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商会史话 （作者：何锡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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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商会，是由同业和行业形成的一个组织。在世界史上，提出这一名称的当数法国，时在1599年。但在我国悠久和漫长的历史上，自隋、唐、宋朝始，市肆中就出现为首者被人呼之为“行头”、“行首”、“行老” 的“行会”，这种“行会”从其规模來看，这种原始商会的雏形比法国还早上1000年。到元、明时期，“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之说的出现，丰富的行业内容使“行会” 越來越多。进入清代，遍布中小城市由外省同乡商人建立的会馆、同乡会、公所等，便是这种“行会”最典型的代表，名称虽然与啇会不同，但从其职能來看，应视为雏形商会的进一步拓展。

       商会的出现，是因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重农轻商的这一国策，不单遏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也被视作下九等人。这一状况直至清朝末年，腐败没落的清政府在经历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庚子赔款等惨痛教训后，于推行“新政”时才有所转变。随之，才在经济领域里确定了重商政策。清同治21年（1874年），辽宁工商界成立的“公议所”，应为我国最早的商会。在当时“以夷制夷”的思想指导下，时为商务大臣的盛宣怀就曾明确指出：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四年后的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商部为筹办商会呈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进一步提出：“海禁大开，各国群趋争利，而华商渙力微。西方国家重视商学。日本的物产资源虽然比中国相差相远，但商业蒸蒸日上，亦颇足与欧美抗衡。”在建议将“商业公所”、“商业公会”等名称统一改称商会外，又附设《商会简明章程》26条。此奏折得以批准后，在全国，上海首先将商业会议公所攺称为上海商务总会。此后，江苏各地商会相继成立，开创全国创立商会之先，到1911年时，在这八年间，江苏各地共有大小商会64个。

       上述，应为商会的由來和形成经过。

       黄桥商会，正是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

二

       从1903年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來看，“凡属商务繁富之地，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分隶于商务总会”。在当时，按照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县只允许设一个。然而，就是这个黄桥镇（附图一），在整个泰兴县，竟然能够脱颖而出，虽说距设立商务总会的要求仅属“稍次之地”，但就其历史來看，仍有可圈可点之处。一句话，是由繁荣的经济所决定的。在当年，“泰兴一县，不如黄桥一镇，黄桥一镇不如横巷一村”的民谣应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

       追寻千來以來黄桥镇的历史，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现仅能从一些史料和民间传说中来作推断。在现今用科学手段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我们不难发现，约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时，当长江口还在镇江一带时，黄桥这里还是泰州以南长江北岸的河漫滩。对这块土地的记载，清《康熙县志》称：“黄桥镇在城东四十里。此地原名永丰里（今西门桥口），北宋神宗元丰（1078年）年，因形成集市，改称永丰镇。迨至明朝，黄桥始见于书。” 至于黄桥镇何以以黄桥而得名，史书无载，传说中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1年），巡检袁祁传曾修过一座名称黄桥的桥（原址在现今米巷东端，后废于民国初年）。这里当初的原貌，除有传说中的牛皋藏兵洞、洗马池、牛皋栓马杆外，有文字可寻，记录最早的《泰兴黄桥何氏家乘》，叙说黄桥一世祖何孔庭由常州毗陵南下迁徙至这儿时，始于宋宁宗元年（1195年）。其后辈传说中，讲当时此地仅有一户住现米巷东首的项姓。故而到凊时的“何氏续修宗谱序”中，也只能这样讲：“黄桥，泰兴偏邑也，地平衍无山而西枕大江，北通淮水，东距海不三百里。……自明以来，以何张为称首，张氏散居郊邑，而何氏则聚族于黄，桥所谓永丰镇也”。由此可见，北宋时的黄桥还是地广人稀，苍茫一片。

       然而，若从建于宋咸平二年（1000年）的城隍庙（原东街小学大门北面）和建于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的福慧寺（俗名东寺庙），以及猪行（现名珠巷）和福慧寺东侧牛集场这两个古地名来看，我们也不难看出，就在此后，在这块面积尚不足二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辛亥革命前后人口在6000左右），由于成了农村中的集市地，又有庙会。从此，这里便有了远道赶來的烧香拜佛者、肩挑提篮的小商小贩，也就有了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故而到北宋中期时，官府才将这儿定名永丰里。

       而从有关史料来看，真正形成规模并繁荣起来，应在清“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此时的黄桥镇，志书记载为：“闾阎比密，田商沃茂，执四民之业者，率不下数几千”。这里，从解放初的工商营业登记表來看，有据可查的虽说仅有始建于清顺治三年（1646年）的老泰和药店，但必定还有多家店铺。到嘉庆六年（1803年）年，“马路”处首次就有了一爿以经营竹藤、石灰等建筑材料的朱永隆石灰店。由此來看，此时间前后，镇上必定是一派建房造屋的热闹景象。到道光年时，黄桥已是“四方人士，亢集蚁附。犹以江、浙、徽商为多”。

       从有关资料來看，道光十二年（1832年），专营粮食生意的丁万昌粮行出现了，吴恒丰粮行也开设了。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由于一个家族的经营，丁万昌粮行的店主丁椿，“材勇出身，也就是武秀才，后代理过安徽庐州守卫备，后来又补江西守备的缺，官居五品。丁椿多年负责漕运，押运公粮，对粮食行情熟悉，了解各地粮食差价，加之他的叔父在此之前就开设过米肆。出门收购周边地区及里下河一带的粮食，运到外地出售。两位胞弟丁桂、丁楷也乘机开起店來，一个店号叫丁均昌，一个叫丁利昌。这个巷子的族人仿而效之，纷纷开起粮行米店，被人称作‘米巷’”（注1）。

       一个行业形成一个巷，布巷也是如此。据设在这儿的何隆昇绸布店店主何介三生前讲，他这爿店也是因运粮河（现石桥中路）西侧河堤处成了布匹交易市场，祖上才在这儿建造房屋，后因同族及他姓纷纷建房造屋，形成以布匹交易为主的一条街，人们才叫起“布巷”。其时间大约也在这一年代。

       印证这一现象的是，早年间在黄桥还流传着这样的两句话：何家的官场，丁家的倉房。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何家自明初后，就有人就在朝廷做过省部级之类的官员，更有四进士，十举人，百秀才之誉，故而在官场行得开。丁家卖买粮食除形成了米巷，在桑园村等处还建有倉房。

