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这段历史 留下这份乡愁（作者：丁国寿）

网站管理09

　　还记得，上小学时，每年到了清明节的这一天，我们就坐在横巷小学的古银杏树下，听学校总务主任封宏才老先生讲火烧震东市的故事。故事很长，往往要坐一上午的时间，然而我们却不感兴趣，总是眼望着这棵老树上新长出的嫩叶，寻找着在树上鸣叫的鸟儿的身影，凝视着树干下端长出的一个个馒头大的瘤子，思考着从哪儿可以扒住它爬上去，还有那从树上端一直贴着树干通到地下的铅丝，它是做什么用的呢？铅丝旁边根部那几个看不见里面的洞，是不是就是老人们所说的，这棵树上有蛇精，蛇的尾巴缠住树枝，头可以伸到学校外面的小河里喝水，这洞就是这蛇精出没的地方？……年复一年的清明节，一次又一次讲的火烧震东市的故事，我脑海中所留存的，只有几个词：火烧震东市、地主八大家、猪子捐，至于什么原因，什么过程，则含糊不清。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生产队成了全大队、全公社关注的地方，因为我们生产队的地主多，有四、五家，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地主，所以我们生产队可算是地主八大家的老巢，阶级斗争能不尖锐复杂吗？那些造反派、红卫兵天天到地主家翻箱倒柜，寻找封资修及与万恶的旧社会沾边的东西，单是从黄朴庵家抄出的东西就用箩筐装了三大担，里面有封建糟粕的古书、字画。据黄朴的儿媳说，那字画里面还有两幅是唐伯虎的真迹，还有祭祀用的银、铜器皿、餐具、饰品等等，那些古书、字画连同从各家各户搜集来的古书、牌位、佛像等统统付之一炬……我们生产队天天开批判会，斗争地主、地主婆以及不老实的地主子女，不仅生产队开、大队开，有时公社、甚至当时珊瑚区召开批判大会，都离不开我们队的地主被押上台批判。黄宝传的一孙女黄庆耕，五七年在江都教学时，被打成右派，成了地主右派分子，这可是“双料货”，所以无论大小批判会，便阵阵不离“穆桂英”了，小黑板做的牌子，用丝铅笔挂在颈上，名字上还用红漆划了“×”，头上被剪了“×”，在台上一站几个小时，有时还要跪下，情绪激动的造反派还经常冲上台去揪头发，打耳光，恨不得把这些牛鬼蛇神一拳揍死方解恨。记得黄庆耕在落实政策后有一次跟我谈过，她每次挨批斗回来就用符号记一次，生产队的批斗会不算，一共被批斗了52次。黄庆耕的境况还算好的。黄家逃到台湾且做了国民党军队大官的黄磊的老婆封霞如，所受的待遇就不一样了。造反派说她家藏有电台，与台湾的黄磊联系，更有革命群众揭发，说是曾经听到她家有嘀嘀哒哒收发报机的声音，这事情可大到天了，于是地主、特务的封霞如被请到公社造反派司令部，做老鸹飞，坐老虎凳，要她交出电台，交代与黄磊联系的内容。虽然封霞如莫名其妙，回答不出所以然，虽然家中被挖地三尺也未找到任何东西，但这是老主、特务不老实，一天不交就要对她实行革命的专政。连封霞如的女儿黄蕊芬也未能幸免，当时她在霍庄中学教学，她的宿舍无疑被查抄，还隔离审查了好几个月。封霞如因为不老实，一查被关在公社地下室达一年之久，直到要死之前才派人送她回家，死后，因胳膊被打断变形，衣服都穿不上去……黄中辉，是地主黄魁三之子，因为经不起天天吊、打、老虎凳……，关在横巷小学厨房时，竟用刀自杀，谁知只割到食嗓就被人发现，这个“自杀未遂的地主份子”是“公然在与人民为敌”，当然更不会有好果子吃了……

