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师范开办湮没记（作者：陆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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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第三季度黄桥镇经历了两个月的非常时期。七月十八日国民党军进占黄桥。从七月十三日起粟裕司令员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战略初战，连续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最后一战如（皋）黄（桥）公路歼灭战，在距离黄桥仅几公里的分界乡一举歼灭敌军的主力九十九旅近万人；黄桥在此战斗后顺利再次解放；在此期间人民政权在黄桥开展了惩奸行动，镇压了一批敌伪军政骨干和社会余孽；至八月二十六日苏中七战结束歼敌五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动向苏北、山东作战略转移。八月底国民党军重新占领黄桥。从此国民党对黄桥的占领，政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一）

　　第二次占领黄桥的国民党军队中，有一支“民字队伍”。这支队伍全由年轻的中学、大学生组成，都是军官，配备的全是轻武器。大概他们自诩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吧，而以“民”字当头。他们在黄桥积极开展政工活动，组织建立青年、妇女（其中包括控诉团①）、儿童组织，还办起了一所初中，校名为“湘民补习班”（民字队伍的成员主要来自湖南省）。校址在原东街小学宿舍，开了三个初中班，招收本镇和流亡本镇的失学青少年入学，学生近二百人，教师全由年轻的军官担任。这个学校办了不到三个月就停办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是蒋介石的六十大寿。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的国民党党政军官们，尤其是那些善于阿谀逢迎者挖空心思，思考送什么礼物替委员长祝寿。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全国继续推行新文化运动，标榜儒家伦理道德，万一拍马拍错了地方，岂不倒楣！这时有人提出 了“献校祝寿”的主张。当时泰兴刚上任的县长吴侯与手下商议后决定在战略要地黄桥办一所以“中正”命名的师范并自任校长，以显示对领袖的无限忠诚。据说吴侯抗战胜利后曾任台湾省的一个县长。他到任后由于歧视原住民，施行苛捐暴政，激起民众暴动，被赶出了台湾岛。蒋介石对他未惩办，及而安排到泰兴当县长，吴侯自然感恩载德，极力奉承。
　　办在黄桥镇的“泰兴中正师范”，没有新建校舍，而是占用黄桥男道院的房舍。男道院前后四进，大门朝南，门前有一个广场。第一进三开间的楼房两边各庇连着两间比较宽大的平房。第一进和第二进之间是一个大院子，东西两侧各建有相对的四间平房。院子中间有一座红柱黛瓦、飞檐翘角的亭子，一般亭子都是四根柱子也有五根柱子的，而这个亭子只有三根柱子，名四“三角亭”或“三柱亭”，三角亭挺立在几棵高大的梧桐树中间，在绿叶的映衬下更显得高雅脱俗，有关“三柱亭”至今还流传着令文人心动的“三树”绝对的故事②。别具韵味。第二进和第三进是一座设计精巧，结构精致、通道相联的四合院。中间一个大天井，两侧精致的厢房前各有一个小天井，形成两个雅居。第四进是一排高大的楼房，落地玻窗，朱漆粉饰，宽敞明亮，是道院信徒“扶乩”③、论道的场所。大楼后面是一座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大型半地下防空洞，看上去相当牢固，是1940年日寇飞机轰炸黄桥后修建的。道院总共五十多间房屋，要容纳七个教室、办公用房和部分师生的宿舍显得非常拥挤。

