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友情天地（作者：欧阳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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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月18日，中研院在南京假中央大学大礼堂为丁文江（1887年-1936年，字在君，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举行追悼会。竺可桢记载了当时的现场过程：
　　蔡先生报告在君在院两年来之工作。次咏霓述在君生平，关于地质方面其最大供献在于西南，尤其是云南、贵州两省，其提倡实地考察与古生物之功尤不可没。次适之报告在君对于朋友、学生及家属之感情交谊及其在上海商埠督办任内不苟取一钱之事实。次罗志希说数语，最后在君之兄弟致答词即散会。
　　蔡元培论其行政工作，翁文灏评其专业成就，胡适述其个人交谊，这样的安排十分恰当、也颇为得体。为何在这样的场合，安排胡适褒扬丁文江的交谊之道？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它反映了丁文江一生在其工作、学术成就之外，还有其成功的另一面———交友有方。胡适当年在为《独立评论》“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撰写的《丁在君这个人》一文，主要称誉的也是丁文江的为人处世之道。
　　每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人际圈子，这些圈子与他特定的文化背景、教育经历、宗教信仰、政党派别、宗族血缘等因素密切相联。丁文江不信宗教，故没有教友；未入政党，谈不上明确的政党从属关系。他的人际关系主要是与他的专业工作和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

　　丁文江是一个善交的人，也是一个能交的人。他一生得益于朋友之处不少，造福于亲朋好友之处更多。傅斯年说：“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他之看重朋友，似乎大多由于他认为有用，学术上或事业之用。一旦既成朋友之后，他每每不自觉地颇以监护人自居，对于同辈（听说对于他年长的也有时如此）俨然像个老大哥。因此，朋友们一齐称之‘丁大哥’！”丁文江去世后，故旧亲友撰写的悼念、追忆文字，都表现出他对与之结交的朋友的亲和力、影响力以及人格魅力。
　　地质学界尊敬的领袖式人物
　　丁文江人际交往的第一个圈子是地质学界的师友、学生。他们交谊的纽带是共同的专业工作和科学志趣。丁文江与同行朋友的关系相处融洽，这从章鸿钊、翁文灏对他的回忆文字，从李四光对他的尊敬态度，从黄汲清、阮维周等众多学生对他的敬仰之情可以得到印证。他在地质学界从事研究、调查、教学达二十余年，被地质学界同行看做是一位值得信赖和尊敬的领袖式人物。

　　章鸿钊（1877-1951年）与丁文江结识于1911年。同年9月，丁文江赴北京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与章鸿钊等取“格致科进士”。据章鸿钊回忆他们初识的情景：
　　我和丁先生初次在北京见面，是前清末年，即民国的前一年。那一年，丁先生初从欧洲载誉归来，只不过二十四岁的一位少年，一副英英露爽的眉宇，和一种真诚坦率的态度，一见便知道他是一位才德兼优的人，已使我拨动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情绪；何况那时候在中国要觅一位地质学界的朋友，远不像现在那样容易，也许还没有第二人，所以这一次会面，在我个人一生中，是最有意义的，也最不能忘记的。
　　学部考试毕，予列最优等，赐格致科进士出身。时同榜中尚有一学地质者，即丁文江氏也。丁氏亦于是年从英国毕业归国者，曾与之遇，相谈甚洽，此即予他日之同志矣。
　　1911年秋，章鸿钊担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地质学课程，他是在中国大学第一位开设地质学课程的教师。中华民国成立后，章鸿钊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任科长，这是第一个管理地质事业的行政机构。在任期间，章氏在《地学杂志》连续三期刊载《中国地质调查私议》一文，建议开展全国性的地质调查，筹备设立地质讲习班。