　　我到现在还对那一幕历历在目，因为那时我家就住在公社旁边，我天天晚上到里面去看热闹。那天外面雪花飘飘，寒风凛冽。几个地主婆被勒令脱掉鞋袜，把脚伸进早已准备好的一大盆冷水中，她们哪敢违拗，战战兢兢的把脚伸进去，嘴里直丝丝有声，原来是要她们交出隐藏的金银财宝，她们一个个表情痛苦地诉说着，已经没有了，因为土改时、解放时、公社化时以及前几天的反反复复的抄家，现在家中莫说金银，就是铜的东西都没有了……，当时的造反派头头（恕不点名）说她们不老实，又叫她们脱去棉衣、棉裤，只剩衬衣衬裤，从屋子里搬出几张长凳放在院子里，要她们面向西北方向站上去，几个人冻得瑟瑟发抖，直打哆嗦。终于黄懿修的孙媳丁××吃不消了，说：“我家墙东边，从南数第六棵菜下有一个小铁盒，盒内还有几样东西。”听到这句话，当即就有几个造反派队员前往，真的取回来一个铁盒，倒在桌面上，里面有项链、戒指，还有一个小方块，识货的人说，这是金砖，这也是我平生唯一一次见过的所谓金砖头。黄朴庵的老婆张氏也吃不消这种滋味，交待在她家一个废猪圈食糟里，有一个山芋，山芋里有一副金耳环拉直了插在里面，结果真的如此。本来交代了，应该没事了，哪知，××说，还是要给她们厉害，不然他们就不老实……
　　那时，我们生产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项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即使在四夏大忙之季，上面一个通知，马上召集全队人马到公社大会堂表演节目，男女老少齐上阵，不是表演给视察的领导看，就是为召开的什么会议压台，殊不知，往往为表演一台节目，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浪费多少劳力，尤其是误了农时，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的社员群众雪上加霜。那时不光是搞阶级斗争，而且还有“三忠于”、“四祝福”，早请示，晚汇报，集中政治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当时还要求办扫盲识字班，要我这个小学毕业生担任辅导员，教和我年龄相仿或较大些为做工分而没上学的小姑娘们，教的第一课，也就是小册子第一页上的几句话：小小笔杆不算重，祖祖辈辈拿不动。今天我能把字写，感谢领袖毛泽东。……我们生产队就这样年复一年的上演着迎合阶级斗争需要的各式各样的戏，产量越来越低，劳动报酬越来越少，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越来越高，为了填肚子，偷垩自留地、偷做生意、偷田间作物、偷生产队大场上的粮食，偷风盛行。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当生产队会计时，记得一年下来全队劳动工分是十多万分工，而用于政治夜校、路线分析会……的工分就有五万多，近乎占总工分的一半。而当时一个劳日的报酬却只有一角八分。一个壮男力一天才记到一个劳日（10分工），其它劳力还记不到，所以群众私下里埋怨，光成天的说、唱、跳，就是肚子吃不饱，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唯一不敢说怨话、怪话的就是地主家庭，因为他们及其子女只能老实实实、规规矩矩，稍有不慎，就会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所带来的灾难也是可想而知。所以生产队的重活、脏活、别人不愿干的活，都是安排地主子女去做，因为只有他们才毫无怨言的做，而且不敢不做好。地主的后生多数成了光棍。黄懿修四个曾孙，一个都没有能娶妻生子，地主家女儿没有人敢娶，怕受牵连，多数都是远嫁他乡……