       随着市面繁荣，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出现了，这就是道光十四年（1835年）西街出现的周鉴清茶水炉。这爿茶水铺不但为黄桥镇开设时间最早的一家，在现时有人将茶水炉的出现，归结于上海小刀会（1853年9月7日）起义后、众多百姓逃往租界时所产生的一种行业时，从时间上來讲，整整提前了15年。由此，茶水炉在历史上的开设时间应为之改写。

       再往后，有据可查的是：

       道光二十一年（1842年），西大街出现了由何刘氏开设的“合意公记”菜馆。这是有关黄桥镇所有史料中记载最早的一家饭店。

       二十二年（1843年），丹阳一黄姓蔑匠，看中了这儿交通便捷，商贸繁华的景象，与当地一位王姓刨烟师傅合股，在东大街上开设了宝成烟店。在此期间，祖籍南京汤山的李家余，也在罗家巷北首开设了专事毛笔生产经营的李步云笔铺。

       二十四年（1845年），珠巷内出现了一家丁王甲猪行。从这一名称來看，应为丁王二姓合开。其“甲”字，大概含有优秀和收取上等猪这两层意思。

       同样，“陆万成开在黄桥双圈门，货真价实生意不欺人”。

       六年后，即咸丰元年(1851年)，西大街又出现了陈盈富茶水炉。

       三年（1853年），赵义兴菜馆在东大街开设。

       此时，祖籍潥阳，时为清军兵营兵器制作的余姓管带，在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率家人在珠巷街开设了铁铺。

       也就在这一时期，谭姓夫妇俩挑着一副萝筐，带着一双儿女，从镇江逃难到这里，在牛集场东边的育婴堂旁落下脚。开头做小生意，后來便从事粮食的卖买。这支与镇江恒顺醋厂同谱不同支的子弟，当时的店名就叫谭恒顺粮食行。到光绪年间时，因生意做得大，专门在店对面的河边建造起一座水上凉亭，四周安有玻璃窗，作为栈房用以接待客商。

       三十年后，到光绪八年（1883年）时，陈汝揖经营的复胜园菜馆又在北布巷街出现。

       九年（1884年），祖籍安徽绩溪的石城山儿子石林甫，在珠巷与罗家巷的交叉口，也就是马巷头上开办了一座以出售文化用品为主的文华斋。

       十三年（1888年），何正大酱品制造店于西街开业。

       十五年（1891年），孙亚香于西街开设了阳春园菜馆。

       十七年（1893年），东场街由丁鸿浩创设的丁泰源土香业出现。朱仁源国药店也在东大街开张。南巷，又出现了由潘汝江开设的潘合盛饭店。在民主街，韩学彭又开设了韩天盛北号饭店。

       二十四年（1900年），戴吉芝、柯吉庆开设的大光明、时美理发店分别在北布巷街、口巷出现。由纪文华开设的“纪隆兴”书籍文具店出现在东大街。

       二十七年（1903年）时，潥水人章在舆和一陈姓同乡來到东大街开设了仁源生药店。第二年，由安徽绩溪人胡沇源所开创的裕泰和茶叶店也落脚东大街。北大街的“咸有泰”杂货店开设。北布巷街出现了由叶华卿家独资的酱品制造兼酒类零售店。

       次年，由李国荣经营茶食制造的“李德记”店铺在东场街开张。

       宣统元年（1909年），设于布巷街的万昌祥繪画店开张，店主汪厚生描绘人物形象时的娴熟技法，哄动一时。好多人家的祖宗遗像也大都于此时出自他之手。30多年后，这里才有了“老照相馆”和“新新照相馆”。

       此后从1909年至1912年间，镇内又有和平、义生、朱德泰等5家钱庄；美孚、德土古等4家洋油（煤油）经销分公司。严复兴油坊、协昌祥醬品制造店，豫兴典当（东大街）、仁益典当（珠巷）等也相继开张。其中的仁益典当是由季市一汤姓秀才和他的周姓亲家合资。这里虽仅为一间屋的石库门店面，但由此向后，有五进库房一直通至米巷，东侧门且与何氏宗祠相通。此处因位于镇治北，故人们称之为北典。里面拥有四五十间房屋，除曾设过戏台演出外，还一直是黄桥商会的所在地。           

       同在这一期间，东街、布巷、花园桥处，又开设了陈二小、李仁记、刘吴氏等3家茶水炉；珠巷、胜利街、南巷，新设了平民、胜利、节约三家客栈。

       宣统末年由东台来到双圈门（现罗家巷南端）西北角开设荀义泰烧饼店的荀宝仁，在当时镇内尚在用柴火薰烤烧饼的情况下，首次使用煤炭。其后，又将这一操作法公布于众，从而改写了黄桥几百年来烧饼加工制作的历史。

       就上述不太完整的统计资料來看，这些开张的店铺，就经营的范围來讲，可以说囊括了衣食住行的等各个方面。由此可见，从清初到清晚期，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内，是时，黄桥镇已有三爿国药店，五爿菜馆，两家理发店，两家文化用品店，两爿典当、七爿茶水炉、一家绘画店，裕泰和茶叶店的后辈中，胡锦涛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所有这一切，都为商贾云集，集市热闹作了最好的证明。

       对清末这一商业繁华景象，有人曾作过统计，此时的镇内，由于人烟稠密，住户较多，庙宇己多达20多个，数得上名的小巷也有72条。在众多人口中，“以何、韩、王、朱、丁为大族。何姓出御史，王姓较富有，朱韩均后起。民初朱履先当第三师师长（中将），韩明甫亦曾在桂任（县政府局长职）；丁姓清末捐官，故有好几位任知府，实缺或空衔知县等”（注2）。而在市面上，已有粮食、绸布、南货、酒酱、广货、香烟、茶馆、烟叶、铁炭、理发、食盐、鲜肉、国药、茶叶、银楼、面并、山竹等10多个行业公会。其中，单北街上的粮行就有88家。

