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西林的启蒙塾师何卓甫（作者：何锡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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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愉悦的童年

　　何卓甫（1883年——1956年），明弘治年曾任监察御史何棐的二十二世孙。作为黄桥镇上的名门望族之后，历经四百多年来，到他出生时，昔日家族中拥有四进士，十举人，八十三秀才的辉煌已一落千丈，坐享其成，安于现狀，不思进取的子孙，也堕入颓废没落的地步。
　　卓甫二字，是因他来到这人世间时，为古历中秋节后的一天拂晓时，取“卓而不群”这句话和“云汉”之意定为名与字，自是含有优秀卓越，超出常人之意。“伯远”这个号，“伯”是兄弟排行序中的老大；“远”则为家族清时所定“继述绍宗远，启承永世昌，学广传先德，育荣作栋才”行辈用字中的这个远字。
　　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是满清王朝由昔日的强盛走向衰落之时。父亲作斋虽说也有贡生之名，但因为人狷介耿直，讲话直来直去；与人相处，既不善吹牛拍马，更不会阿谀奉承，仕途自是无望，日常生活中也让人敬而远之。这样一个既不善稼穑，又无经商本领的书呆子，所以仅靠祖传的32亩田的地租度生。而地里的庄稼，一旦遇上风暴雨涝、蝗虫等自然灾害频发时，面对颗粒无收，赶上门诉说灾情，痛哭流涕的佃户，这个读书人除气得骂一声“入他娘娘的”的粗话外，后也只能以摇头叹息完事。从而为生活计，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在家门口面巷处开了个买卖棉花的小店。
　　与他相反，族中的少数兄长和长辈，竟然对这一切熟现无睹，醉生梦死中，狎妓嫖娼，有的甚至娶起几房姨太太来。典房卖地之事就此也就屡见不鲜。眼看祖宗留下的财产消失殆尽，奉有“正直端方，不嫖不赌”家训的作斋自是对这一切看不顺眼，牢骚满腹，除言语抨击外，有时还要骂上几句。人是痛快了，但由此更招致那些人的当面奚落和背后漫骂。亲身经历这一切后，他痛定思痛，从而在言谈中常用“宁与君子打搞，不与小人叨叨”、“相夫软绵绵，染子硬似铁”、“淡笑当如哭”、“屙屎让你三丈”等含有民间智慧和哲理式的格言教育和训戒后人。并就此流传至今。
　　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何卓甫，其身心受到的伤害和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故而当他在晚年听家里人偶尔闲话这些事时，常闭口不言或以一声苦笑代替。由此能说明这一切的，是他年近40岁，以笔名寄沤创作的长篇小说《天涯叹命录》中，一男子因船沉溺海，弟妹失散，飘落到一座荒岛上的境遇，主人翁身上无不烙有他自身的印记。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获得60元大洋的稿酬。我手写我心，以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反映历史，是黄桥镇史上的第一人。
　　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出，作为少年的他，唯一给他带来快乐的，就是读书。他并非神童，也不是才子。从六岁启蒙，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到课帖习字，再进入《四书五经》，汉赋元曲、唐诗宋词的学习，历经整整10多个年头。在这里，父亲自是主讲老师，而母亲何叶氏，则又是最好的课外辅导员。作为泰兴的这支叶姓，家族是宋初由浙江兰溪迁徙至此，定居姚家垈的这一房，何叶氏之父又曾任过兰溪知县。由于她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除对经典子集通晓熟悉外，其温良贤淑在整个家族中也是有口皆碑的。父亲的传授，使他有了深厚的古文知识，而母亲的待人接物，言谈论事，又为其具备良好的人格作出了榜样。“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遵训家族中的这一古训，故而他的一生是以老实厚道而闻名。所有这一切，也就成了坐馆执教，被多数人家延请为家庭塾师，能座无虚席，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何叶氏虽说在中年就因病去世，但何卓甫到晚年仍对母亲怀念不已，自编的诗集中多次提及，感恩之情溢满纸张，让人读后唏嘘不已。
　　作为一名学人，虽说他在二十岁时就因考中秀才从而成了小镇上的名人，但他并未以此视作高人一等的资本。纵然在其后执掌学校，有了校董、理事等诸多头衔后，但待人接物，仍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左右邻居，清晨相遇，无论身份尊卑，年龄大小，总要先行打一声招呼，道一声早安。几年前有人在小报撰文，说他能考中秀才是因有文曲星的祖宗照应，一个身骑高头大马，手执云帚的汉子，在他头顶和周身上下扫了一遍的结果。笔者出于对传主的赞颂，无可厚非，但忽略了他十多年“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事实，这就不对了。卓甫若地下有知，必然也会以一声苦笑待之。
　　更能以此作证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家中四只书橱里尚余有上千册古籍；其二是其长女何莹如女士生前曾讲，他父亲曾有过一本英汉对照辞典。起因是丁西林回家完婚时，看到他与丁廷标在婚宴上用英语开玩笑，让他羡慕不已，事后便托人从上海专门买来一本英汉辞典，用于自学；其三就是在他病逝前半年，因受黄桥镇工农兵医院院长何启贤委托，为其完成上级所交的李时珍《本草纲目》修订本审阅工作时，虽说年老多病，但他还到处找人或查阅相关资料，可见他学习的精神有多强。
　　家族灰色晦暗的环境，童年虽并非愉悦，但他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犹历经严寒的梅花，终于绽放出袭人鼻端的奇香。