　　丁文江与章鸿钊再次相会是在1913年，丁文江开办地质研究所后，聘请章鸿钊来所任教。“丁先生偏偏不肯居功，硬要根据旧案，坚决邀我去承办；他又知道我一点古怪脾气；不肯无故去吃人家的现成饭的，便悄悄地携着随身行李，跑到云南调查地质去了。这是何等雅量。”在地质研究所，章鸿钊与丁文江、翁文灏密切合作，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21年5月章鸿钊撰著的《石雅》一书由地质调查所出版，丁文江为之作英文序言，大力推荐此书，称“按照科学的矿物学对中国古代的和现代的宝石详加鉴定，这对那些收藏宝石并且希望对自己所收藏的宝石有更多了解的人来说，是极为有用的。但本书，尤其对研究历史和考古学的学生来说，将是一座提供大量富有启发性资料的宝库”，对该书在国内外的广泛传播起了一定作用。章鸿钊在地质学界有“章夫子”之称，这一方面表示他作为学长得到大家的尊重，一方面则显示了章氏的旧（国）学素养获得同人的公认。章鸿钊对地质学史、矿业史研究有着强烈的兴趣，留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京华印书局，1916年）、《中国地质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古矿录》（地质出版社，1954年）、《中国温泉辑要》（地质出版社，1956年）诸书。丁文江亦在当代地质学史、矿业史方面做过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撰有《中国矿业纪要》（与翁文灏合著，1921年）、《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收入申报馆《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1923年）、《中国官办矿业史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1928年）、《外资矿业史资料》（农矿部地质调查所，1929年），章、丁两人想必在这方面有着交互的影响。丁文江去世时，章鸿钊满怀深情地撰文追忆他们的交情，文末“含辛带酸”地写下挽联：
　　认责任内无处可放松，治学然，治事亦然，识君以来，始信自强在不息；
　　数交游中惟真最难得，能让易，能争非易，从今而后。几疑直道与偕亡。

　　翁文灏（1889-1971年）与丁文江初识是在1914年，时翁文灏留学归国，进入地质研究所做主任教授。在教学工作中，丁文江与翁文灏多次共同带领学生外出实习、考察。1916年地质调查所成立，丁文江任所长，翁文灏任矿产股长，两人曾共同商议创办《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等事宜，合作撰写《矿政管见》（内附《修改矿业条例意见书》，1920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出版）、《中国矿业纪要》（列为《地质专报》第1种第1号，1921年出版）、《地质调查所的十年工作》（1925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等文。丁文江外出不在所时，地质调查所所务工作均请翁文灏代理，如1917年丁文江奉命调查长江下游地质，1918年底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均请翁氏代理所长一职。
　　1921年丁文江受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为专心致力于公司事务，坚辞地质调查所所长之职，呈请任命翁文灏为所长，双方互相推让，最后只好仍聘丁文江为名誉所长，翁文灏为代理所长，直到1926年5月丁上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辞去该职，翁文灏才正式接任所长一职。1928年丁文江回到地质调查所，第二年又与翁文灏“合拟一西南各省之地质调查及制图计划”。1930年，为纪念《申报》创办60周年，丁文江又与翁文灏、曾世英共同承担编绘《中华民国新地图》的任务。1931年《独立评论》创刊后，翁文灏虽政务繁忙，仍抽出时间为该刊撰写时评政论，成为该刊的同人。

　　1934年2月16日翁文灏因车祸受伤住院，丁文江不顾自身因病住院、病体未愈的身体状况，亲往杭州探视老友，照顾翁氏的家属，并写下《我所知道的翁咏霓———一个朋友病榻前的感想》一文，大力表彰翁氏克己奉公、勤奋工作的事迹，称赞翁氏为时代的“圣人”。
　　1935年12月9日丁文江病重住院，11日翁文灏乘飞机赶到长沙，下飞机后即由刘基磐陪往衡阳探视。当时丁已略省人事，尚未脱险，几个人会商，认为长沙湘雅医院医疗条件较好，决定转院。丁文江去世后，翁文灏帮助料理后事，亲往长沙参加丁文江的葬礼。在地质学界同人中，翁文灏撰写的追悼丁文江的文字最多，计有：《追悼丁在君先生》（载1935年《地理学报》第2卷第4期）、《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1936年2月16日载《独立评论》第188号）、《追念丁在君先生》（诗，载1936年6月《地质论评》第l卷第3期）、《丁文江先生传》（载1941年《地质论评》第6卷第l-2期）、《追忆丁在君》（诗，载1946年《地质论评》第11卷第1-2期）、《关于丁文江》（载1982年《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等，这些文字是他们交谊的又一证明。在地质学界同行中，丁文江与翁文灏的关系可谓既深且长。