       之所以出现这一繁荣景象，从地理位置上來，此时的黄桥镇因位于泰（兴）、泰（县）、靖（江）、如（皋）四县交界之处，这块与它们相距均在25公里的枢纽之地，在当年以水运为主的交通运输年代，愈发显示出地域的优越性。这时，镇治本身除西周皆有河流相环外，在北面，以北关桥为分界线，东侧的东姜黄河（又称白眉河）北上经白米（镇）入通扬河；西侧的西姜黄河除引水灌溉外，还担负着里下河地区排水入江和两岸农田灌慨的重要功能。西侧，老龙河西接县城环城河。这条千百年來为荒滩上的一条淌水槽子，清《光绪县志》记载：一夕雷雨大作，平沙成巷，名曰“龙开河”，因河多弯曲，状老龙形，故又称老龙河。南面，文明桥巍然挺立，向南为季黄河，进靖江境内入长江，与江南等城市相沟通。向东则通过如黄河直达如皋。

       在镇治内，虽说因西街为巡检所所在地，有不少店铺，但因西门桥尚是一座简陋木桥，故溪桥、黄家溪乃至河失一带的乡民进镇，都选择由龙开河的发源地——吕家桥（时为双孔石桥）这一宽敞通道进來，布巷、珠巷之所以被人称之街，也因与罗家巷、北大街一样，几乎是家家开店，户户经营，这才有了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的繁茂景象。这一切，正应了现今人们所讲的“要想富，先修路”、“才人流才有财流”这一铁的经济规律。

       简单追溯这一从宋初到清晚期、长达千年左右的小镇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到达小镇的氏民在时间上有先有后，但不论是先來此落脚者，还是后來迁徙到此，到这里淘金或打拼的家族，正是由于他们，也就是我们众多姓氏的先祖，含辛茹苦，辛勤耕耘，携手并进，共同努力，才创造出这一灿烂辉煌的图景。所有这些，也为后來商会的成立奠定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必要条件。

三

       现在，该谈谈商会的成立时间了。

       从笔者所掌握的几种资料來看，《泰兴县志》（1993年3月版）对此的阐述为：黄桥镇民国9年有粮行13家。民国11年李永兴首家使用机器轧豆榨油……。同年经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黄桥商界单独成立商会，并直接镌发黄桥商会钤记一枚。

       “丁练秋，写得一笔好字（篆字），善刻图章。因常在北京与在君（注：丁文江字）二哥处小住数月，与梁启超、胡适、叶公超等相往还，见识不凡。黄桥成立商会，即由有策划。”（注3）从相关史料來看，丁文江是在1913年于北京政府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的，“小住数月”，应指在此之后时间。而照《泰兴县志》（1993年3月版）所载时间，办一个商会照会，决不可能拖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需要耗上八年时间才办妥。况且，早在1921年时，丁文江已将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位让给翁文灏，担任北票煤矿的总经理了。

       这里，多说两句的是，丁练秋(文涛)与老二丁文江（在君）、老三丁月槎（文潮）、老四丁文渊为同胞亲兄弟，老五、老六……系同父异母的兄弟。丁廷楣先生是他的堂叔。他们这一代人，幼时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家庭延请的塾师为本镇秀才何卓甫和一苏州的严姓老师。丁练秋写得一手好字（篆字），善刻图章也绝非空穴來风。1980年于他家（现新四军东进纪念馆）内花园西墙脚下挖掘出的这枚“多竹堂”印章（附图二），古拙朴实，刀法纯熟，章法匀称的模样，据黄桥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员丁正琪先生考证，应出于丁练秋之手。当时，他家的客厅因格扇上雕着竹子，故名“多竹堂”。触景生情，挥刀刻印再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文中称丁文江为二哥，是一种俗称。实际上，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总督时，“到学校喊我小叔”（注4）。

       再一个为宣统年间，由江苏崇海花业总会報给农工商部的呈文，在其作为附件有农工商部上呈朝廷交阅的“农工商部为请援案颁给江苏通崇海泰商会总会关防事奏折”，文中是这样讲述的：“窃臣部于宣统二年接据通崇海花业商会总理刘桂馨详称，职会自光绪三十年经通崇海三厅州商人拟具章程，禀设花业商务总会，除同时设立通州、崇明、海门各分会外，复联合通属之泰兴、如皋等县，先后设立分会，嗣扬属泰州东乡姜堰镇商务分会亦归属于通”。

       申请成立商会的理由，呈文中是这样讲的，“臣等伏查，江苏通崇海三处土产以花布为大宗，光绪三十年八月间，据商董刘燮钧等案请设立花业总商会，整顿积弊，拟章试办，当经照准札委总协理在案。现在泰兴、如皋及泰州姜堰镇各分会均隶属于该总会，而此处地广数百里，花业而后商业渐多，近自天生港开作商埠，江轮往來停拍（泊），商务日盛，且与江宁、上海两总会相距遥远，亟宜因势利导，准其改设商会总会，俾得互相联络，共收辅车之益。查办此案，刊给关防一颗，文曰：江苏通崇海泰总会关防，俾资信守，仍由臣部贡成切实经理，以期仰副朝廷振兴商务之至意”。（注5）

       三天后，即宣统三年（1912年）二月二十日，农工商部作出答复：“宣统三年三月十七日，本部具奏江苏崇海花业总会攺设通崇海泰商务总会援案请给关防一折，奉旨：依议。钦遵。相应抄录谕旨，并抄原奏，资呈贵处查照可也。须至咨呈者”。（注6）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事实。一、在全国设立商会之前，已经有多种行业公会，通州的花业总商会便是其中的一个。而在黄桥镇，“民国十三年（1924年）私立黄桥初级中学创办时，曾暂借位于东大街的布业公会房屋作为校舍”。（注7）这个布业公会当应是商业行会中的一个。虽然其成立时间尚待考证，但由此也可看出，在追逐时代潮流，“效法西欧，振起商战”这一战线上，作为黄桥镇，还是与时俱进，走到了最前面。虽然时至今日，有人还将“公会”写成“工会”，对这种误解，我们在此只能表示遗憾了。

       二、“复联合通属之泰兴、如皋等县……”虽说这是具呈文者的一种说法，读后让人有突兀之感，但从志书上來看，泰兴在“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因升通州为直隶州，改属通州”。由此看來，不称黄桥，而称泰兴，因为黄桥毕竟是泰兴县治下的一个镇，这应是行文者的一种习惯叫法。