设塾授课留余香

　　戊戌变法，国家废除了以科举取士的制度。原本想再通过举人、进士的考试，登上新的台阶希望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接掌父亲的棉花小店，自非其愿。而在家庭多年来为供他和四弟（北京大学预备班）读书，二弟已到人家店铺当家徒，三弟成为走乡串村的卖布郎的情况下，作为长兄，为挑起家庭重担，从而不得不扬其所长，用家中两间闲散的房屋办起一座私塾来。
　　消息一经传出，头上顶有秀才的这个光环，很快就吸引了五六户人家将子弟送来，后来人数竟多至10数人，这在当年镇内所有私塾中，能一下子招这么多人，恐怕也是个异数。
　　这些子弟，大都为镇上的豪门和殷实之户的后人，家长眼界之高是可想而知。但他在讲授时，与那些读死书，死读书的私塾老师不同，常以启发式开始，并在课余时在家中的大天井内，组织起诸如拍手掌、丢手帕、猜字谜等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戏活动，对学生责罚或打戒尺更是从来没有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有着东方“喜剧大师”美誉的丁西林，因曾在这儿接受过启蒙教育，故对这位姨兄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为感师恩，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时，除多次来信问候外，1919年获得理科硕士学位时，还专程给他寄来一张头戴硕士帽的全身照及几张日常生活照；回乡完婚的喜庆宴会上，又特地将他延请至主座位上。
　　时隔50多年的1963年春，丁西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江苏视察组成员，返乡后又特地赶到他家拜访。得知何卓甫已去世，但面对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其继弦杨子宣，他仍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师母，由此可见对老师的敬仰之情有多深久。
　　同样，当何卓甫晚年因病魔缠绵于病床时，早年间学生，时为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老师的李人鉴，专程从那里赶到黄桥登门拜望。在那人均生活费仅为4至5元的年代，一下子就递送上15元。此情此景，让陪同的家人们感动万分。
　　这其间，因他在辛亥革命元勋朱履先家授过课，循循善诱的教学法及端正的人品，由此为朱履先父亲朱瑞卿所看重，听说他夫人因病亡故，家中撇下二个未成年女儿无人照顾时，便主动作伐，将在其家中帮佣的杨子宣女士介绍给他，从而结为伉俪，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在他这一批人数不多的学生中，为后人常常提起的还有：曾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的丁延标；两度出生上海同济大学校长的丁文渊；该校教授丁燮和；创办私立黄桥中学的丁廷楣等。

创办学校结硕果

　　192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何卓甫，第二年经镇上乡董举荐，出任黄桥崇实两等小学校长。
　　1923年秋冬之间的一天，旧日学生，刚从国立北京工专学校毕业的韩秋岩，来到了何卓甫家。当他听说其奉母之命，想在黄桥镇上创办黄桥中学之事后，大为高兴，极力称赞。为促此事成功，他又寻亲求友，筹备了500银元用于资助；为解决师资不足困难，他则邀请友人严则韶（两江师范毕业）、同族兄弟何济生（南通师范毕业）回乡任教。后在资金缺口仍很大的情况下，他又去信与正在上海大同学院读书的原弟子丁廷楣协商，丁廷楣满口答应后，又鼓动族中兄弟丁廷标(曾任青年党江苏书记)一同参加。
　　为不耽误开学日期，在校舍尚未建成之前，何卓甫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出面与黄桥布业公所协商，租来该处腾出的三十间房屋。开学后，虽被推选为学校的总务主任，但实质上却为一名不挂名的校长。大事小事找上他后，总是尽力而为，不推诿，不敷应，有时自己还要倒贴车旅和招待费。
　　因新建校舍超支，为弥补亏空，他任教和兼职的二三十年间，坚持做到了薪金分文不取。据其子何珂回忆，其母在世时曾说，建校初期，一切都因陋就简。为了节省开支，他父亲曾将家中的一张红木桌子、八张红木椅子、八双象牙筷子拿到学校，供教学和就餐所用。后因其祖母有病，为晒太阳和饮食卫生，这才又从学校拿回一张红木椅子和一双象牙筷子，现这两样东西仍存在家中。
　　创办时共有六位董事，其中除严则韶比何卓甫略年长外，其余几位，不光年纪较轻，且大多是他昔日的学生。但在日常说话和交往中，他从不倚老卖老。面对具体工作，更是做到严格按章程办事，从不擅自越权，自已说了算。作为总务主任，面对几万元大洋的建筑工程，迎来送往的人际交往，更不是以此借公济私，中饱私囊，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因长期不支薪，为贴补家用，他在学校授课外，从而又不得不到小学去兼课，晚上兼做镇上的义和钱庄的帐房先生。后来，义和钱庄虽因亏本而关门，但他的人品和高贵品质为这家钱庄的老板丁秉之所折服，两人遂结为儿女亲家。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何卓甫的教育方法、古文造诣、以及诗词文章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曾在黄钟小学读书的许万铸先生，至今还能回忆起这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他说，何卓甫先生不光是校长，还兼国文课老师。他上课时能做到深入浅出，将现实与历史相结合，融会贯通，好记易懂。写作文是每个学生最感头疼的事，而他便作出示范，将自己所写的诗歌、文章讲给大家听。三十年代，由他作词、何济生作曲的黄中校歌，歌词中以“智、仁、勇”为主纲，提出“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要求，曾传诵一时。
　　当时在每天清晨，学校总要举行晨会，背诵总理遗嘱。每周还有一次校会，这些活动大都由他主持和训话。除此以外，学校还开展了诸如武术表演、乒乓球比赛、文艺汇演，家长恳谈会等各种活动。、时至今日，许万铸先生对他当年所写的一首七律诗仍有记忆：

