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八期：沈老师（作者：刘鹏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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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沈国祥老师，是一九七九年我调到团县委之后。因为是黄桥老乡，见了面习惯地叫他一声“佤哥哥”。

　　一晃眼他已年逾古稀。几乎是做了一辈子的画师至今还不肯罢休，常年仍在沪上任劳任怨；也许是个性使然，一以贯之的懦善、柔韧、谦恭、慈和，常常宁可束缚自己的心愿；唯独当人叫他一声“沈老师”时，他的头会略略地朝上一扬，眉眼之间露出点气宇轩昂、唇齿之间透出点得意滋味来，犹如从山涧流出的涓涓清泉。
　　要问这涓涓清泉的源头，得从他的学生时光说起。
　　其实，我有点不忍说起他的那段时光。他上小学正是建国之初，家和国家一样的贫困。他家住珠巷头上，居屋是房东的，一家子寄人篱下过日子。父亲养家，在十几里外的蒋家堡下伸点拿点微薄工资。母亲持家，一鼓作气生下六个儿女，日子难熬便将娘家不菲的陪嫁卖得一贫如洗。他是家里的老大，幸运还能进黄桥小学读书，满心想好好地学习，却被一种惧怕笼罩着：因为没钱缴学费，那老师随时随地找他要钱。老师也许无奈，一张脸冷若冰霜，一出言咄咄逼人，压得他心里惶惶不安。上到课他就怕这老师，像刚出轿的新娘不敢抬头，害怕与老师的目光相遇；一下课便赶紧躲开，有时会躲在厕所里直到上课铃响了。曾有几回，老师令他回家要钱，母亲露出一张苦脸打发他去找父亲，他耐着饥渴跑十几里的路去蒋家堡乡下，父亲一见到他竟然两条腿打起颤来。那一刻，父子俩大眼相小眼，一个揪心得无地自容，一个失望得呆若木鸡。
　　多少年之后他曾默默地想起，要感谢那位盯着他要学费的老师。感谢老师那犀利可畏的目光，让他不敢抬头，有机会去胡思乱想，进而没事找事——在书上本上纸上乱涂乱画，若如信马由缰：他画前排女生的小辫子、脚上的花布鞋；他画老师板书时的背相，执教棒的样态；他画厕所里男生尿尿的侧影、屙屎的蹲姿；胆子一大还画老师向他要钱时的一张冷脸、一副凶相；他画自己终于有一天有钱交了学费，端坐在课堂上趾高气扬；他画自己终于有一天做了画画的老师，身边一张张的小脸无忧无虑……他自己也没想到，躲避老师目光的一种无奈的消遣，成长为一种喜好和痴迷。没有了纸画画，放学之后去捡拾废弃的香烟壳拆开理平；羡慕有钱的孩子用颜色画画，放了暑假去拾破烂卖钱，买到了一盒水彩画色块盒；渴望能有老师指点教导，星期天跑去电影院，偷偷地看那个叫丁建芝的大人画电影海报。
　　一种喜好和痴迷转折成一种人生的航向和定位，是因为一件事。小学毕业他只考取的黄桥民中，为那18块钱学费，父亲在蒋家堡庄上转悠大半天借了好几户人家才凑齐的，回到家被母亲一狠心扣下13块的养家钱。后来他才懂这叫癞宝要命蛇要饱。剩下的5块钱不够交学费就揣在身上，下了课便躲老师，慌慌张张地东躲西藏，竟然就把这钱弄丢了。这一次父亲急疯了，他牢牢地记得，父亲喘着粗气流着眼泪狠狠地打了他。对父亲而言少掉了这5块钱是雪上加霜；对他而言父亲那愤愤的几下，打得他学习的心思荡然无存。这年他16岁，勉强读完了初一，辍学在家闲不住便常去几步之遥的何家祠堂，里面住着文化站，与那费冬生站长天天谋面就熟了。恰逢这年开始大跃进，文化部统一部署，各地竞相兴办文化艺术学校，是费站长推荐他去的，学校在古城扬州，设美术、摄影、表演、电影放映各一个速成班。他满怀激情走进这梦幻一样的现实，可不到半年学校就散了。
　　多少年之后他默默地去想，然后恍然大悟：他的梦想起飞恰逢一个百废待兴又急于求成的年代，所以一程一程的短促且又波折。
　　1958年秋天，他的户口刚从扬州迁回泰兴，恰巧县里成立艺术专科学校，实际上就一个50人的美术班而已。他赶上了这天大的好事——免学费且包食宿。他没有辜负自己，成绩在班上是最好的。如出一辙的是，专科艺校不到一年夭折了。这是1959年的初夏，那会儿他把想报考艺术学院的心愿悄悄地告诉姐姐，姐姐不知从哪儿为他筹到了5块钱的路费。他看看父亲写在门上的那副对联“一钱到手非容易，用去方知来处难”，便可怜起父亲的一颗心来。他是不忍心决定不去的，后来见到同学录取了心里头有点后悔。多少年之后他才悟出，这是人生规划的失误。说到底，性格决定了命运。
