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五期：我和作家的往事（中）（作者：黄毓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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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无锡读中学那阵，对当地报纸的副刊很感兴趣，特别爱读时评、随笔一类精短文字。海啸为这个栏目写得很多，记住了这个名字，知道该是个人物，却不了解也没打探海啸系何许人。多少年后，海笑的长篇《春潮》、《红红的雨花石》等陆续问世，是广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了，才知道这“海笑”便是那“海啸”。当时没去思量两个名字之间会有什么讲究，记得还胡乱臆测过：以为两个谐音的字，那意思也不无相通之处吧，不是有种“脑筋急转弯”式的提问吗：为什么在海边不能说笑话？ ——你在哪里说笑话，惹得那海大笑起来，不就会发生海啸了？
　　后来，听到海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日本时的一则佳话，才知道他的更名并非随意。彼时坐中那位岛国作家对其名字善意而好奇的发问，他即席作出的坦直而得体的应答，已然为众所周知，毋须在此赘述。我只是由此想过：在这里，固属表明了外交场合上的一种慧敏，表述了海笑于中日建交后“相逢一笑”地交好的心愿，只是如同“国度”意义上的交恶跟“民众”之间的友善不可混为一谈，“相逢一笑”跟“前事不忘”也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少小便于抗战烽火中“冲冠怒发”地从戎的海笑，无法淡漠那些刻骨铭心的灾难记忆，他后来对于参拜“神社”、对于狡赖大屠杀行径的极度愤慨，对于在我们这个蒙难的城市定点立碑、定时鸣笛的极力倡导，差不多又让人领略到一个昔日的海啸。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啸跟海笑倒真是一回事——恰恰从无可通融地善其所善、恶其所恶的临世态度上，体现出了这位作家人格的两个侧面。这样说不是就事论事于一时一事，它更是再后来我成为他的部下、在作家协会的多年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相当真切的感受。
　　我所熟识的老一辈作家中，要数会“发脾气”的，当推海笑。有机会跟他一起与会者，不至于没有领略过他在讲话中，及于民生，及于吏治，及于时弊陋规，说着说着就会有些痛心疾首起来，有些“雷霆之怒”呼啸起来。于此，人们或许会感到“突如其来”而“无补于事”，却不会不有所理解：他是十五、六岁便执意加入抗日队伍的海啸呀，他是满腔悲愤写下过《燃烧的石头城》、别具衷肠写下过《青山恋情》、怀抱忧思写下过《白色的诱惑》的作家呀，一个亲历过鲜血染红的岁月，参与过生死度外地抗争的人，无法面对那些不该淡忘的淡忘，无法释怀那些不应抛弃的抛弃，无法容忍那些不该孳生的孳生，大概也就是一种“余非好怒”、“余不得已也”了。那次听他发言，忽然联想到一句不知所自而颇为流行的话，叫做“屁股决定嘴巴”，意思也就是在什么座次上决定怎么说话了。这一想便想远了，想到少小便有过“情报员”后来又有过“译报员”履历的海笑，该最能懂得“管住嘴巴”的重要，想到除了文革一度被“当农民”，他在许多行业一直都是“屁股”坐落在领导位置上，不会意识不到用“原则”管住“嘴巴”的意义。私下便以为，对于他知人论世间的某种动情纵意，某种无所讳饰地实话实说、真话真说，大体正就是体现责任和担当的“位置意识”、体现道义和良知的做人准则。为官也好，为民也罢，这原是起码的，而在时下，这起码的确实已经成为可贵的，已经成为须得极力倡导、须得努力抵达的境界了。