似水流年一旬过，

声声腊鼓送残波。

身因作客愁无奈，

壮不如人老若何。

聊将文字补蹉跎。

洪乔昨有平安报，

儿女灯前笑语多。

　　教学之余，为鼓励学生从事文学创作，在他的倡导下，黄中当时还创办了一本校刊。创刊号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教授、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胡适等都在上面题了词。一个普通的中学，能受到这么多的社会名流青睐重视，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期刊物，除有言论及诗词歌赋外，何姓一学生，经由何卓甫修改定稿的一篇小说，内容为一个地主家的少爷爱上家里的丫环。其人物命运与巴金名著《家》这篇小说中的觉慧极相似。由此可以推断，在当时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反对封建礼教的浪潮，已经何卓甫这一代人的努力，在小镇黄桥掀起阵阵波澜。
　　而他任教时所写的“祭六一儿”文，时至上世纪60年代初，黄桥中学还曾作为范文提供给学生阅读。文中开篇的“汝非五岁，实则三年八月尔”这种开门见山之句，至今尚为人所称赞。
　　作为为人师表，何卓甫不光对学生热心教育，还能竭力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除日常为一些贫困学生代垫学费，提供笔墨纸砚外，对一些毕业的学生，还通过各种私人关系帮助谋取出路，找到理想的工作。

救助难民  以民族振兴为荣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11月，上海失守。当江阴沦陷，上千难民从江南逃往黄桥时，面对满街凄苦惨狀的众多难民，何卓甫在校长外出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身份，主动出面，经他的呼吁和号召，黄中和黄钟小学的校舍全部腾了出来，供难民居住。为解决这批人的衣食之难，他又奔走联系，发动地方各界出钱捐物。在被公推为黄桥难民救济会会长后，更是多次奔走于黄桥与泰兴之间，求助县府拨粮给钱，解决因难。此活动前后历时一年多，后直至泰兴县红十字会接手来结束。
　　1940年，新四军东进黄桥，他和朱履先等一批开明绅士一起，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为响应“二·五减租”，作为何家祠堂的掌门人，也就是这一姓的族长，他让手下人将所管帐薄如数交出，祠堂公产田亩如实上报，做到了实事就是，不瞒不藏，从而为开展的减租活动带了好头。新四军北撤时，朱履先曾动员他一起北上，因杨子宣此时又怀孕在身，故而才未能同行。
　　1947年初，为整顿商业秩序，介于他的名望和身份，国民泰兴县政府委任他为黄桥镇商业整顿委员会主任委员。历时半年，将因日寇入侵遭致破产的行业工会由过去增至15个，会员人数也从日伪时的419人激增至1068人，翻了近1.5倍。
　　介于他曾任伪职这件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反”运动中，被列入追捕对象的“反革命”，自此才留有一个被他当年学生在上海以贫农父亲的名义保护下来的政治笑话。
　　但在这里，笔耕不辍的他，通过回顾自己的一生，从而又编撰出一本以“沧桑集”为题的诗集。1955年回乡后，原泰兴中学校长叶复初从其中学同学何启民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借阅后更为其才华所倾倒，迅即派专人到黄桥查询，拟聘请他到泰中重执教鞭。遗憾的是他此时已沉疴在身，才使这一计划中断。
　　作为一个生于清末，历经民国，伴随新中国成立，开展经济建设的一代学人，虽因历史的误会，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但他对教育事业仍钟情有加。1955年秋，时为县政协委员的黄中教师王吉六去县城参会时，他特地赋诗两首，为这位昔日的老同事壮行，诗句中用“共与桃李舞东风”的心愿委婉地表达了自已的心愿。由此，1994年黄桥中学举行建校七十周年纪念日时，原扬州地区专员、满头银发的老干部黄云祥在会上回忆起当年的黄中生活时，就曾激情满怀地讲，教我们国文的何卓甫老师，教学认真，嗓音响亮，讲课时能联系历史事实，故事性和趣味性很浓，学生从不打瞌睡。深入浅出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使我们对岳飞的“精忠报国”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就为我以后确立革命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这些，应是对何卓甫从教一生的最好评价。作为一代学人，其奋斗坎坷一生的历程，也必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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