       三、原先的通州花业总商会是在此时改称通崇海泰商务总会的，泰兴作为分会成员也在其中。而在《泰兴宣统志》上，泰兴作为县治所在地，并未有设立商会的记载。其立案时间，也即设立时，从现存省档案馆商会所有关资料來看，应为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六日（1946年8月16日）。其理事长为张千忍。常务理事長：朱晋荪、杨伯奋、陆溁、汪锡五、常健忠。故在这里指的泰兴，乃是泛称，实质为黄桥。

综上所述，黄桥商会的成立日期，应在这一时间段，即1912年3月20日后。

四

       如果说，黄桥商会的真正成立时间，尚待再一步取证的话。那么，成立后的商会又该是怎样的一个组织机构呢，虽说现因缺乏资料，我们难以把握和详加描述，但从当年《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來看，其宗旨为：“商会之设，责在保商，柴米油豆，攸关民生日用各物，由会董会议按照市情，决议平价，倘敢阳奉阴违，不自悛攺，准总理等移送地方官援例惩治，以警其余”（注7）。就这一点來说，成立商会的目的和要求主要是关心民生，做到买卖公平，起到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对其领导者和活动办法也规定为，其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一个行业、一个商号选取一个，或者大的行业选取两个会董。“公举会董，有四个条件：一、才品；手创商业，卓著成效，虽或因事曾经讼告，于事理并无不合者；2、地位；酌系行号巨董，或经理人，每年贸易往來为一方巨擘者；3、资格；其与该处地方，设肆经商，已历五年之久，年届三旬者；4、名望：其人为各商推重，居多数者”。（注8）会长由会董中推选，“以一年为任满之期，先期三月，仍由会董会议”。“会董有徇私偏袒私情，致商人有所屈抑，准各商联名禀告商会，由总理邀集各董事会议决，即行开除”。“商家注册后，会内可分门别类编列成册。至于小本经纪，不愿至会注册者，悉听其便。”（注9）经登记注册的商会成员，须交纳注册费、凭据费、薄册费；公费七成提为公积，汇存银行生息。

       从这一简明章程來看，商会的会长应为公推民议。组建商会的成员，虽说按阶级划分，应属于资产阶级，但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面前，这种召集同道，齐心协力，建设新经济制度的举措，不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而且在组织上开启了民主化的道路。

       “首任会长丁秉之（义和钱庄股东），练秋大哥接任后，连任多年，任期最长”。（注10）这个丁秉之，为丁练秋的堂叔，开着一爿义和钱庄，其时在马巷头上珠巷街内，因资产丰厚，且为人忠厚老实，出任会长是理所当然之事。但现据他的后人回忆，他们这个祖父，由于对会员所欠会费常常是半睁个眼，不去较真。而逢到上面摊派或迎住送來之事，都是自已掏腰包，加之不善经营，所以到最后连钱庄也连连亏损，不得不关门歇业。小儿子丁九如去上海打工，孙子丁洪元去何隆昇绸布店当小伙计。丁练秋接任，除因其饱读诗书，学有所成，有一定文化教养处，更因其有雄厚的家庭经济在支撑。当年，其家中“田产大致五千亩至一万亩”。“在罗家巷、珠巷、米巷已有房屋数十栋（一栋至今10余间至40——50间不等），分租给田家或住户”（注11）。米巷东首开设的丁氏义庄，“系我桂二房、椿大房、楷三房共同出资”（注12）。这家丁氏家族内的慈善机构，后由丁文江倡导，在1934年秋，办起了第一家私人农场，进行良种改造和家禽新品种引进工作。

       “民国20年前后，地方不靖，原有保卫团两中队，何明安、寇英杰分任中队长，团长一职，练秋大哥于一年前已交黄辟尘表叔处理”（注13）。民国20年前后，应为1922年左右，由此來推断，丁练秋这个会长任期有10年左右。

       在他之后，据老辈人回忆，继任者应为时任民团团长的“黄辟尘表叔”。黄辟尘，名家璘，横巷八大家之一，其家族有田产5000多亩。其人为共和党人。民国3年（1914年）毕业于南京民国政法学堂。7年为国会议员。其任期应从那时至民国29年（1940年），在职时间为9年。

       在他之后，可能还有北街上开粮食行的王宝山。因为在民间传说中，北伐战争时，孙传芳的联军退守黄桥，驻军军长白宝山向王宝山要5万银元，“來了白宝山，吓死王宝山”这两句话后才传开。

       由此至1941年泰兴城沦陷，黄桥相继陷入敌手后，在这日伪时期，仼商会会长的应是黄桥何（火）巷人氏叶斐成，其人时为黄桥叶姓的族长。民国26年（1937年）左右，曾与封静庵一起，在邑人朱履仙在山东、安徽仼国民政府县长时，担任过县政府科长之类的职务。从顺序上讲，他应为第五任会长。在他主持商会工作时，因多打着商会的名义，乱行摊派，苛捐杂税又多如牛毛，故而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黄桥成立黄桥市人民政府后，这个日伪时期的商会便自动瓦解了。当时，黄桥市市政府设在北典内，市长为栾长明。

       第六任会长为张俊康。此人是镇江姚家桥人，时为老宝成烟店的管事。其任职时间是在国共内战国民党军侵占黄桥这一短暂时间。

       第七任应为韩馨山。其家住韩家垛子（现黄桥米巷东头），父亲于清末时曾在贵州、山西等处做过知县。小妹韩念英是丁西林的原配妻子。此人毕业于扬州师范学校，曾在国民党泰兴县政府干过事，国民党县长朱路九的嫡系。解放后逃至南京栖霞山扮作和尚，抓捕归案后押往县监狱，见到朱路九时“吓通”一下跪倒在地，喊“恩公受我一拜”。他主持商会工作后，办公地点便从仁益典当（北典）迁至珠巷东头的丁西林家。在这里，他既处理公务，也帮妹妹打点丁家事。

五

       商会，这支在镇内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政治力量，在其成立后，“民国14年（1926年），江苏省省防军张中立旅所属张营长，率部一营驻防黄桥关帝庙，韩（秋岩）校长及廷标，由黄桥拍电南京，由我等3人具名请省军兼督军韩国钧饬退张营，不使弦歌中断。晚乘车访成恍（谷采）军界前辈，后撤离校舍”。（注13）