　　我所注意到的许多关于海笑的访谈、记事中，比较充分地凸现了的，是其实与此互为表里的另一个侧面，是与之接触过的人普遍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平易可亲”。 包括他那常驻的笑容，包括其跟来访者交谈的倾心，包括对初学写作者交流的恳挚。他在职和离休期间，多有机会与其同行，一起参加文学活动、一起在国内外旅游，有一些细节让我为之感动而被我归结为“平民意识”，我指的是：无论是入住旅店还是在路边小憩，他跟服务人员、跟途中邂逅者，都会生发交谈的兴趣，且往往热情和真诚溢于言表。尤其是对于孩子，至今记得，在瑞士一家旅馆的厅堂里，我们忙着拍照留念的时候，他跟几个外籍孩子一起嬉戏、一起学习用汉语问候的那份烂漫纯真，记得在卢森堡大峡谷边，他跟几个放学路过的孩子热情招呼，并用画图跟那个在他身边依依不舍的学生交谈的情景。省里有关教育部门去市县学校调研考察，常有要他同行的邀请，不只是因为他是《红红的雨花石》、《那年我十六岁》等作品的作者，还因为他是为孩子们熟知、为孩子们心仪的海爷爷。我知道，他欣然应邀时几度拉上我同行，是因为我有过二十多年在学校当教师的生涯，希望着能给孩子们说点贴实而有所助益的什么。我想过，在海笑的创作上，少年题材占有的比率不算很大，可无疑是其很为倾心、很为着力的部位，这在创造旨意上显然包涵了一种苦心：一种善良者通常会有的对于孩子的亲和与关爱，一种前辈人向后代、向未来传递一点、留下一点什么的希冀与热切。
　　作为海笑的一种品格，称之为平民意识不只是指别的，它应该跟“人的意识”同义，应该是一个作家须得秉持的对于普世的关怀和对于生命的爱恋。这种品格反映到创作中来，就是总不能不注重“世界”与“人”的双向照察和相关思考。记得早年读过他的《职女和书记》，为《文艺报》写的一篇评介文字中，说过一些感受，指出作家真挚讴歌为之敬重的五十年代纺织工人劳动热诚这一作品主调的同时，着重说到这部长篇让自己体验出一个解放了的社会的勃发生机跟一种收紧着的社会链条的掣肘构成的失调，体验到人的主体价值跟社会客观要求之间发生的时代错位。跟许多老一辈作家一样，他诚然不是一个能够在技法上出新的好手，不是一个可以离开“社会”去穷究“人性”的作家，可他的歌颂和批判，总是能够从不同方位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作家对于社会与人的由衷呼唤。事实上，这种呼唤作为一个时代的题义，大体可以看成海笑作品潜在的一个母题。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加之对于艺术的忠诚性，他的作品常常能够把我们的思绪引向时代与人的底里，即是像《部长们》这样的批判性作品，官场也只是作家借助的一个“形象世界”，而在作品展现的包括情感倾向和语言情绪在内的“艺术世界”里，分明可以触摸到的是那些关涉时代的纠结，是那些更及于普泛的人的处境、人的扭曲、人的失落和追究。
　　我所尊敬的江苏老一辈作家中，海笑是我接触得较多的一位。每逢春节，除了自己有意早早地“抢先”，都是他打来贺岁的电话；每每得到他题款馈赠过来的书画作品，却并非都须我登门讨要，那年鉴于物性高扬、精神流离蔚成世风，他便有“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墨宝寄来，大概是包含了老书记一点叮咛与互勉的用心。多年来，应邀在他家中喝过美酒，几度去他那里赏过奇石，几番跟他一起去外地访友；我那早经去到国外的孙儿，至今记得海爷爷，记得十多年前的一次路遇，海爷爷抚爱间将自己随手把玩的爱物送给他的情形。