　　李四光（1889-1971年）与丁文江1911年同取进士。在应试期间，两人是否相识，没有留下可考的材料。1919年秋丁文江委托其弟丁文渊，与丁燮林一起到英国东部的锡矿山康为尔找李四光，见到李四光后，谈了请李四光回国来北大任教之事。说明丁文江对李四光的成就已有所耳闻甚或接触。不久，李四光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给的聘书。1920年5月，李四光回国任教，为使李四光安心从教，丁文江对其生活备加关照，得悉李四光的薪金不敷家用，遂为他在京师图书馆谋一副馆长的职位，以弥补其经济之不足。
　　另一方面，李四光对丁文江亦知恩图报。1929年丁文江前往北京时，暂时无房居住，曾寄住在李四光宅中。1931年8月5日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合作研究特款顾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决定在北大特设研究教授职位，聘请15人为为研究教授，其中地质学系就有丁文江和李四光。

　　丁文江去世时，李四光在英国留学，刚刚完成《中国地质学》一书，闻讯后李四光在该书的《自序》中补充道：“正当我的原稿整理工作将告结束时，传来了我的朋友和最尊重的同事丁文江博士不幸逝世的消息，如果我借此机会对这位如此忠心致力于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人表示敬佩之意，或许不会是不合适的。”1937年12月李四光在长沙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期间，亲往岳麓山左家陇看望丁文江墓地，再次表达对亡友的怀念之情。
　　丁文江对年青一辈学子的培养与提携不遗余力。他任教的时间并不长，先后任教的学校有南洋公学（1912年）、地质研究所（1913-1916年）、北京大学（1931-1934年）。丁文江对后辈学人的成长颇为关注，故大家有著作问世时，都乐于请他作序。叶良辅的《北京西山地质志》、谢家荣的《地质学》即是两例。曾在北大担任丁文江助教的高振西回忆说：“他教书的时间，并不很久，似乎是无关轻重。但是他确是一个极端优秀的‘教师’人才，配作教师先生们的模范的！直接受过他的课的学生，同与他在一块儿教书的同事，没有人不承认这个事实的。”“我们曾得到直接受教的机会，而且相处有四年之久。我们真正地觉得，丁先生不只有作教师的资格，而且能全部地尽了他做教师的责任。”这样的评语，当是对一个教师的最高奖赏。
　　由于长期在地质学界担任主要领导人，丁文江成了这一学人群体的精神纽带，他对这一群体具有极大的凝聚力。翁文灏对此评价说：“在君先生在中国地质学界中无疑的足称先辈，不但他的工作开始较早，而尤在他对于其他人才援引甚力，指导特殷。我们试追想他曾如何费力荐李四光先生做北大教授，如何用心做西南地质调查计划使赵亚曾先生等分途进行，如何极有见识的坚持黄汲清先生在瑞士必须做构造地质的实施工作，但不要在辽远地方写一知半解的中国地质论文。他有用人之明，他更能用人之长。”

　　与梁启超的关系非比寻常
　　丁文江进入的第二个圈子是梁启超派。梁启超是丁文江一生最尊重的长辈。胡适说：“他和任公从没有政治的关系，完全是友谊的关系。”这一看法并不太准确。实际上，在政治上丁文江附属于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与任公的私人关系尤深。丁文江的三次重大变动，即1918年底梁启超邀约他赴欧美之行，1921年6月刘厚生聘请他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6年蒋百里向孙传芳推荐他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都系梁派促成。然因缺乏专文讨论他俩的关系，故世人所知不详。
　　丁文江与梁启超的关系，始于1918年12月底他与梁启超一起去欧洲考察。据其弟丁文渊述其来由：“民国七年，任公以私人资格，去欧洲游历，想借此对欧洲做一个详细的考察。因此除了蒋百里、张君劢、刘子楷三位老朋友以外，还请了徐新六作为他的财政经济顾问。到时任公仍以为不足，很想再得一科学专家同行，才能对于现代的欧洲，有彻底的认识。于是徐新六就推荐了二哥，二哥才认识了任公先生。”
　　梁启超自谓：“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此外，梁启超还心蓄重组人马，以图东山再起之意。所以代表团人员的组成都是梁氏精心选择的结果。临行前，他在上海与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这说明，梁启超前此虽公开表示退出政坛，但其心未泯。代表团一行七人，分两组出发，梁启超自带蒋百里、刘子楷、张君劢、杨鼎甫四君取道印度洋、地中海，丁文江、徐新六经太平洋、大西洋，1919年2月到达伦敦后会合。
　　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的情形，丁文渊有一段交待：
