事件，大肆渲染，借此赶走了汪普庆。 由于种种原因，马伯英迫于压力，在春学期末结束前就悄然离去，学校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在珊瑚区政府的干预下，学校改为第四临时中学。刘伯厚任校长，除原有一部分侨光中学的学生，还从第三联合师范转来了部分学生，这些学生中多数都是青年解放团员，进步势力占了上风，思想反动的许秀文、马凤英等人离开了学校，地主八大家子女也都离开了学校，四临中成了传播先进思想，培养进步人士的摇篮。四临中也只在横巷办了一年，随着日本鬼子攻进黄桥，反动势力重新抬头，四临中撤到了南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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