　　由于自以为探望病人跟打搅病人庶几相近，偶逢师友卧病只是从旁询问而不作探视。几年前听到海笑住院手术，一来知道那病有些险恶，二来为“艾江南”一事得赶紧了却为自己的差错而向他致歉的心愿，我带上花篮去到病床之前。他谈吐一如既往地和煦，只是不能不听出手术后的虚弱了。所幸天公有眼，他奇迹般地渐次恢复如初。如今，把85岁的老人家跟当年15岁的小战士联系起来，自然不免生发历史沧桑之感。然而，彼心依旧，依然有不能释怀的社会关注，依然有无法漠然地发发“脾气”的心志，依然写字画画做文章，依然以明朗的笑容和健朗的谈吐，接待着造访的旧雨新知。他无意“寄情山水”，却多有对于大自然的恋情，离退休的同仁们还期待着他的相约，期待今年跟他一起去云南作一次山川之行。

　　忆明珠

　　忆明珠早先因诗名世，后来又以散文蜚声。到得早过花甲之年那阵，竟走火入魔似地沉溺于书画。
　　忆氏原本一手好字，尤其那遒劲中透出的几分飘逸，足令崇尚“潇洒”的青年人倾倒，乃至周围一些准备结婚的男女，于诸事皆备之余，总想到还缺哪一样东西，求他写副对联者一度络绎不绝。他也有求皆应，只是多不去“杜撰”，随手拈来杜氏所撰之句：“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棲老凤凰枝”挥笔间还生发一通议论：老杜没想到，他这两句竟就是留给我送给青年婚庆的呢。凤凰自不待言，这鹦鹉何等光彩鲜亮，再配上玲珑剔透的红豆，算得上楚楚动人百媚俱生了。这一来，找上门的更几无例外点名要写这两句。一时间，鹦鹉、凤凰纷纷飞临许多洞房的门庭。此系旧话了，未曾想到的是，这鹦鹉，于今又已然跟许多花、鸟、人、物一起，在忆明珠的画笔下鲜活起来。忆氏往昔没有作画经历，虽说感受到他的晚年“学画”并非心血来潮一冲之兴，然而，其画事的“突飞猛进”确实为我始料未及。回想在其“学画第一载”便有些不以为然的轻慢，还不免多有惭愧。
　　我与忆氏有过一墙之隔比邻而居的机缘，蒙其不弃，彼此多有隔三差五的串门，任情纵意地聊天。那一阵见到他家常年鋪着稿纸的写字台，一变而为终日蒙块毡毯的画案，很有点投袂而起、改换门庭的架势，弄到好一阵画稿越积越高而文稿愈欠愈多。
　　其时，原先就被他搞乱了的生物钟，也更其颠三倒四起来，真正的“废寝”，画案前常常从入夜至于鸡鸣；真正的“忘食”，几粒红枣、几颗花生米便将那“天”大的事打发过去。更有甚者，于朋友行中几乎到了逢人说画的地步。每当造访，未及落座，他那千遍一律的开场白就脱口而出：“看我今天的画！”说话间就忙着东一张西一张地凑集拢来，铺展开去，或指指点点或坐待评说，眉飞色舞间显见得其意殷殷、其情切切而其乐融融。谈说间如果转移话题或议及其诗文，他就不管不顾地把话题往回拉：“嗨嗨，在下多所好焉，然文不如诗，诗不如字，字大不如画，画所逊者，唯与诸公聊天耳------”真真假假、莫能究辨。不过有一点明确得很：来人聊天，好不过聊画。
　　这等痴迷，委实骇人。难怪他夫人一度担心不已，背地里就曾告诫于我：“您可不能夸他的画呀，这人伢儿疯得厉害，朋友一夸，劲道更足，越发不能自休了！”我知道，他夫人兰女士对画画素无成见，只是舍不得老伴那样“以命相许”。当然，也不无些许视诗人、作家去作画为“不务正业”的心理夹杂其中，不无些许嘱托我帮她家先生“拨乱反正”的意思。我生性简单，便有意助一臂之力的领会，准备着帮助打击打击忆氏作画的积极性。
　　于是，隔日忆氏又让我看他刚画好的一幅画时，便“居心叵测”地一板一腔地缓缓发话：“这牡丹呢——”“牡丹”若何尚未出口，兰女士即刻在一旁更正了：“黄先生不识花，是芍药。”我只得改口说：“这芍药呢，不见精神了。倒是这边上的小虫儿——这三只苍蝇还说得过去------”兰女士又急忙插话：“怎么是苍蝇呢？明摆是小蜜蜂儿！”语气间大有责怪“有眼无珠”的味道。忆氏何等明白之人，见状禁不住哈哈大笑：“老黄，老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君子人，可你真是吃力不讨好呀！”
