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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第五区的春明乡发生了一起十三名基干民兵遭和平军集体杀害的惨案。七十多年来，人们口口相传这一动人故事，但至今未见文字记载。笔者出生和生活的白家庄属原春明乡六村，从小就从大人口中听到了这件事，最近专就此事开展了一些调查走访，弄清事情的原委。 一九四零年十月，陈毅、粟裕成功指挥新四军将士英勇作战，取得了黄桥决战全胜，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此后，新四军实行了战略转移，挥师北山上，与八路军会师，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春，驻守在江南的日军及和平军便分批渡江北上，先占领口岸，进而占领泰兴城，随后向东占领了黄桥。
一九四二年，日寇在黄桥构筑据点，和平军则在黄桥四周选择地点据守，西边在溪桥，西北边在距黄桥十多里的严徐庄河东垛子上（现黄桥镇严徐村村委会河东），赶走了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在四周开挖了长达1500米的壕沟，挖出的土则在外侧构筑土城，土城上及外侧堆放砍伐树木筑据点余下的树枝，同时拆毁了三十四间民房构筑了三座约十多米高的碉堡，其余民房则被强占做了营房、炊事房及长官宿舍。碉堡上每天二十四小时有土兵值班瞭望，一发现周围有什么动静立即向长官汇报。
从一九四二年起，驻防的和平军每隔几个月就换防一次，走的部队当官的将抢掠的老百姓值钱的东西和钱钞带走，接防的部队一到就抢夺老百姓的粮食、钱财。到了一九四四年年初，驻军头目孔庆德是个吃人不吐骨、杀人不眨眼的恶棍，号称团长，实则是一个营的建制，一个连的兵力。他的兵大多数都是山东人，有的是国民党军队跟随汪精卫投敌改编的和平军，有的则是改编后在地方上招募的地痞、流氓，一个个凶神恶煞。
严徐庄驻了和平军，不仅严徐庄的老百姓遭了殃，周围村庄的老百姓也不时遭到祸害。春明乡当时七个村，南北走向的花渔港将全乡分成两块，一、二、三、四村（原来的扬春庵的杨一、杨二、杨三及白家庄的河东）。在花渔港东侧，因离据点近，而被划入向和平军交捐的范围，五、六、七村因隔了一条花渔港而不交捐。平时，和平军在其统治区内胡作非为，任意敲诈勒索。一次，严徐庄有一村民卖猪得了二百多银元，和平军知道后，一队士兵冲入此家声称他家私藏枪支进屋搜查，混乱中一个士兵将一把手枪放到了主人的枕头下，一会儿装模作样的当着主人的面将手枪搜出，主人一再申辩也没有用，要把主人带进据点，一家人都知道，进了据点，能否活着出来就是个大问号，于是请保长出面，将卖猪的二百多大洋全部交出才算了事。
这年夏天的一天，严徐庄和平军的一个小队出了严徐庄，从扬春庵的北荡直奔白家庄。花渔港上除了庄上有一座大木桥外，北边还有一座小木桥。和平军从北边的桥上进了六村的北荡，老百姓一听说和平军来了，大人抱着小孩、老人牵着耕牛赶快逃跑，当时叫“溜和平军”，意思就是逃离家中，以免遭残害。在现在白庄社区的东南上（原自然村名）白仁云家里，和平军先将他家里的粮食搬出，看到他家圈里有十几头一百多斤重的壮猪，一个便衣队员悄悄告诉和平军头目说这家的大儿子白润甫是新四军，那家伙随即指挥士兵捉猪子。这帮混蛋平时绑人捆人很内行，但捉猪却怎么也捉不住，关上大门，十几头猪在堂屋里乱窜乱跳，一个士兵伸出刺刀，一刀将一头猪刺死，立即躺在血泊中，其它士兵立即效仿，十几头猪就这样被刺刀刺死，鲜血流了一地，和平军七手八脚将死猪运走。晚上一家人回家，白仁云的孙子（其二儿子白瑶如，又名白攸甫的儿子）明箱当时已三岁多，非常聪明，能说会唱，但一到家当他母亲将灯点亮，看到一地鲜血时，立即吓昏死过去，等苏醒后就变成了痴呆，一直长到二十多岁都不知道穿裤子，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在花渔港内淹死。
这一年的麦收期间，和平军全天候监视着周围的农户，发现谁家收了麦子立即上门收捐。春明乡一村的东北荡窑墩子上有几十亩地，靠着严徐庄的西荡，因害怕和平军迟迟没有收麦。到了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其他地方的麦都收完了，上级指示春明乡组织基干民兵去帮助老百姓抢收小麦（即大家都称呼的“抢割抢收”）。这天一大早，几十名基干民兵在民兵队长白兴中和乡财委吴凤林的带领下赶到了一村东北荡，立即帮助老百姓抢收小麦，仅有的几支步枪架在田头上。
