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打成“右派”以后(作者：丁一球）

网站管理09 · 发表于 2022-7-5 16:19:22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黄桥的网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黄桥在线。

您需要登录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x

1955年秋，我从珊瑚区湖头中心小学调到襟江小学任副教导主任，第二年被任命为副校长。1957年秋在帮党整风的大会上，我批评合作化搞快了、统购统销损害了农民利益，农村干部作风缺乏民主、法制不健全等等。反右斗争开始后，我受到了批判，被定为“右派”。

1958年6月15日下午，泰兴镇中小学教师和部分工厂企业的干部职工集中到镇职工学校开大会，由镇党委书记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我头脑中一片空白，突然听见点我的名字，于是侧耳聆听：右派分子丁一球，共青团员，原襟江小学副校长，借帮党整风之机，攻击党的领导，否定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污蔑农村干部，挑拨工农关系……鉴于其解放以后工作表现一贯较好，大辩论中认识也有所提高，给予从宽处理，撤销其襟江小学副校长职务，开除团籍，劳动考察，以观后效，每月发给生活费24.5元。

第二天下午，校里一位老师帮我挑行李，送我到东门朱李乡后李家营农业社参加劳动。同批参加劳动的还有城北区万家厦小学校长夏昌一、泰兴镇城西小学教师常筱蝶，他们二人贴在社长家吃，我贴在会计家，每人每月缴伙食费9元，计划粮28斤。据说县委宣传部在前李营蹲点，那里有8名右派人分子，加上我们三人共11名。

我的“劳动考察”之路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后营劳动五个月；第二队段，大型河工五个月；第三阶段，后营小学代课三个月；第四阶段，十里甸农中二年半。

在后营劳动的五个月，正赶上大跃进，公社化，大办食堂，大办沼气，大栽山芋，大砍小杂粮，大搞河网化，各行各业大放卫星。

我们到达后营农业社的当天晚上，正好开社员大会。先是朱李乡党委书记作报告，朱书记讲的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逐字逐名讲解，说它是我们今后的行动指南。接着是王乡长讲话，他说省里很快就有人来帮我们朱李乡规划了，要实现河网化，旱田改水田，做到沟渠相通，沟河相通，河港相通，引长江水灌溉，栽水稻，吃大米，渠道大路两边栽桃李。不久的将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坐汽车，过上社会主义生活，现在是过渡时期，要大干快上，要实行军事化才能跟上前进步伐。他宣布后营第50户左右算一个排，共7个排，我所在的农业社划归三排。朱书记最后交待说：“今天城里来了三位先生，到三排参加劳动，不会的活计你们要教教他们。”他没有说我们是右派，是来劳动考察的，称我们为“先生”，这让我很感激。

第二天，排长把我们三个安排到打谷场，协助一位老农做场头活计。夏、常二人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只会在场边扫扫地，在路边拾拾麦穗。我16岁到19岁时辍学务农，各种农活都学会了，又因为年轻，做起事来也比他们勤快，所以就成了老农的好助手。比如老农扬场，有时刚用木锨把麦粒抛到空中，风突然停了，麦粒堆上就落下一层麦穗和麦芒，我连忙走过去，用扫帚轻轻掸两下，把麦穗、麦芒掸到下风处，等风来了再扬，老农啧啧称赞：“丁先生在行，在行！”

河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成立，如一颗卫星上了天，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泰兴县数朱李乡最早，改名为城东人民公社。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既是经济实体，又是基层政权机构，工农兵学商，都归公社管。公社下面设大队，大队下面设生产队。

后营大队第三生产队在全公社第一个办起了公共食堂。大锅灶砌在原地主家的庭院里，我们帮助写墙头标语：“吃饭不要钱，想了几千年，今天实现了，快活上了天。”“把妇女劳动力从灶台下解放出来！”家家户户的小锅小灶都砸了，废铁送到城里小高炉大炼钢铁。公共食堂一干两稀，按人头平均，每人每天一斤原粮，起初吃不完，后来渐渐不够吃了。