　　彼时，当然未曾料到，三五年后，忆明珠的书画就突飞猛进到大器晚成。我的一位在艺术学院任美术史论教授的朋友，几年前看他的画还说“格调高雅，功力尚欠”，几年后再看时，沉吟良久，说出的一句话竟就是“可以卖大价钱了”。
　　忆明珠集诗文书画于一身，可他归根结底是个诗人，我在为他的一本小品写的序言中说过，他称得起一个巨别于一般“写诗的人”的“诗人”。在我看来，诗常有而诗人不常有，在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亦即人际空间距离被前所未有地拉近而心理和情感距离日甚其远的电子传媒时代，尤其是这个样子。我们读忆明珠的诗文，通常比较容易从哪里领略那种属于民族文化的根底；如先秦之简约素朴，魏晋之思辨通脱，唐之心与物游，宋元之风致韵味以及明清的自然平淡等等；却比较容易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的跟我们相近，正因了我们总不难从他那里触摸到一颗属于诗人的挚爱心灵。有了这份爱，心灵才有了家园，有了这份爱，诗人才在终极意义上成为了献身而不委身的诗人。读者不难从他那里寻摸出几分莫名的感愤，感伤乃爱之派生，悲愤是爱的极致。读他的《沉吟集》、《天落水》、《小天地庐漫笔》、《抱叶居小品》等诗文结集，会时时品味到多重意义上的心灵疚痛，《抱叶居小品》就给我们呈示了这个山东硬汉生命历程上的几度失声——曾经有过，伏在母亲膝上的伤怀大哭；曾经有过，驮在战友背上的痛心号哭——我更知道，面对那一个特定事件，小天地庐里有过他无法抑制的一次所仰面长哭。这些属于人类良知、饱和生命震荡并历史意绪的哭泣，当为诗人的一种注疏：诗人，就是把希望和绝望的心灵跋涉化为声声歌哭的人；在形下的世俗情怀，它是对于人生的大悲悯，在形上的终极关怀，它则是对于生命的大品味、大悟觉。
　　大的悲悯、大的悟觉造就了忆氏的诗性，成就了其饱含智性的心性写作。他流连于诗国，从素朴的生活依恋，到人文的历史叩问，从浩茫的心灵独语，到妙曼的画边沉吟，字里行间涌动的是智者的灵慧、勇者的抗击，更是仁者遍披普世的爱心。诗人少年坦露过心迹：“我的心跳跃着/像一只血红的鸽子/将要冲胸而出-----”人生易老而鸽儿未老，跃然依旧而血色依旧；“抱叶”而居的诗人，还正该有一番与生命共在的诗情放飞吧。
　　前些年，当各地出版家以“中国当代才子书”、“中国名老头图文”等等推出的忆明珠巻本陆续问世，忆氏却正经八百地宣称“封笔”了。其实，那支笔向来何曾搁置过呢？当年搁下诗笔，拿起文笔，如今闲置文笔，又操起画笔，画之不足，复继以歌之咏之。他曾跟我说起，了却一集小品，便去一门心思写字作画了，他大概越来越醉心笔与墨在艺术传导上直观而浑成的力量了。可诗文书画本为一体，这句号是否画得成大可存疑；且句号者，一个圆圈而已，中国先哲以圆为象，无起无止，圆运无穷，无造而化。更况忆氏向来耿耿于现实与理想之间那个永恒的距离，彼岸在彼，此岸在此，注定了诗人的感世追梦，注定了其习与成性的愁至望生，他到不了“千了百当”而闲步水边林下的地步。那一天心血来潮兴之所至了，又弄出一番“打破圈圈春满天”的绚丽亦未可知。

　　苏童

　　说一个人不易，想说的对象若是“公众形象”，尤然。该坦白承认，私下曾颇为不敬地怀疑过:公众人物们或许原也有鉴于此，不乏有意去打点自己以与人方便者，比如做些儿女态、深沉状，做些装傻卖痴的天真、倚风作邪的怪癖，以便给述说者一点方便和兴致。
　　说苏童的困难因此多一层，他缺乏各种意义上的自我“打造”，没有提供什么高雅、高俗的特行和逸事，去让说者津津有味听者兴味盎然。苏童只是很为“名”副其“实”——苏南型的务实、认真和孩童般的明亮、纯真，大约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学人的底色。
　　认识苏童的人一定会觉得我这样说不够全面也一定会认可这足够准确。只是对苏童其人的印像仅仅如此简单地结论是交代不了也说不过去的，对于他尽管还不免感觉些个“面目不清”，可毕竟算不得多么陌生特别是对他算得上一辞莫赞、十分推重。