　　还算幸运，凭成绩好他被留在了文化馆的美术工厂，干些画画墙头广告的活儿。最要紧的是他有了工作，不再向家里伸手让父亲揪心。不久又被泰兴报社挑中做了美术编辑。这是他人生第一份像样的工作，好景不过一年，1961年报社停办解散。恰恰运好，当时报社的宿舍是教育家朱东润的老宅，与报社总编后来做了宣传部长的张建中紧邻，是张部长介绍他去文工团担当舞美。这是他舞美生涯的开端，团长给他撑腰，三个月就独当一面，那《天仙配》、《江姐》、《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等一台台大戏的舞美一个人就撑下来了。他说，文工团那两年没日没夜地苦中取乐的感觉，比课堂上学习深刻且够味儿。
　　文工团解散是1963年。他在心里纠结了：是我的命不好还是运不好，为何每蹲一处不是夭折便是关停？还好，泰兴越剧团正缺舞美，他去填了缺。泰兴历史上有过越剧团鲜为人知，那是1954年国家收编文艺团体，当时规定：剧团在哪儿演出一律属地收编。越剧团本是浙江的，归了泰兴当属应运而生，他恰好也是随了机缘。随越剧团流浪演出的日子里，那个演小生的宁波姑娘总是悄悄然向他暗送秋波，默默地对他关爱入微。他感觉到那别样的暖意像春天的撩拨，但他总是表现得那样地木讷。多少年之后，他说自己这方面一点也不开窍，也被团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束缚得唯唯诺诺。他记住了这位姑娘，名叫“须品芝”，名字优雅，人很漂亮。
　　越剧团是1965年解散的。这次他弄明白了，是时势所迫牵动了命运。那时报上开始批判《海瑞罢官》，据说是因为越剧团总是演才子佳人，所以解散。这对他的人生是一次好运，他去襟江小学做了老师，如了他梦寐以求的心愿，况且是全县顶尖的小学。恰有意味，校里给他的栖身之所是昔日城隍庙的老戏台，悄然间成了他人生的戏台：全校一至六年级24个班就他一个美术老师，让他可以去放纵去倾心去释放。他的眼里每个学生都是童年的自己，他知道他们需要老师的启迪，渴望老师的指导。他带学生走出课堂观察生活，在少年堂画巨幅水彩画让学生观摩，挑选苗子学生组成兴趣小组……他最畅怀的事是学生拿画请他指点，是课余假日成群的学生黏他，是看到学生画画的天资勃发……几天前，他的学生给我看一张照片，告诉我，当年老师为鼓楼照相馆画了幅布景没谈钱钞，唯一要求是为他和他的小画迷们拍张合影。那照片上老师加学生9个人，我细细辨认：一个是清华大学美院博导、一个是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院长、一个是民盟中央美术院常务院长、一个是观道博物馆馆长，四个全是画家。另三个人生改变航向成了公务员，陌生者有一。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1968年10月1日”。我看过一惊，光阴瞬间就是46年！
　　在襟江小学做老师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光。遗憾和不舍是过于短暂，那是因为“文革”闹起来了，带给了他一段灰色的人生。“文革”刚闹时，他被调到文化馆直属宣传部搞红色海洋，带上几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小画迷折腾了一阵子，1969年九大召开后被调去《红扬州报》做美编，也就半年，报社关闭。回来后文教局派他在美术工艺社当了几个月的领头。那年突如其来搞深挖“516”，他是作为工宣队进驻磁性材料厂的，却莫名其妙地反被打成“516”进了学习班。那夜以继日的10天，他白天接受批判，夜里接受审讯，直到父亲患胃癌，他去上海陪父亲走了生命最艰难的一程。那段时日他心如死灰，百思不得其解：为何是他，国难家难一起临头？
　　1972年岁底，县里成立文工团，他被列为筹备小组成员，恰好又接到“516”平反通知，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年他年方30，直到内退离开，20载青春时光耗在了这里。在团里他还是舞美，布景、道具、灯光、服饰全在其列，演了那么多年的戏他没误过事，总是那样地温和敬业，人人都称呼他一声“沈老师”，人生还算顺利，倒是记住了憾事三桩——