　　据新六告诉过我，任公在法、英两国的演讲，多是二哥替他翻译，任公对他极为倾倒。二哥素性憨直，对人极具至性，有问必答，无所隐讳。与任公坐谈之际，尝谓任公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因此劝任公放弃政治活动，而从事学术研究，任公亦深以为然，此则任公的大过人处。像他那样，早岁就参加变政大计，而又誉满中外的一位大人物，当时还正在他鼎盛的时候，居然能够听一个青年后辈的劝言，翻然改图，从事学问，终身奉守不渝，只有任公具有那种“譬如昨日死”的精神，才能确实做到。新六又言，二哥当时还曾设法协助任公如何学习英文，并且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后许多历史学术的著作，也就陆续出版，成为民国史学上的一位大师。任公以后掌教于清华研究院，据胡适之先生说，也是二哥在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所主张的。
　　丁文江为代表团做翻译，教任公学习英文，这些征诸梁启超的私人信函可得到佐证。1919年6月9日梁启超在《与仲弟书》中曾道及“习英文”一事：“故每日所有空隙，尽举以习英文，虽甚燥苦，然本师（丁在君）奖其进步甚速，故兴益不衰。”至于丁文江对梁任公的忠告在不同场合也有提及，如7月29日丁文江会晤颜惠庆，谈及对任公的印象时表示：“他认为梁启超是优秀的作家，但不是政治家。”这样的看法是否为任公所喜闻，或任公其他朋友所认同，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至少在梁启超周游欧洲期间，张君劢、蒋百里等人是鼓励他东山再起，“仍当从事于政党的组织。”丁文江与张君劢等人的分歧在这里实已露端倪。
　　丁文江与同行诸公的分歧,可能对他的情绪和活动有所影响。欧洲一行,丁文江并非全程追随梁启超旅行。如3月7日至17日,梁启超一行从巴黎出发游览法国南部战地和停战前德国的领土,据梁启超记载:“丁在君因为要去洛林调查矿业,所以都未同行。”又如7月12日,梁启超一行从英国返回巴黎,拟参加7月14日法国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大约在这期间,丁文江曾单独前往瑞典一游。他的瑞典之行,最北端到达国有矿城基如纳。在斯德哥尔摩,他与中国留学生周赞衡和为安特生的古生物研究计划募捐的拉各雷留斯会面,拉氏于当年9月15日成立了“中国委员会”。7月底,丁文江又独自赴美国访问、考察两月,他大概是最先离团回国的人。在梁启超一行中,丁文江似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梁启超欧游归国后,1920年4月成立了共学社,社址设在北京石达子庙,宗旨在“培养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主要工作为编译新书,奖励名著,出版杂志,送留学生。主要人物有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张东逊。蔡元培、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赵元任、张謇、胡汝麟、张元济、刘垣和丁文江等都在发起人之列,凡加入共学社者在财力方面均有所赞助。共学社以松坡图书馆为活动场所,附设俱乐部,由梁启超、丁文江任干事。当时北京政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与交通系时常明争暗斗,丁文江反对新交通系,颇为注意观察对方的动向。
　　在1920年代的许多政治活动中,梁启超常常征诸周围人士的意见,其中与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的互动尤为密切。1923年2月24日梁启超致书思顺,告其在南开讲演后,“晚上又与张君劢、林宰平、丁在君等谈个通宵。”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丁文江与张君劢虽然均为任公的至好朋友,但在感情上、信仰上,任公较倾向于张氏,他们都是儒家思想的维护者。”“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后,丁文江的声誉大为提高,而张君劢反而下降,这自然也加重了丁文江在梁启超心中的分量。
　　论战的结果对梁启超的思想有一定触动,从1923年12月12日梁启超给章鸿钊的《自鉴》一书所作的序,多少可以看出他思想微妙的变化。此前,丁文江在梁启超心目中不过是一位谙熟地质学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此后,梁启超每遇大事或政治风波,均愿洗耳恭听丁文江的意见,或有意拉近他与丁文江的距离。梁启超晚年思想力大不如从前,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等虽奉他为精神领袖,但在思想上任公反受他们的影响更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年青一辈(如张、蒋、丁等)曾经留学西方,接受了系统的科学训练,有着天然的外语优势,便于对西方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吸收,梁启超往往从他们那里获取西方的信息和思想资源。1925年梁启超在《国际之保护及奖励》的讲演中,讲到中国工业的两大病源,其中第二条“没有资本”的依据,采用丁文江提供的统计数据即是一例。