我们三个人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一一办沼气。在食堂墙外挖了一个大粪坑，长12米，宽2.2米，深1.6米，瓦匠用砖砌实，抹上水泥防漏。我们三人负责选出30只大沙缸，每只缸底内外用桐油油一遍，再用瓦块磨，磨过以后再油，油过以后再磨。如此反复两次后在缸底对称处钻两小洞，在洞中焊上锯了底的步枪子弹売，在每只缸口上等距离钻四个孔，系上粗铅丝，铅丝上吊一块百十来斤重的麻石（取自后营通泰兴城的一条早年铺设的道路）。将沙缸一只只反扣于粪坑中，并排两行，每行10只，再用橡皮导管把缸与缸之间的弹壳连接起来，最后导管穿墙进屋，接上莲蓬头，伸进灶下。大队命令四类分子连夜挑，叫做给沼气上料，上料三天以后，20只缸的大半身子露出面，且渐渐浮高。出沼气了！炊事员把莲蓬头打开，划上火柴，蓝蓝的火苗直舔锅底，有人提来一盏汽油灯，通上沼气，灯光像汽油灯一样亮堂。烧了个把小时，沙缸先后沉了下去，估算下来一天产的沼气可以煮30人的饭。大队支部向县委报喜，县委一把手任书记亲临现场视察后，通知每个公社派10名瓦匠，由抓农业的副社长带队，自带行李、口粮，到后营来上“沼气红专大学”，时间三天。我们三人负责给沼气红专大学的学生一一瓦匠讲课，介绍沼气的性质特点和优越性，讲解制取沼气的方法、带领学生参观大队沼气池，以便回乡后照此法上马。后由于水泥粉的沼气池顶不密封，沼气产生后跑掉了，大办沼气偃旗息鼓。

我还参加了大砍小杂粮、大栽山芋的劳动。当时田里的高梁、穄子、粟子、玉米已经长得老高，不知哪个一声令下，大田里的小杂粮统统砍光，要大栽山芋。砍下的小杂粮秸杆，统统推到庄后面大河里沤制什锦汤（即肥料）。没有山芋苗怎么办，就二次高剪苗，所谓二次高剪苗，就是到早已栽好的山芋田里剪山芋苗，并且说这种苗结出的山不生黑斑病。可那一年天公不作美，大栽山芋后的半个月没下一滴雨，天空连云片也没有。天大旱，人大干！后营党支部提出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把全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起来，挑水抗旱，在田头安营扎察，日夜奋战，山芋栽到哪里，水浇到哪里。我被编在主要劳动力队伍里，和大伙儿一样，拼命干活，没有一句怨言，都想着我们现在吃大苦，是为了子孙后代享清福。

我在生产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要帮助写墙头标语和填涂墙头画。当时的画和标语都是有范本的，印象深的有这几种一幅画上画了一个大粮囤，高耸入云，一个老农头扎白羊肚手中，嘴里衔着一支旱烟袋，就着太阳吸烟。下面两行字是“公社粮囤戳破天，就着太阳吸条烟”。有一幅画是画的一棵大白菜，棵把大得出奇，一个小孩子高高地躺在菜心里，另一个小孩在菜帮子下寻找，口中喃喃自语一一“咦，躲到哪儿去了？”还有一幅画画了一个大山芋，大半截埋在土里，小半截露出土外，旁边一个古代武士模样的人，身被铠甲，腰挂佩剑，正斜着身子抱着小半截山芋，作奋力拔山芋状。画下两行文字一一“力拔山兮气盖世，拔不动家乡的大山芋！

一天夜里，我们参加了前营、后营两个大队的社员大会，大会由县委农工部的一位部长主持，说这是前营、后营夺取山芋大丰收的描台赛。十几个生产队长在会上发言，先是后营大队王队长上台，争取亩产山芋六千斤，第二个上台的说亩产一万斤，越往后产量越高，最后表态的是前营的一个队长，他说：“我们的指标是亩产山芋五万斤。十分的指标，十二分的措施，二十四分的干劲。”说得头头是道，很有鼓励性和说服力。