不知什么人走漏了风声，严徐庄和平军得到了消息，多次遭遇春明乡民兵袭击的孔庆德感到报复的机会来了。全据点一百多名和平军倾巢出动，从严徐庄的西南边向杨春庵的东南边，再向一村东北荡，从民兵背后包抄。民兵们一心帮着老百姓收麦，也未派岗哨，当枪被和平军缴了，且听到和平军喊叫：“春明乡的民兵不要动，你们被包围了”，直起腰抬头一看，麦田四周全是荷枪实弹的和平军，而民兵和老百姓手无寸铁。和平军一边喊“不要动，谁动打死谁”，一边叫一村的保长将老百姓领出。孔庆德命令将被捕民兵五花大绑，并要他们站成两队，一、二、三、四村站一队，五、六、七村站一队，并说：“一、二、三、四村的全杀，五、六、七村的不杀”，民兵们不管杀与不杀还是排了两队。排队时，六村的篾匠白明贯因是在四村人家做凉席时被叫去参加执行任务的，站队时主人便拉他站到四村队伍中；还有一位五村的白瑶瑗（外号：大明驼子），比较机灵，他分析：一、二、三、四村交捐，肯定不会被杀，所以他也站到四村队伍中。这时，五、六、七村的队伍中只有十一名民兵，这时，一个便衣队员在孔庆德面前指认二村吴凤林是乡财委，三村王元培是民兵干部，结果两人被拉到五、六、七村的队伍中，孔庆德下令“将一、二、三、四村的人放了”，这样这四个村的十多个民兵逃过了一劫，留下的十三个人被押往据点。
在据点内，一开始，先将两个民兵绑在两棵大树上，拎来两桶硝镪水，从头上向下浇，顿时，两人疼得大吼大叫，身上直冒青烟，一会儿见两人还未死，又叫伙夫拿来开水，用开水向他俩身上烫浇，还没有被烫死。和平军从队伍中拉出两人，给他俩解了绑绳，给他俩个一人一把刺刀，要他俩刺死绑在树上两位奄奄一息的民兵，他俩坚决不干，和平军便用刺刀先刺死了这两个人，再刺死了绑在树上的两个人，四个人活活死在了敌人的刺刀下。他们还不甘心，还用刺刀掏出了四个人的心肝，叫伙夫炒熟了供孔庆德下酒，高兴了，还要叫士兵用筷子夹了送给被绑着的民兵吃，九个人谁也不张嘴。那些土匪见民兵不吃，送到自己嘴里，嘴里骂骂咧咧：“让你吃，你不吃，马上死了，也是饿鬼。”并腾出右手，抽打民兵的嘴巴。
处死了四人，剩下的九人被和平军押到据点北边的野毛垛乱葬岗，这里已经有和平军士兵挖好了一个大坑，有士兵从西边严德射家晒场上抬了铡草的铡刀，在大坑旁将九位民兵一一铡死，尸体抛入大坑。随后先被处死的四人的尸体也被抬来扔到坑里，草草盖上一些土。后来几天，烈士家属夜里偷偷去将亲人遗体找回。由于九人已身首异处，造成有的找对了身子却找错了头，有的找对了头，却找错了身子，十三具遗体全部被亲属搬走后，大坑里还血水汪汪，散发着恶臭，苍蝇满天飞。解放后，十三位民兵全部被追认为烈士（但在县志的烈士名录和民政部门保存的烈士花名册上只找到十位，少了五村的三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七十多年来，流传在人们口头的说法，都说是春明乡基干民兵到严徐庄抢割抢收，十三人被和平军杀害。其实，当时严徐庄不属于春明乡，事实是乡里决定基干民兵去帮助一村东北荡的农民抢收小麦，被和平军偷袭抓捕，十三名民兵惨遭杀害，这一天是一九四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正好是七村民兵中队长白兴中同志的新生儿子白龙林满月的一天。照理家里要摆满月酒，他完全可以请假，但他却一大早安排好家里的事，仍亲自带领民兵去执行任务。原以为任务一完成即赶回来，没想到家里摆好了喜宴，一家人及亲戚朋友翘首以盼，但盼来的竟是白兴中壮烈牺牲的消息，全家人嚎啕大哭，村里人听到消息也不禁掉泪，本来幸福的一家变成了孤儿寡母。解放后，白兴中被追认为烈士，母子俩享受烈属待遇，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白龙林读到初中毕业回村担任生产队会计，后又担任大队会计，大队（村）党支部书记，刘陈乡多服公司经理，一九九九年因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而逝世，年仅五十六岁，他的儿子白中华现为黄桥公安分局辅警，孙子也已十六岁了。
这里，将十三位烈士的名字录上，他们是：
吴凤林 二村人 春明乡财委
王元培 三村人 民兵班长
白铜狗 五村人 民兵
白福寿 五村人 民兵
徐三群 五村人 民兵
（注：以上三位五村的民兵在档案中找不到，我是通过群众调查得到的资料）
白六金 六村人 民兵
白明昶 六村人 民兵排长
白明庚 六村人 民兵班长
白四全 六村人 民兵副排长
白兴中 七村人 民兵中队长
刘同兴 七村人 民兵班长
焦天文 七村人 民兵
焦伯根 七村人 民兵
在纪念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这些为夺取抗战胜利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民兵英雄。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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