       1927年7月2日前夕，时为国民党泰兴县党部特派员的共产党人沈毅，在黄桥东乡刁家网组织和发动群众，准备前去泰兴城营救被国民党泰兴县政府于6月30日抓捕的12名革命左派和进步人士时，后來虽说有近万人途经黄桥，但由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沈毅是中和小学同事的韩亚俊，此时曾受商会委托，为免受骚扰前去说情。事后，他除对沈毅领导的这次围城斗争赞不绝口外，也对商会的这一善举表示敬佩。

       “民国16年（1928年）春，宋福田直鲁联军十五师进驻主黄桥，纪律不佳，练秋以商会名义送名贵的鸦片烟枪、云土、土耳其扁罐装香烟四盒、鼻烟金盒乙只”。“民国20年前后，保卫团何明安、寇英杰两中队长入内，表示已欠餉2月余，进行敲诈、恐吓，若三日内无具体办法，则不能负责维持地方平安。练秋表示尽力疏导。”（注14）

       而在更多老人的回忆中，商会在应对兵患匪乱的同时，为维持社会治安，曾组建过民团。于公益话动方面，还举办过元宵灯会、水龙会、7月30日放焰火等民俗活动。在市镇建设上，不光创办了水龙局，还重修南坝桥，干了一些修桥补路的事。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商会，虽然是与封建势力有着密切关系的资产阶级占居着显要位置。但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保境安民，免受兵燹之灾方面还是作出了一定的努力的。

       如果再从行业管理者这个角度去进行考查，虽说现时已无当年的计划书及工作日程表，但从留存的散乱资料來看，当年以商兴商的历史，仍可让人们窥一斑探全豹。这主要表现在：

       商会成立当年，由本镇人王雪亭独资经营的“玉德池”浴室开业。次年，浴室南隔壁有了沈双银开设的沈裕盛菜馆。西街上，陈彭年等人开办起“三友公”客栈。王浩生开设了以经营铁炭为主，兼营锅席的王记铁炭店。由丁启盛开设的丁茂兴酱园店也于北大街出现。

       民国4~6年（1916至1918年），黄辟尘首与如皋士绅李济华等合作，组建永济轮船公司，航行于上海、扬州之间，使苏北沿江客货运输益增便捷。到1926年时，黄辟尘又与黄桥丁柯镜等4人合股创办耀黄电灯公司，自任董事长，并独资兴建横巷高等小学。同年发生直奉战争后，征得国际慈善组织世界红卍字会同意，设立黄桥红卍字会分会，呼吁息争，救苦救难。而泰兴县红卍字会迟至1932 年秋才成立，在时间上比黄桥整整晚了六年。其成立的原因还是因泰兴受水灾，无锡红卍字会來此施赈时，才知黄桥也有这一慈善机构，后经组织人员参观学习，并将在那里工作的泰兴人蔡宝廉（廪贡生）请回來，才开始创建这一慈善机构的。

       1937年淞沪战役发生后，在上海失守，继之江阴沦陷，成千上万难民从江南逃往黄桥时，黄桥红卍字会分会除动员各界出资捐助难民，将黄中和黄钟小学的校舍全部腾出外，还施药看病，时间持续一年。

       嗣后，在“施教于民”的大气候面前，“丁文江曾表示以义庄财产三分之一捐黄桥中学，凡丁氏子弟可免交费学读书”；“文渊（后为上海同济大学校长）将其中外5000多册图书捐赠”（注15）。同样，私立黄桥初级中学建造校舍大楼时，建筑图纸就是由丁练秋族中兄弟、时在上海主持同济建筑公司的丁燮坤免费设计。所有这一切，不能说与这个当会长的兄长言传身教没有一点关系吗？

       同样，作为第二任会长丁练秋的堂叔丁廷楣，纵然到了晚年，客居台湾时，仍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1989年，他将珍藏多年的《资治通鉴》中的一套15本，宋、金、元、明、清史册63本赠给黄桥中学。1992年，又经台湾成功大学教授丁煌、国府纪念馆编审丁霞林及丁文元、丁昂峰等多人资助，以其个人名义，捐赠人民币50万元，在该校建起“廷楣书馆”。

再往后的年代，仍有零星资料可觅。

       1920年，西复园饭店、吴广裕烧饼店同在西门街开张。北关桥外的农村街有了印福田开设的同兴染坊。孙荣卿开设的估衣店也于布巷街开张。

       1921年，太仓肉松厂创始人倪鸿顺之弟倪世荣于布巷街开办春记肉松厂（扬州市志）。1932年，倪世荣又于此处开设太倉醃腊肉松厂。同年，本镇人氏薛润年在珠巷开设了白玉池浴室。团结镇马路又有了韩余庆开设的利余记染坊。

       1922年，东街又出现了一爿由莫恒兴开设的“广记”烧饼店。李永兴油坊也在此时，于全镇13家油行中，首家使用机器榨油，接着严复兴、同泰昌、王义兴亦先后使用机器榨油，日榨大豆200多担。

       1923年，由韩馨山、丁希朋出资，于西街建西门桥。珠巷街的凌万兴的鞭炮制造铺和布巷的锦泰源布店同时出现。

       1925年，由何卓如独资的“裕成”醃腊、肉松制造加工厂开张。马路街（现石桥中路）亦有了陈广裕烧饼店。

       1926年，东大街上又出现了新开张的复新园菜馆。同德生国药店也在这里正式挂牌营业。

       1930年，由姚鸿儒独资的日新染坊出现在镇西吕家桥外。

       1931年，位于珠巷街的夏庆昌布店开业。其子夏跃祖为解放后黄桥镇工商联主席。在此同时，东街的庆泰和布和德泰染坊也先后开张。

       1932年，丁希朋与人合股创办利行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美国造24人座大客车4辆，7人座小客车8辆，行驰于城黄（泰兴至黄桥）、季黄（季家市至黄桥）、口黄（口岸至黄桥）公路上。车站设南坝桥外。嗣后，朱宝宏与一无锡、一常州商人合作，有3辆汽车行驰于城黄公路。