　　1925年5月9日,梁启超在给其子女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的信中谈及他拒绝段祺瑞邀其出任善后会议宪法起草会会长一事缘由,其中提到“京中的季常、宰平、崧生、印昆、博生,天津的丁在君一齐反对,责备我主意游移,跟着上海的百里、君劢、东荪来电来函,也是一样看法,大家还大怪宗孟,说他不应该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出这些鬼主意来拖我下水。现在我已经有极委婉而极坚决的信向段谢绝了。”显然,梁启超对段祺瑞采取不合作态度,与丁文江等意见有关。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联名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廉、张国淦、董显光、丁文江诸氏发表宣言,大有表现北京政府中的“清流派”意见之势,以与国、共两党和军阀势力相区别。梁启超病情加重时,也是“因丁在君、力舒东坚决主张要入协和”,他才入住协和医院治疗。揆察这些事例,足见梁启超晚年对丁文江的倚重。
　　1927年5月,当南方革命势力直逼北方,梁启超身边的人围绕是否推举他出来重新组成“一大同盟”时,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梁启超对此感到十分苦恼。张君劢、陈博生、胡石这些门生附和“国家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等势力,呼吁梁启超出山,统率一个新的“大同盟”,以阻挡南方革命势力迅猛向北发展的势头。丁文江、林宰平默察形势,“极端反对”。南方的北伐军继续北上,梁启超又欲发表政论,征求周围人的意见,结果“蹇季常、丁在君、林宰平大大反对,说只有‘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知其不可而言之’。”梁启超感觉“他们的话也甚有理”,“决意作纯粹的休息”。在1927年这个关键性年代,环绕在梁启超周围的人明显出现了两种选择:一派是以张君劢为代表,企图继续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与国民党政权对抗,后来张君劢组织国社党是这种意向的新努力；一派是以丁文江、林宰平为代表,希望回避锋头,坚守文化学术立场,丁文江的暂时退隐表明了这种抉择。每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无论是福是祸,梁启超几都挺身而出,表现出问政参政的高度热情,唯独此次例外,选择了退隐。梁启超做出这一抉择,应当说是与丁文江、林宰平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这是丁文江在梁启超追悼会上所敬献的挽联,从这副挽联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梁启超身后留有两件大事:一是编辑文集,一是编辑年谱长编。这是具有象征传承衣钵意义的大事。将整理文集一事交给林宰平,将编辑年谱长编一事交给丁文江,这样的安排究竟是出自梁启超的遗托,还是亲友们商量的结果,或是林、丁两人的自告奋勇,我们没有直接材料可证,但它明显反映了当时林、丁两人与梁启超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它象征着林、丁二人作为梁任公的传承人,继续延续梁氏的事业。在当时并不便利的环境中,林、丁二人对这一使命的切实执行,也表现出他们对梁任公的忠诚。在近代中国,许多政治、文化名人的身后事,除非有强势的政治集团作为背景依托,否则极为冷落、进展维艰。《饮冰室合集》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幸赖林、丁二人的鼎力撑持,得以出版或告竣,可以说是一例外。

　　胡适:一生最看重的朋友
　　丁文江进入的第三个人际圈是胡适为代表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同仁。如果说,梁启超与他的联系,梁处在主动,丁处在被动的话；那么,丁、胡之关系,则是反向行之,丁主动接触,胡被动受之。
　　丁文江一生最看重的朋友,应该推胡适。丁文江与胡适相识大约在1920年,胡适对他们的初识过程略有交待:
　　我认识在君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任公先生是前辈,比我大十八岁,他虽然是十分平易近人,我们总把他当作一位老前辈看待。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只大四岁；新六比我只大一岁。所以我们不久都成了好朋友。