　　早年彼此尚居无定所，就曾挤在一套房子里栖身足足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里天天见面天天打招呼，天天要在一个水池里刷牙、在一个煤气灶上烧饭、在一个卫生间方便，然而竟然没有发现任何“故事”和“细节”，连那些共着的“池”与“灶”与“间”的使用，也仿佛有种没有约定的默契，没有发生过一次使用时间上的相遇；同时，一个从事创作的跟一个摆弄批评的在一套房子里三日两头有接待来访者的事，却从未惊扰过对方拉扯上对方，逼仄的空间始终宽裕着适宜的距离。这情形使我忍不住要问一声；你会以为这可以思议而不难理喻么？事情不仅恰恰就是如此，且他那种说不清是不是“客气”却肯定可以称之谓“腼腆”、称之谓 “羞赧”的举止神态，就不折不扣地一直保持于相处的两年。有时想到他在非正式的亦即可以“不做记录”的情境下的即兴高论，比如他会冷不丁来上一说：“在作协，最怕麻烦别人的，长一辈是老黄，小一辈的呢，就数我吧。”我并不以为苏童的随意道来只是拉上我做他的铺垫，但同室共处的岁月使我深深地、很有把握地感受着这话更加适宜于他自己。这自然有些“绅士”，有点欠缺我们东方的“潇洒”、“倜傥”，但我历来不可药救地固执着一己之见，认定保持做人上的这种“欠缺”，实在要比放浪出个潇洒模态来困难许多。
　　此后还有过一些机缘，使当年同室而居者走到一起。比如偶尔碰上两个家庭结伴去外地疗养：我跟老伴加上个孙儿黄豆，他和夫人魏红加上女儿天米。故事仍然是没有的，大体是些鸡零狗碎，一起去散步、游泳，一起去景点走过，去玉器或什么市场买点东西等等。比较让我感动也让我尴尬的也就是他的存心照应，到得一个景点他再三再四地抢先买好门票，孙子说走不动了撒娇要爷爷驮，他便执意要为我助一背之劳。魏红大概是察觉到我们有些不安，还变着法儿一句半句地说些旨在宽慰的笑话，天米这不声不响的孩子显然有她的特定个性和属于她这个年龄层次的兴趣，却很为得体地屡屡接受“陪小弟弟去玩”的差派。这些细微末节的情形通常会从年龄的距离以及“实力”的悬殊上得到归结，但我的体味不能不多一点，相处时间的长度和淡淡之交给予的审视距离造成了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可能，包括整合许多具体印像从总体上体味到一个家庭良好的教养。
　　同在一个单位就多有一同随团观光一类的事，更况我们原本就是需要观光如同需要工作一样重要的一群。旅途历来是故事的多发地段，而且，长途呆在车船之上还渴望贩一点、编一点故事小段来寻寻开心填补填补空寂。苏童于此往往能不负众望，一下子造成个轰动效应，乃至为鼓励大家再创新高而立项评奖时，进入最佳、雄居顶级的往往非他莫属，大家都羡慕他人气旺运气好。不过他大概只能“主讲”并不能“主演”，从没有亲自出任角色，主演诸如出洋相、吃瞎亏、迷途走失、丢三拉四以及风流一度之类的喜剧，让人疑惑着他很有些见识很有点精明。不过，能够在“深度”上给人留下印像的情事每次也还有一些，比如那次去香港，导游把一行人带进一家好大的珠宝首饰商行。天下的导游千差万别，但他（她）们会带你去一两处购物点的做派却如出一辙，说法上也趋于划一地坦诚：“帮帮小x的忙啦，进去一下子，买不买没关系啦。”这个忙是要帮帮的，没有谁死板到拒绝帮这个忙，如同没有谁白痴到以为这里的东西又好又便宜。情况的发生全出于店主的功夫：大群的先生小姐们跟店堂的珠宝一样亮跟外面的天气一样热，又是请坐，又是奉茶，春色满面、谈吐不俗，十七八个人差不多受到一对一的接待。货品一个个地从货柜里取出，全方位的介绍一遍遍地不辞辛劳，解说金石的成色、渊源间还不介意从源头上叙起了同宗同乡。这阵势不能说生疏，只是兴许出于人的弱点和我们这类人的特点，竟久久被罩控在一种定力之中，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此情此境之下，扬长而去跟充当冤大头同样是不体面不地道的。此刻便有了苏童认真的窃笑，我听他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来当一回雷锋叔叔吧”，随手挑上件价格居中的成交。接下来又一位不知是否受到眼前这雷锋叔叔的感召，也挑上一件，成交。成交了就好。