       1933年，东大街又出现了由孙为善家开办的信和泰百货贩卖店、唐一记理发店（兼营汽灯出租业务）、汪长生的汪德兴饭店。在农村街，何继生经营油粮饼的何继记开业。

       1935年，张万贯的美华理发店，张显庭的小乐意饭馆于布巷开张。西寺桥外又出现了一家冯天成染坊。

       1937年，同济生药房出现在民主街。

       1938年，谭席珍主营磁席，兼营火油生意的隆昌字号店出现在布巷。

       1940年，倪永大药房在口巷开张。

       1941年, 王永盛酱园店北号在民主街开业，三年后，在布巷设了永盛北分号，此后，又于东街开设了“泗记王永盛”。当时，王家的这几爿店不光垄断了整个黄桥镇的酱园业市场，还北销至苏北里下河地区，其后还在苏州山塘街开设了“苏黄酱园”分号。同年，东大街又出现了由陆湘南开办的五洲药房。

       由此，从商会成立到1941年日军侵占黄桥这一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虽因军阀混乱，内乱频迭，但在这一小块土地上，始开业的除张吉昌和陆预生开设的大新百货商店、美太源南货店、张吉临布店等较大的商号外，现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的大小百货店还有公义兴、恒豫昌、程合兴、信和泰、信和祥、大兴隆、王达正、恒大仁、永泰昌、隆南号等近20家；专事芦苇、竹藤、石灰卖买的增至振茂祥、万兴隆、朱恒和、成广茂、彭大吕等5家；经营糕点、汤园、豆浆油条、烧饼等的小吃店有陈翠娥、吕广茂、吕广茂同记、正昌公记、钱官朋、张万盛、万镒和、陈复盛、莫恒兴广记等10多家；轧面、做水酵饼的5家；还有焦同兴、仇仁记两家饭店。而作为最不起眼的茶水炉，在全镇原有7家的基础上，也增设了茂昌、吕茂兴、永利、何德记、王同兴、德兴等6家。在人们形容“吸支烟可从南坝桥跑到北关桥”的镇治上，现已有了13爿茶水炉。

       这一时期，商、飲、服及小手工业总户达1005户（其中粮食行为66家），从业1686人，资金总额37.86万元，销售总额700万元。

       在叙述商业繁茂这一景象时，我们不得不提起的，此时的黄桥烧饼、鸡浇、鱼浇等也就名传四方，虽说这些美食的制作法，现仍能从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里找到它的身影，但能取得如此好的效果，正是一代又一代的黄桥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参照古方，巧用本地食材，不断改革和创新的结果。故而在历史上，才留下了如皋知县天天派人到黄桥买烧饼，泰兴知县吃了鸡浇鱼浇后赞可绝口的美好传说。

       因受篇幅所限，加之资料不全，当年所开张的商号和店铺必定有遗漏之处。对此，我们只能表示歉意了。

       回顾这一长长的商业发展史，虽说商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士绅阶层的代表，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成立，由于商会的领袖人物如张謇等都为民主革新派，加之辛亥革命又是以温和节制的方式出现，没有形成惨烈的结果。较好的外部环境，在全国，乃至到黄桥镇，这才有了持续、有序的发展机遇。

       而从民国建立到1937年日军入侵东三省，在这历时二十六年的时间内，由于黄桥镇治独特的地域优势，在这所谓“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所以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1940年新四军东进前，周边的季家市、姜堰、如皋等地都已被日寇侵领的情况下，这里仍是一片净土。产销需求，物资交换，这里也就成了苏北地区最大的市场集散地。纵然到1941年1月黄桥陷入敌手，据讲这里曾驻有12个日本兵。但在这里，盘根错节的宗族关系和集团利益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为了生存，仅管艰难困苦，在这块没有资源可享用的土地上，人们只能用经商來维持生活。

六

       但我们也不得不提及的是，这一良好的局面，从日军入侵，到1945年8月15日投降。在这近五年的时间内，因交通受阻，货源短缺，不少商家不得不关门歇业，更多的是化店为摊，勉強支撑，惨淡经营。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当数丁氏义庄农场。那时的农场，自成立之日起，就针对泰兴猪、油、酒的结构，在推广良种，指导农民选好高粱、大豆、花生种等方面做出成绩，由此不光增加了油、酒资源，还大大地促进了生猪发展。1913年，泰兴产猪35万头。1932年，泰兴产猪48万头，销28万头。1937年，生猪销售量达70.3万头。从这些统计数字來看，黄桥在其中是占有绝大多数份额的。而这个以科研起家进行试验的机构，因几次遭日伪军的破坏，最后不得不停止工作，人去屋空。

       所有这一切，从国民党泰兴县于光复后的1947年10月，也就是在对全县商业进行整顿，黄桥商会由此呈送的報告中也可看出（附图三）。其时，商会下辖的同业公会仅有广货、南货、山竹、绸布、茶菸、粮食、国药、酒醬八家。

       在这份名单上，商会主席为张俊康，组成人员为：

       广货业主席何学三

       南货业主席尹子平

       山竹业主席余人俊

       绸布业主席韩余庆

       茶菸业主席曾步洲、王君顺

       粮食业主席严秀夫、何海山

       国药业主席朱泽如

       酒醬业主席何霭如

       而就这些公会上報的会员人数來看，广货业是34人，南货业41人，山竹业26人，绸布业25人，茶菸业 53 人，粮食业67人，国药业11人，酒醬业20人。合计为251人。如果再加上没有设立公会的百货业21人、鲜肉业21人、面饼业30人、铁商业14人、盐商业22人、理发业13人、香商业12人、银楼业9人，两下相加，总人数仅为419人。由此可见，当年的商业萧条，市场凋零现象已到了何种地步。

       对商业进行整顿，是商会成立以來的第一次，虽说是有政府主导，但却推出一个局外人，由清末秀才、私立黄桥初级中学五位董事之一的何卓甫主持，可此可知当年情况的复杂和困难。

       而从此人早年曾是丁廷楣、丁西林等诸多人的老师和在朱履先家当过塾师的经历，后又创办黄桥中学的业绩来看，应为社会名流。此时，他的头衔是黄桥镇商会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韩伯奋（据讲是何的干儿子）于次年3月10日代笔上報泰兴县县党部的呈文中來看，黄桥啇会的整顿时间历时近半年。