　　那时，我也经常思考，过去的地主就真的“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残酷剥削穷人吗？那为什么听老人讲，黄懿修家对人好，就连在他家做过长工的黄荣贤在控诉、批判地主大会上说，黄懿修家对伙计、佣人好，就连讨饭的上门，都客客气气地打发，被主持会议的制止了他的“控诉”。听父亲常说，他们年轻时在小湖港洗澡，到了黄懿修原来住的地界的那一段河里，经常摸到一大坨一大坨黑乎乎的东西，那是火烧震东市时，从他家夹墙淌下来的烧化了的银元水形成的，他家砌房子都是用银元填料，那么，他家又怎么有这么多钱的呢？地主家的子女，有的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他们没有过上一天地主的生活，为何要受到如此的对待？既然横巷八大家财富如此之多，现在连残垣断壁都荡然无存，这些东西哪里去了？就是平均分配给横巷村的各户人家，每家每户也应该是比较富裕了，怎么还是如此景况呢？……
　　78年考取师范后，拿着学校发的借书证，第一次走进学校图书馆，无意中发现了“火烧震东市”的图书，随手翻了翻，是京剧剧照的图书，我内心为之一震：啊，火烧震东市，发生在我们横巷的事情，居然还出了图书，看来这一事件还是挺有影响的。
　　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到周庄参观旅游，当时周庄还刚刚开始建设，看到了传说中的沈万三家的房舍、花园。过去只知道泰兴的俗话：“沈万三打死人——钱偿命”，其意思说沈万三家的钱多。可看了之后，再看看沈万三的家的陈设及周边景致，也不过如此，与我从小就听说的黄懿修家的家业、豪华程度差远了，这里还建成旅游景点，如果能够把黄懿修的一切展示出来，还不知要胜过沈万三家多少倍呢？
　　于是乎，从周庄回来后，我就开始了解、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只是当时在校长之位，工作繁重，偶尔回家，跟黄朴庵的孙女黄庆耕、黄懿修的孙媳周玉辉、在黄懿修家做过长工的黄荣贤……年龄较大的交谈，但因为每次都匆匆忙忙，谈得不细、不具体，他们当时都已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但毕竟他们是从那时过来的，还能谈到些，只可惜谈得太少，我当时也记录得太少了。而且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零零碎碎的，有些关键的问题都没有涉及，现在想起来，甚是后悔。当时我自己也没有一个目标，只是作为震东市的后代，，想多了解一些过去的事情而已。
　　退居二线后，终于有了时间。然而，年龄大，知情的老人纷纷辞世，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再不搜集整理，恐怕有些东西永远会失传了。于是我一方面赶紧搜集相关的资料，包括县志上的相关记载，我先后买了光绪、嘉庆、宣统时期的泰兴县志，千方百计找八大家的后人，能否找到相关的资料、图片、实物，包括黄氏家谱；另一方面我赶紧找年龄大的老人，了解相关的情况，有的先后登门十多次，认真记录下他们的口述。这方面，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年龄太大的，脑子不清，年龄小一点的说不清。而且我采访了解的人纷纷归西了，有些事情，有些情况还没有能问明白。我感到自己是在与时间赛跑。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黄桥历史文化研究会刘鹏旋会长，2013年将我接纳为理事，将研究火烧震东市、横巷八大家的任务交给了我，这对我是一种的莫大的鼓舞，感到自己再不是单打独斗了，刘会长多次找我，了解进展情况，并作出指导。2014年，火烧震东市九十周年之际，刘会长组织有关人员专题召开了研讨会，会上我将研究的情况做了专题汇报，大家对我这个新手给予很多的支持、指导帮助，使我受益匪浅。在黄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多方面关心、指导、支持下，我的劲头更足了，对整理好这段历史充满了信心。
　　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我的妻子余菊英，她聪慧贤达，勤劳俭朴。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她对我真是应验了吕耕樵老先生对妻子说的话：“有得好吃的你想着我，晚上睡觉你搂着我，做到活计譬如死了我。”家中的一切琐事她都承揽了过去，从不指望我（当然也指望不上）会替一点手脚。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我有时去采访一些老人，总要拎点礼品，有时将采访对象请到家中或到饭店招待一顿，她从不计较埋怨，这么多年来，不知贴进去了多少钱，花费了多少精力，这种赔本的活计，在一般妇道来说免不了要噜嗦几句，但她从来没有。只是在我夜里十一、二点还在写东西时，提醒我：“早点睡，明天再写。”在我一支又一支抽烟提神时，才说上一句：“少抽点，对身体不好”……
　　有的人对我做的事很不理解：认为我年龄这么大了，到了该享受的时候，还这样整天忙碌，图什么？还有的人认为，你又不姓黄，黄家的人都没一个出来研究它，你何必呢？开始，黄家的人也很不支持，去采访时，有的根本不见，他们认为这不是光彩的事。还有的黄家人见我去采访，问我是不是有什么说法，甚至有人认为，我研究这件事，会从中得到很多很多的钱……弄得我啼笑皆非，经过一番思考，我写了一篇短文，《震东市，我的故乡》，“记住这段历史，留住这片乡愁”，作为我的回答。我忽然想到了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一句话：“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火烧震东市”、“横巷八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我脑海中倒腾，我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去揭开它罩着的层层面纱，我不图别的，只想把这段历史、这段乡愁留给我们的后代，尽一个震东市儿女应尽的职责和担当。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9期

萨伊

横巷八大家从个人品行上来说，还是不错的，乐善好施，对下人友善。
但是他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对整个贫农群体刻薄，贪婪。
所以，有时候很难想象八大家会做出收猪子捐的事情，逼得贫农活不下去**。
这种做法，和他们平时品行有点对不上号。
但是，阶级属性决定一切，就如同政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