　　证之于胡适日记,1920年3月18日出现了“丁文江请吃饭”的记录。3月21日记有“初见梁任公,谈。”可见,胡适结交丁、梁的时差甚短。胡适认识任公,是否出自丁文江的推介,不得而知,但丁文江在梁、胡之间似乎起有中介作用。在丁、胡的最初交往中,丁处在较为主动的地位,在胡适日记中,我们从多处可以看到“丁在君邀饭”、“与在君谈,共餐”、“在君约看Geo　Museum”(地质博物馆)、“丁夫人来谈无锡一件”的记录。从胡适与梁启超、丁文江的订交时间看,它是在丁文江、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北大派在北京已俨然成为一股新兴势力,各方面对之不得不刮目相看,极尽拉拢之力,梁启超派在政坛欲有所作为,自然也不会放过,丁文江的主动交往,其真正的意图实在于此。
　　丁文江与胡适携手合作,是从共同组织“努力社”,创办《努力周报》开始。1921年5月21日丁文江与胡适、王徵、蒋梦麟等商议成立一秘密组织——“努力会”,这是丁文江与北大派结合的一个重要步骤。此举虽然也反映了胡适等人由专事文化事业到走向“谈政治”的一个新动向,但背后推动此事,且最热心此事的又是丁文江。“努力社”成立之初,有一个小插曲,任鸿隽赞成蔡元培加入“努力社”,丁文江开始对此有些犹疑,原因有二:一是蔡元培为老前辈,丁、胡等人为同辈,蔡“加入以后,恐怕反有一种拘束”。二是丁文江对北大有不满意之处,“很想以友谊的态度来忠告忠告”,若蔡加入,自然有所“顾忌”。经任鸿隽再次来信说服,丁文江的思想才转变过来。这里面隐伏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蔡元培加入,“努力会”则不免唯蔡马首是瞻；如果维持原状,在同辈中,“丁大哥”的作用就会突显。由此也不难看出,丁文江对经营这个“秘密”的小团体,还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创刊,创刊号上刊登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为胡适所起草,签名人以北大派教授为主,丁文江名列其中,他对这些“政治主张”的热衷,可以说不让胡适,他是继胡适之后,第二个站出来《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的作者。丁文江此时究竟是胡适为代表的北大派的同盟者,还是梁启超研究系的人,或者自愿在二者之间充当中介和桥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胡适虽对任公持敬重的态度,但在政治上明显受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派老朋友的牵制,有意与梁氏保持距离。而其政治主张却又与梁启超比较接近,与陈、李相去甚远。这种亦远亦近、亦近亦远的选择,实是丁文江的影子在中间作祟。胡适因与丁文江关系过于密切,岌岌乎染上研究系的色彩,并被陈独秀及其他朋友误认为也是研究系圈子里的人物。
　　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存的99封丁文江致胡适书信来看,丁文江大概是同时期与胡适通信最多的一位朋友。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看出,丁文江对胡适这位小老弟的信任与爱护确实不同寻常。丁文江对胡适的影响,由浅入深,由生活到事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生活上,督责胡适注意身体,把握生活节奏。如当他看到胡适喝得酩酊大醉,写信规劝胡适不要过多喝酒；酷暑时节,邀约胡适一起去北戴河消夏。这些事例,都表明丁文江对胡适的关切之深。胡适以“大哥”呼之,丁文江则以“小弟”待之,亦从一侧面反映了两人关系之亲密。第二,在政治上,鼓励胡适参与公共生活,发挥政治影响力。丁文江和胡适是《努力周报》、《独立评论》两刊的主要创办人,也是出力最大、撰文最多的人。第三,在事业上,帮助胡适规划学术进程,拓展学术天地。丁文江是胡适作品的鉴赏者,胡适每有新作问世,都赠送丁文江,请其指正；有时未送,丁还主动向胡适要。当胡适将撰写的《哲学史》稿子送给丁文江审阅时,他连夜赶读《哲学史》,并致信胡适,鼓励胡“向下写,不要分心”。胡适的英文著作Chinese　Renaissance在美国出版后,丁文江读后称赞“书做得很好”。同时,丁文江也视胡适为知己,将其个人的政治活动和私人事宜,毫无保留地与胡适坦诚交流。
　　胡适写给丁文江的书信及其内容,因丁文江的私人档案尚未公开,我们迄今所知甚少。从他俩共同交往的一些朋友书信中,我们也可找到胡适对丁文江施加影响的痕迹,如1927年1月3日任鸿隽致胡适信中所示:“你给在君的电报,我极赞成。我尤希望在君此时就暂为脱离政治漩涡。”1月7日徐志摩致胡适信中提到“在君仍在医院里,他太太病颇不轻,acute　headache,他辞职看来已有决心,你骂他的信或许有点影响”。胡适的致电和书信,对丁文江辞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一职,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又如1935年6月11日胡适致丁文江的长信,对丁文江批评中基会干事长住宅一事予以辩护,对缓和丁文江与任鸿隽之间的矛盾亦有调解作用。