       耗时之长，现据一些老人回忆，是因对会长人选，有拥护叶斐成和韩馨山的两派在相争。叶斐成此举，必然遭致以韩馨山为首的一批人极力反时，他们打着清除汉奸的旗号，公开揭露叶的阴谋，由于韩馨山曾在1937年至1940年间任过国民党黄桥区区长，此时又为县参议会议员，经过激烈争斗，最终取得了胜利，得到了商会会长这个位子。

       而从整个整顿过程来看，在对各行各业先行调查摸底的基础上，2月26日前完成了会员登记工作，单名单就整整抄了三大册。现存的登记名册，此时的面饼业有45家，菜馆17家，单开设的茶水炉就有15家。这其中，用工最多的为老宝成烟店，达19人；次之是玉德池、白玉池两爿浴室，各为17人。

       情况摸清，在对行业进行归类调整的情况下，新建了粮食、绸布、南货、酒酱、广货、香业、烟业、铁炭、理发、食货、鲜肉、国药、茶菜、银楼、面饼、山竹16个行业公会。这一系列准备工作结束后，自3月8日起，分别召开了会员大会、行业公会选举理监事会、商会理事长选举会这三个会议。整个选举过程中，共发放1068张会员选票，常务理事代表选举票86张，通过公推民举，产生了15个行业的理事长人选，名单（附图四）如下：

粮食业   丁应图

酒醬业   韩伯奋

绸布业   夏善甫（代）

南货业   丁子安

百货业   季巽之

国药业   季秉义

面饼业   陈俊文

鲜肉业   何春生

山货业   余人俊

银楼业   葛根桂

盐  业   朱玉川

菜馆业   陈汝揖

理发业   沈开涛

铁  业   王宝庆

香  业   吴俊生

       4月28日，在商整会礼堂（北典）进行了选举商会理事长的活动。到会代表96人，缺席13人，弃权者2人，党政团体有13个单位被应邀入席。选举结果是，韩馨山：理事长；监事：何卓甫。在这次大会上，韩馨山、韩思涛二人同时又被选为出席省商会的代表。

整顿后的商会，为各行业工会镌刻了公章，这枚由篆字组成“泰兴县黄桥镇粮食业同业公会”印模（附图五），是当年呈報待批的15枚中的一个。

       将整顿前后的两份呈文相对照，我们看到，在这短暂的半年中，由于整个国家进入医治战争创伤的和平建国时期，商业在这一大的政治气候面前，已经全面复苏。行业公会不但由过去的8个增至15个，其会员人数，也已从日伪时期的419人激增至1068人，翻了近1.5倍。       二是从整个组成成员来看，是全部大换班，上届人选没有一个人被推选。由此可想，当年那场刀光剑影的争斗，毕定是激烈和残酷的。为此作出最好解释的是，商整会主任委员何卓甫，竟然作为老宝成烟店代表，在参加商会主席的选举签到簿上写下了自已的名字。

       二年后的1月3日，随着黄桥解放，作为商会，就此也就结束了它的整个历史生命。

六

       回顾整个啇会历史，从1912年成立到1949年结束，在这37年中，特有的经济现象应引为重视和值得探讨。这里，我们暂将它分为三个阶段來说。

       第一个阶段可以将它定之为1912年前后至1927年。这五六年的时间，应视为其发展壮大期。此时的镇内，除啇铺众多，生意兴隆外，最具代表性是何隆昇绸布店，此时已在上海开设了布庄（即现时办事处），负责人刘树生之所以被人称作“水客”，是因能及时根据市场行情，迅连组织货源，通过水运运至黄桥，进行批发和销售。由于生意做得大，该店还自行印制了小额钞票，这种被人称作“本票”的票子，宛如一个小银行，不光能在店内结算，而且能在市面流通。其它的如夏庆昌布店，除经营主业外，还在家中办了小型织布坊。一业为主，兼营其它，这样的店家普遍皆是。

       第二个阶段为1927年至1937的10年间，撇开政治因素，这一阶段应为是成熟期，是人们所称的十年黄金期。这期间的黄桥，因地域的优势，从抗战兴起，先后在这里的驻军就有：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保安旅、通如区右翼指挥部第三支队第二大队；如皋被日军占领后，其县长李胜功又曾将县政府迁至这里。其后在这里又驻扎过国民党49军105旅旅部、郝鹏举的23师师部，拥有5个少将的102旅、21军133师部。日本投降后，这里成立了黄桥市人民政府。和平民主建国新阶段时，这里又为第一绥靖区黄桥实验区。临解放后，姜堰县人民政府曾在此办公，后才撤出。当时，按行政设置，在这块弹丸之地上，泰兴、如皋、靖江、泰县，乃至泰州的地方党政要员都要來到这儿，接受指令，开会学习，议事决策。如此众多的要人大员，到这里总要吃住和消费，拉动经济自是题中之义，而市面繁荣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第三个阶段为1937年至新中国建立前的1949年。在这十二年中，因日寇入侵，商业建设遭致破坏，虽说曾有短暂的平稳期，但整个状况已是朝不保夕，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日本投降后虽进行了整顿，但因元气大伤，只能算是恢复期。

       由此可见，经济不是单一的个人的行为能力，它是与政治紧紧相连，息息相关的。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才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七

       黄桥商会，作为时代的产物，它是应运而生。但在当年，组织者和企业主在政治制度没有选择空间的情况下，他们的一生也不得不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中，上演出一幕幕跌宕起伏的人生悲剧來。

       第一任会长丁禀之，虽说是由其堂侄、幕后推手丁练秋策划坐上会长这个位置的。但他这种顺势而为的行动，在民国的转型时期，由于挺身而出，肩担重任，这就为社会的稳定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任期时间虽不长，但顺应时代潮流的做法，应予肯定和赞扬。特别是那种舍弃小我，献身社会，最后落到穷困潦倒地步的敬业精神，除令人感慨外，更让人对其高尚的品德敬佩不已。

       第二任会长丁练秋，作为中坚力量，在整个商会发展史上，可以说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从现存的相关史料來看，当年，在多次面对兵患和地方割据派的敲诈勒索面前，他能挺身而出，不避不让，挽狂澜于顷刻，从而保证了地方安宁，商业有序。这种不畏艰险的大无畏精神，既为我后辈动容，也可圈可点。