　　由此去认定苏童很为随顺、很能顾及情面，说对也对，说不对呢，其实也没错。苏童至少还有很执拗的一面。听说过他曾经多次很不客气、不容分说地拒绝过采访，话说得不太好听，让一些记者小姐们极为难堪不好下台。听说的事算不得数，可后来我得到过证实。一位从邻省电视台来的小姐，带着采访几位青年作家的任务，少不得先跟江苏同行们商量对象和日程，说到苏童便卡了壳，被告知这太不容易，刚刚发生过几起拒访的事，多半会吃闭门羹。采访江苏作家放过苏童不成笑话了吗？商量之下便被建议找黄某人先疏通一下。碰巧来人是我一位好友的得意弟子，临行前吩咐说：“有困难，找老黄”。套用的是“有困难、找警察”的说法，我当然不能不当一回帮助“开门”的警察。事情是通过电话得知又通过电话得到解决的，解决了就好。只是为此总是觉着有些难为了苏童，内心有些浅浅的惭愧，不仅仅因为他曾置我于最怕麻烦别人者之列。
　　离开苏童的创作去谈苏童是不对头不应该的。谈苏童的创作这难度就更大。他不是一个在“提要”和“定位”上提供了多少可能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之丰富、形态之多样常常使我思绪纷纭而眼花缭乱。
　　苏童拥有的读者之众连同对他的阐述品评之多，在他这一辈作家中该属罕见之列。如果留心一个细节还可以发觉：并没有领取过任何通常称做全国大奖而能在文学公众中受到如此关注和青睐的，并非依凭通常表现为“派遗”而频频“走出国门”的作家，苏童差不多是仅见的。他不是一个因其爆发力而一度轰动的作家，不是因了一些世俗关涉而走红一时的作家，不是那种时代按自己的要求所认定的“重要作家”，不是那种被思想、艺术观念的极端走向、被索隐行怪其实也就是反径行权造就了的“异类作家”；尤其是，他具备姑苏情致，守定着的是“南方写作”，但他归根结蒂不是一个属于“地方”的作家。因地理人文的守望跳脱而出的作家不少，可以编组成“派”列队成“军”，可苏童不是。他不是“特质鲜明”的“特色派”，特色派是用了“减法”减出来的“差”，而苏童是“和”。在我的视域里，当代中国没有另一个如同他那样让我深深感受到创造激情的恍惚与汗漫，感受到“虚构”的浓烈兴味和虚构的“没有影子”；也并无那位如同他那样足以让我怦然心动于那么多“没有影子”的影子。那是纷至沓来的古今中外一系列短篇大师的姿彩，是蔚成大观的园子和神秘莫测的城堡，是专注于“人类堕落与腐败的现代史诗”的福克纳们、认定“造就艺术家的特殊的情况同病理家相差无几”的尼采们、提起“犯罪的诗学”、宣告“为死而在”的福柯们、海德格尔们的身影，我们甚至可以从那些影子里具体寻摸到为鲁迅描述过的给人“不舒服”的“捣乱”乃至契诃夫的一个喷嚏以及“你在哪里”的一声呼唤……或许可以由此认定苏童就是那一类——那类在艺术积贮并艺术释放上常常被称之谓“实力派”的作家。这种实力提供了“继承”和“创新”的可能，保证了心理时空的缈远拓展和艺术意志的运行裕如，保证了苏童的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始终内在着“传统”与“现代”的融通超越；并从而支持了他有效的占领和想像的飞动，支撑起他那凝重而轻灵、完美并自足的艺术世界。

来源：《黄钟》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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