擂台赛后的第二天，我们三人被大队调去筹建薯类加工厂。加工厂设在一户地主家中，砌了一座大灶和四条尺把高的风巷，加工厂的大烟囱有1．2米见方，高出屋脊约10米，烟囱外面用纸脚灰粉好，再刷上石灰水。我们搭好脚手架，让常筱蝶写上“后营薯类加工厂”七个仿宋体大字，我和夏昌一跟在后面依笔画刷红漆，老远就能看到这几个大红字，十分气派。

又过了几天，三队的食堂会计向支部反映，仓库存粮不多了要改干为稀，支部请示部长，部长立即召开社员大会，让大家不要担心，等山芋上来了，粮食吃不完。那天打擂台，最多的队报亩产五万斤，我们就按低的说，亩产六千斤，六千斤山芋折成一千斤原粮，一干两稀照吃不误！可是会计没听他的，还是改成一天三顿稀粥。

秋收秋种了，我们三个人被编入不同组合，我参加挖山芋下基肥、种麦等大劳力。栽得早的山芋收获正常，栽得越迟的收获越少，有的田块竟然一个山芋也挖不着，后来索性用双铧犁直接耕翻土地，派两个辅助劳力在犁后面拾点经经络络。接着下基肥，基肥就是夏天积在田头的绿肥草压千脚土。下了基肥后撒种，撒种以后粑田，再用石磙压一遍，这块田秋收秋种就结束了。

正当秋收秋种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省水利厅下来了十多名男女青年，说是来泰兴搞河网化，泰兴县委派他们到后营蹲点。他们来了以后，就到田野里考察、丈量、绘图。从哪里到哪里是中沟，从哪里到哪里是大渠道，中沟是南北走向，大渠道东西走向。大渠道高16米，顶宽9米，顶上三分之一的地方开渠，三分之二的地方留着行驶拖拉机，大渠道连接中沟的地方设电灌站。十多天时间，蓝图已经绘就，只等秋种结束就实施了。

秋种一结束，全民投入水利建设高潮。农村所有男女劳力分为三等，一等劳力上大型河工，大型河是省级以上工程；二等劳力上中型河工，中型河是县内工程；三等劳力上小型河工，小型河是公社的中沟和大渠道。上大型和中型河工的都是青壮男劳力，集体供应一把大锹和一副担子，或两人合一辆小车子，另有路上的粮草。我被编入一等劳力上了大型河工。

后营三队按人口总数分配的大型河工名额是12个人，可是连我算进去才11个人，实在挤不出人来，就把队里的一名姓张的富农分子算进去了。他六十多岁，理应算三等劳力，但因为他体质好，做活计又是个好把式，所以上了大型河工。那一年大型河工的目的地是泰州到高港的引江河。这条河虽然不长，却集中了扬州地区九个县市大劳力几万人，大打歼灭战。我们后营大队一行80多人由一位妇女队长带队，车推担挑，浩浩荡荡，直奔泰州南门。

我们在泰州的工地紧挨泰州南门。工地上每人每天2.2斤大米，早八两，中一斤，晚上四两，一干两稀。按理说这么多大米够吃了，但因菜金少，工时长，活计苦，总是饿得头昏脑涨，四肢乏力。在大型河工的五个月内，记忆犹新的有如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自制吃粥小菜。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工地房东家一大衣橱卖两块钱无人问津，而豆腐坊里两元一作（20斤黄豆）豆腐渣却是抢手货。我与一位姓王的工友合买了一作，每人出一元钱。那位王兄买到手后加点葱蒜盐，做成副餐，两顿就吃光了。而我买的一份，加上一斤盐，制成吃粥小菜，如在工地上拾到一两根萝卜，带回宿营地，切成小块块，投入小菜中腌制一下，便成了佐粥美食。这些小菜我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还有剩余带回家与家人分享呢。

第二件事是半斤肉吃了十六天。1959年春节是在河工工地上度过的。1958年除夕，食堂里吃饭，吃的是红烧肉，每人定量半斤，用线扎着。孔子说：“三月不知肉味”，我们是“六个月不知肉味了”。除夕的饭菜分到手，不少人大啖大嚼，三下五除二很快一扫而光。有人夸张地说：“两份肉也不够塞牙缝！”有的更夸张：“我可以吃六份，谁敢打赌？”在那种年代，谁有可能赌呢？我只吃了一小块，为了正月也有肉吃，我把大部分肉放到小菜罐里，留下慢慢享用。1959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半，我每天晚上吃时咬一口肉，连吃了十五天。