       上述二位，由于处于整个社会转型相对稳定的时期，所以从1912年到1927年这前后的五六年间，不但迎來了黄桥商会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其本人也得以从善而终。

       此后，从1927年到1937年，在此期间，从支持国共合作，迎接北伐军，到选择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继任者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第三任会长黄辟尘，他在推动商业发展，创办实业，建立慈善组织，救济“八一三”难民等方面是有一定建树。然而，当民国十二年（1923年）横巷108庄农民集体抗争猪子捐，“火烧震东市”时，他串通当局施行镇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又由上海回乡组织如（皋）、泰（兴）、靖（江）三县联防，指挥自卫团清乡，大肆镇压革命运动。1930年8月3日，刚成立不久的红十四军举行黄桥暴动时，他与丁希朋一道，引诱红十四军别动队队长李吉庚叔侄成为叛徒，致使黄桥暴动遭到失败。1935年，蒋介石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结束后，黄又与东南各省红卍字分会会长，携粮款前往进行反革命善后工作，在南昌前后达一年之久。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在管文蔚受陈毅委托，两次上门对其进行工作后，面对“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民族大义，海安会谈时，他与韩国钧一道，签名通电国民党重庆当局，呼吁停息内战、团结对外、调节民食，以解民之倒悬。

       次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当新四军部分人员突围至泰时，黄又奔走大江南北，策划反抗新四军。后又胃溃疡发作，55岁时，在上海医院的病床上最终落下了人生的帷幕。

       第四任会长王德宝从被吓死的那种传说來看，面对联军的高压以死抗议，也不失为一个尽职的好会长。

       五任会长叶斐成，虽说任职于日伪时期，但据现年82岁的尹之丽老人讲：1940年前后，在市面上只有五元以上的大面额钞票，商品流通困难的情况下，为便找零，叶曾呈文到泰兴县，再到镇江经省府批准，由时为南货业公会主席尹子平主持，印制发行了由四个公会盖章，面额为角、分的钞票。其后，“约在1943年春，共产党武进县县长（地下）俞乃章和澄西县县长张志強奉命赴盐城新四军军部，在路过黄桥镇时，张志強被南码（坝）桥日伪军岗哨扣留。根据他俩的‘良民证’是经商的身份，我设法疏通了黄桥商会负责人叶斐成、封静庵及翻译官宫伯华的关系，由丁氏义庄具结保释。”（注10）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于北京女儿家畏罪自杀。

       第六任会长张俊康，因其为光复前后的过渡者，时间太短，详情不知，亟盼知情人告之。

       第七任会长（理事长）韩馨山，在解放战争时期，黄桥被国民党军一度占领时，曾组织叶斐成、严士俊（严复兴油坊东家）、丁聚五（祁巷绅士）、尹汝椿（黄桥区党部成员）、王德立（北街王永盛酱园店老板）五人前去南通李默庵主持的绥靖区司令部献锦旗。因李不在，由其副官出面接待，并合影留念。1946年8月，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率部挺进如黄路时，又以商会名义，率地方绅士要求进驻黄桥的国民党六十九师第九十九旅留守，会上痛苦流涕的丑态现已成为笑谈。九十九旅在25日于分界被我军一举全歼后，他又在黄桥小学举行了公祭活动。上述几人，在我党事后进行的镇压反动骨干和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经过按图（照片）取证，都受到严惩。韩馨山本人也于解放初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曾主持商务整顿的何卓甫，在新四军东进开展抗日活动时，曾积极投身其中，何氏宗祠所管帐薄，就是其响应“二.五”减租活动，主动上交的。六年后的8月30日，我黄桥镇地方政府镇压反动骨干时，因其曾在韩馨山主持的公祭九十九旅的大会上宣续过祭文，在其学生丁林刚的劝说下，前去投案自首。后因认罪态度较好，被他当年老黄中的学生，我地下党的负责人黄云祥下令释放。

       时隔48年，1994年在黄桥中学建校70周年的大会上，时已滿头银发、曾任扬州地区专员的的黄云祥在回忆当年的这位老师时，仍然声情并茂地讲：“语文老师何卓甫先生给我们的印象很深，他的嗓音响亮，教学认真，讲国文能联系历史事实，故事性和趣味性很浓，学生从不打磕睡。他上课时能深入浅出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岳飞的‘精忠報国’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都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为我以后确立革命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础。”然而，就是这个何卓甫，就在当年被释放回家后，便來到上海，以父亲的名义寄居在当年的学生家，经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直到1955年才回乡，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进行管制。主持全县教育工作的副县长叶复初得知这一情况后，曾派人到黄桥查询，准备聘请他重返教坛，但此时他已沉疴在身，不久便去世了。

       人去物非，上述这些商会的组织者，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将永远定格在黄桥商会史上。

       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1990年重建的黄桥商会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其精英荟萃，博击商海的雄姿又给我们带來了更为雄美的画卷。忆往昔，看今日，我们坚信，新时期的商会必将重振雄风，将黄桥建设得更为美丽和繁荣。

       回顾整个黄桥商会史，就本人來讲，确实是力不从心的一件事。撰写本篇，源自“黄桥商会名录”那篇千余字短文的发表，在得到现黄桥商会会长刘鹏凯先生的肯定和赞扬，黄桥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鹏旋先生的鼓励下，这才匆促上阵。从而于浩如烟海的旧档案里，经过细细寻觅，披沙拣金，总算才得以敷衍成篇。作为史料，因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向家乡父老上交的这份不合格试卷，亟盼学人和知情者予以指教和匡正。

       （本文采写过程中，曾参阅过扬州、南通、泰兴等地的市县志，泰兴、黄桥的文史资料集，得到了泰兴市史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石启荣、张汉臣、沈萍等先生女士披阅全文，进行指正。引文除专有注释外，余皆不一一录出，特此向编者、作者和所有关心过的人一并致谢。）

       注1、2、3、4、7、10、11、12、13、14、15：《丁廷楣访谈记录》

       注5、6：《历史档案》1996年第二期59——60页

       注7、8、9《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1904.1期

       注10“丁氏义庄往事回顾”作者：杨懋青。《泰兴文史资料》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