　　丁文江去世的当天,胡适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自己的愧疚:
　　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我前年的芒(盲)肠炎,他救护最力,他在病中还谈到我的身体不强,财政太穷!他此次之病,我毫不能为他出力,真有愧死友。
　　在君之死,是学术界一大损失,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
　　作为两人友谊的见证,也是履行后死者的责任,1936年2月,胡适为《独立评论》第188号亲自编辑、校对了“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1956年胡适兑现了“二十年前所许下的私愿”,写下了《丁文江的传记》这篇纪念性的传记作品,丁文江的事迹因这篇文字而得以广泛流传。
　　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
　　因为胡适的关系,也因为相互之间的仰慕,傅斯年与丁文江结交亦深,关于他们成为知交的过程颇具戏剧性,在学术界亦传为佳话,傅斯年是这样描绘他们结交的过程:
　　记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身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这一述说颇带戏剧性,但发生在两位极具个性、极为崇拜西方科学的学人身上,的确带有传奇的色彩。两人结识后,傅斯年对丁文江执礼甚恭,敬重有加,人前人后,都称呼“丁大哥”。傅斯年极力促成丁文江出任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在中研院工作时,两人互动极为频繁,成为一对配合无间的工作伙伴。
　　丁文江与胡适、傅斯年等人之所以能缔结深厚的友情,主要是因为他们都系统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或相近的主张。对“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看法,对中、西医评价的扬西贬中态度,对现实政治的改良主张,丁文江与胡适、傅斯年都有许多默契。他们同中有异,求同存异,以发展中国科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为职志。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傅斯年、李济不约而同地都从中西文化的背景评价丁文江,这也反映出他们的共同志趣和理想追求。
　　胡适称:“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傅斯年说:“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备中西伦理条件的积极的良善公民,永远为团体为个人服务着”。“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李济表示:“东西文化接触中,最难融合的一段,大约是伦理观念。大多数人把两方面的坏处都学会了,有些找不出选择的标准,结果只作了习惯的奴隶。看在君的为人行事,不但能保守旧社会的美德,并尽量地采取了西方人的长处。由他的努力,我们可以悟到他所提倡的人生观,非特可以行得通,并且是甚合乎现代需要的。”

　　这样一种从中西文化的角度来评价丁文江,表彰丁氏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最高典范,对丁文江精神是一种最别致、也是最有力的诠释。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同仁中,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精神默契,正是他们“物以类聚”的思想基础。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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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丁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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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帆

丁文江也是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