第三件事是，两盆子油炸豆瓣吃了一冬一春。1958年冬天上大型河工之前，每个大劳力放假三天，做出征前的准备工作。我到岳母家辞行，她老人家省吃俭用，油炸了两大盆蚕豆瓣，让我带到工地上吃。我想，在那米珠薪桂的年代，大伙吃食堂，油炸两盆豆瓣多么难得。俗云：“粒米度三荒。”说的是饥荒中一粒米可以救人一命，我要让这两盆豆瓣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劳动过程中，我感到午饭前个把小时，晚上收工前个把小时，肚中饿得慌，四肢乏力，眼冒金星，浑身淌冷汗，走路也费劲。于是，我试着每天出工前包两小包豆瓣，每包约七八粒，揣在衣袋里，饿得厉害时，利用空车空担时机，在嘴里嚼上几粒，充分咀嚼，化为齑粉，然后咽下。这样上下午各一包，挡到一阵饥饿。我庆幸自己一生没有胃病，实在得力于这两盆油炸豆瓣。

第四件事是吐血住院。1959年春的一天晚上，我刚吃了夜饭，正准备睡觉，突然感到肚子难受，头发晕，呕吐，先吐的食物，后吐了一滩血。这件事惊动了带队的戴社长，她五十多岁，花白头发，梳着发，是后营大队的一位老姑娘，合作化时任农业社社长，公社化时任后营大队妇女大队长，是后营大型河工带队的负责人。她为人正直，老实人喜欢她，刁滑的人怕她。她来到男宿舍，见我吐了一滩血，连忙招呼几个民工，用担架把我送到几里外的团部医院，并特准我休假一周，让我在医院好好休息治疗。我住院期间，她几乎每天都去看望，这种关爱，令我终身不忘。

1959年4月初，我在工地上接到了黄中高三班主任戴传师老师的电报一一“弟病速归”，乃向大队、团部请假，团部领导说：“你回去以后就不用来了。”

看望了弟弟后，我回到后营，后营小学郭校长对我说，他担了六年级班的语文，兼班主任，因为会议多，怕误了教学，所以请示了公社领导，让我为他代课。

这样，我就到后营小学代了三个月的课，转眼到了暑假，公社派我参加中小学教师学习班，学习结束将我分配到十里甸农中，这一干就是两年半。

1961年春天，县教育局叶秘书带了一个视导组，一行三人，先到张湾中学视导，再到我校视导。他们随堂听课，听了我讲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三节课连听。晚上开教师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评我的课讲得生动、透彻。

后来教育局通知，各农中也可选几名学生参加高中招生考试。我班选了七八个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清白的学生，我帮他们突击复习，十天后参加县高中招生考试，考取了一人。

1961年秋，十里甸农中孙秀峰校长调泰兴镇党委任宣传科长，鞠恒生担任校长。11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鞠校长带我到泰兴镇开会，会址在泰兴人民大会堂，出席对象是各系统的右派分子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约三百人。会上泰兴镇党委唐书记作报告，他先讲国内外大好形势，后讲右派分子的改造情况，最后大会宣布：经扬州地委批准，泰兴县委决定，摘除丁一球和某某两个人的右派分子帽子……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我百感交集，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我的胸口，我哽咽难语，泪水溢满了眼眶。散会了，我还坐在那里，鞠校长拉着我说，走吧，今天我们到孙秀峰那儿吃中饭。

孙秀峰的宿舍在镇政府大院里，单人房间。我们走到他房门前，轻轻叩门，他闻声立即开门迎了出来，紧握住我的手说：“欢迎你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中饭就在他的宿舍里吃，一碗红烧肉，一碗红烧豆腐，一碗青菜，一瓶白酒，每人一盒饭，在那个年头，能有这样的酒菜算是上等招待了。至于席间怎么喝酒吃饭，怎么谈家常，我全忘记了，只记得和他俩握手时那句发自肺腑的话：我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