　　剧团常在剧场排练走场。那次剧场的女美工正画演出海报，他一旁作观者的，女美工叫了他“沈老师”，一搭讪同行之间话便投了机，搭话间他随手拿笔在海报画上添了几笔。一种随意之举，怎么就让那女美工在意了，送苹果送到他宿舍去，不见人便留在窗台上；示好也罢，还赤裸裸说那种甜言蜜语。一时间还真起了风波，他胆怯着赶紧避让躲闪，因为那女美工家里闹了离婚，家人便认定他出了轨。他直言不讳：心里是过了界，行动上却没敢。过了好久好久他还在懊恼：这事窝囊！
　　工作上他一直进取敬业，多次向团领导表达过入党意愿。改革开放后，团里的骨干纷纷选择离开的那阵子，团长用心良苦，特意派他去局里领空白的入党志愿书，不言之中是向他表达挽留的一种善意。其实说白了是拿这事当诱饵。他耐心等待了一年多，那志愿书依然冷落在团长的抽屉里。终于，他选择了内退，带着一份遗憾，离开！
　　选择离开乃人各有志。可那阵子全团上下都在忙于定职称的事，他却两耳不闻，后又不屑一顾。其实，凭他的资历能力乃至业绩，抑或简单地作个横向比较，定个副高职称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没看重且草率对待只定了个中级。待办了退休，相互一比较，工资落下一大截，这才彻悟，心里不甘地感叹一声：钱是小事，混闷！
　　那年内退他刚好是知命之年，他心里想的正是《春天的故事》那句歌词“改革开放富起来”，凭着几十年的一把画艺，只身走向了外面的世界：他去了扬州的西游幻宫、四川平都的鬼国神宫、苏州的飘飘河、上海的环球乐园，全是大型人文景观工程；他去了上海黄浦旅游节、全国第三届农民运动会，全是大型场景和道具绘制。于是他认识了那几位舞美界的泰斗级大师级同行，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重用；于是他受聘驻在了大上海，从事大型布景道具的工场化绘制，一晃眼就是二十个春秋。
　　今秋我遇见了他。他说工场的活儿是一浪一浪的涌，眼下正是间歇，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去。那天我邀他到家中饮茶，杯中我放了龙井、枸杞、雪菊，开水一冲浓浓的金色，悠悠而散的味道混搭着龙井的茶香、雪菊的花香和枸杞的甘甜，我说这是三味香茶；我们慢慢地聊着，茶汤渐淡兴致渐浓，话题没离开他的人生，全是五味杂陈。
　　我问他，这些年过得好吗？他说，这辈子，即便是有了家室，大多人生时光都是过的光棍日子，生活上颇简单，铁皮的煤油炉、瓷盘的电炉、如今的电磁炉，几十年三代饮具陪我一路走来，习惯了的荤素饭菜一锅煮，汤汤水水吃个饱。平日没什么假日不假日的，过大年必定回家，唯有60岁生日在家里我的学生们陪我过的。那个清华大学美院当博导的李砚祖没能赶来，从北京邮政寄来一束鲜花。70岁生日我没肯回来，在上海老板专门为我贺生日，在饭店办的酒席。
　　我问他，你母亲还安在？他说，父亲苦命死得早，母亲86岁那年我把她接到泰兴一家子一起过日子。母亲说“等我走了，我要去告诉你父亲，如今你们的日子风光了！”母亲是93岁那年走的，走得很安详。
　　我问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他说，是学生！于是他如数家珍似地一口气说了一大串的名字。我见他得意洋洋的样子，便故作一本正经地问他：你的学生说你，“过年的馒头霉得长胡子了，你剥了皮吃，再霉还是一层一层的剥，怜惜得不忍舍弃。”说“正月里写张字条贴在你门上约你吃中饭，落款的名字故意潦草难以辨认，你看呀看、猜呀猜、找呀找，害得你苦了腿又饿了肚。”还说“你婚后几年没有孩子，是因为不懂那种事，是当医生的同学追问你、点拨你，后来你才一连生了一双儿女。”我一边说着，他“哈——哈哈——哈哈哈——”笑得不成样子，用食指往外直指说：“我的那几个学生，这些东西，这些狗东西，没大没小没皮没骨地取悦于我……”
　　我是头一回看到他如此放纵着打开笑容，乐成这样。我想，这些笑谈是真是假重要吗？如果是真，是学生逗他笑看人生；如果是假，是学生与他嬉戏人生。透过这一切，我能看出他那怒放的笑容里，是那份为人老师的得意，简直可爱得有几分天真幼稚。

来源：《黄钟》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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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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