（二）

　　中正师范名头不小，实际师范专业只有四个班。其中简师科（初中毕业水平入学）两个班，简师（小学毕业生入学）两个班，加上附设的三个初中班共三百多人。师范生面向全县招生，经考试录取，泰兴镇和西乡录取的人数不少，师范生不收学费，只缴杂费，起初听说师范正取生还按月发生活补贴（可能上级有些规定，而泰兴没有执行）。初中生要缴学费和杂费。由于收费标准的差别，家境清贫的学生大都报考了师范。
　　中正师范的校长由国民党县长吴侯兼任。这个所谓的校长只在开学典礼上讲过一次话，为蒋介石歌功颂德，讲他“献校祝寿”决策的意义。这是他与全校师生唯一的一次见面和讲话。但他每学期都要到学校走一两趟。只要学校突击搞卫生和训育主任重复讲吴侯校长莅临的注意事项，我们就知道吴侯要来了。吴侯从泰兴到黄桥带一个中队的卫兵保护。卫队最前面是三挺轻机枪和三门美式轻迫击炮，后面一式的冲锋枪和卡宾枪，前护后拥，煞是威风。传说吴侯在黄桥有一个情妇。每次吴侯到校“视察”，都是直接进入训育主任住的雅居里，一个勤务兵佩枪把守在门口。吴侯到，那个女人必来。我们偷偷地看到那个女人高挑的个儿，白皙的皮肤，方正的脸蛋上擦脂抹粉，描眉、涂口红，模样不错。吴侯借来校视察之名偷偷与情妇幽会的无耻行径在社会上也传开了，真丢蒋介石的面子。
　　学校没有副校长，由训育主任赵名渠主持日常工作。赵名渠是上海大厦大学师范专业毕业，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宣堡区区长，因厌倦征粮，拉夫等杂七杂八的事务，偷偷溜回了老家。恰在此时我军发动宣泰战斗，宣堡的国民党被全歼，赵名渠逃过了这次惩罚。后来却被任命中正师范的训育主任，实际上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
　　学校聘用的教师来自全县各地，黄桥镇的反而较少。教师中不乏名流，如王吉六、戴传师、赵立民等老师在学识和教学方面都是众所公认的。王吉六老师上海大学文科毕业，是个饱学的老夫子，说话细声细气，举止儒雅稳重讲课知识密度高，语汇丰富精确，诵读课文抑扬顿挫颇具古风，曾写了几本专著，上海书局已准备出版，后因时局紊乱被束之高阁。建国后曾参加省、县两级的编志工作，戴传师老师英语教学水平高，其特点是英语发音准确清晰，关心学生，教学有方，深受学生爱戴。赵立民老师衣着朴素，与学生打成一片。讲化学诙谐幽默、生动有趣，虽吐沫横飞，学生却听得津津有味，一次讲“氨”（NH3），他在讲了氨的基本知识后，关照同学们每天起床后要把被子翻过来，让氨和水气跑掉，还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对流。他还说大自然对人类是公平的，穷人勤快些可以吸收到新鲜空气，何乐而不为！这时有个同学没当心放了个屁，赵老师说，贮氨容器的阀门开了，大家嗅一嗅，这就是“无色有臭味”的氨，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学校里政治思想情况比较复杂。黄桥镇上原来那些有地、有钱、有势的人本来就对共产党的政策抱敌对情绪，经过惩奸行动后，这些人对共产党更加恐惧、更加对立了。加之黄桥经过“拉锯战”之后，从农村涌进了不少对共产党怀着仇恨或恐惧心理的地主、富农、劣绅、乡保长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不少持正统观点的人寄希望于国民党，对共产党持怀疑观望态度。当然广大的店员职工、城市贫民和小商贩们心还是向着共产党的。这些就是学校政治思想复杂的社会根源。
　　在学校里国民党组织是公开的，三青团、青工队等国民党的外围组织，虽然没有在学生中打出旗号，但在悄悄地发展组织，开展活动。学校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但活动十分隐蔽，始终没有暴露过。我们有的同学在学校里是国民党员，建国后却受到党的重用，原来他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
　　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基本执行过去国民政府颁发的管理规章。教科书使用的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民国课本，门类比较齐全。除了社会、历史、其余各科教学内容基本上不涉及政治。总体看来老师教学都比较认真，同学们也都能埋头读书，校园里风平浪静，教学秩序基本稳定。

（三）

　　也许是全国“戡乱”高压的驱使，也许有关人员怕承担政治责任，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文化学习抓得不算紧，面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宣传及言行动态抓得很紧。
　　为了宣传灌输国民党的“戡乱建国”方略，除了公民课按课本系统讲授外，学校还定期举行时政报告会，主要讲战争形势，无非是国民党军节节胜利，共军一败涂地，半年内“戡乱”可获全胜等内容，有时也讲些国际大事。有一次还请“民字队伍”的一名军官到校讲哲学，报告冗长、枯燥无味，同学们以解手为由纷纷溜出会场，会场内同学们交头接耳，根本听不进去。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组织我们参加了黄桥镇多次公审大会。公审大会杀气腾腾，疯狂报复，血腥镇压，枪杀了十几名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区长顾高清烈士就是那次就义的。学校还开展了军、学联欢、军、学篮球赛和慰问驻军等活动，还要学生参加修建飞机场的劳动。学校跟军队的关系搞得很粘乎，军队似乎成了学校的靠山。学校还分派本镇的同学帮街道建立儿童少年组织，教唱歌曲。全校还搞了一次作文竞赛，以“双十节”（国民党的国庆节）为题，每人都要作文参加竞赛，经过层层读评，产生一、二、三名优秀作文。在授奖大会上，由获奖者朗诵自己的作文。获得第一名的一是简师科的戴善庆，他歪着脖子声嘶力竭地读了一篇歌颂（国民党）加谩骂（共产党）的文章，看来是政治标准决定他得了头彩。
　　学校里的国民党一直在积极地发展组织，壮大力量。自然我们一般学生对国民党的发展计划、发展对象、发展成果一无所知，但一些迹象、做法、使我们意识到国民党在学校里发展组织追求数量，不重质量。在班上尤其在宿舍里，那些流亡的学生相互介绍参加组织，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加入了国民党一个或两个组织（先是三青团后又加入了国民党）。赵名渠公开到简师科班上动员学生入党。他对学生说：“你们快毕业了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参加组织有了靠山，将来找工作、谋发达总要好得多。愿意参加的只要填一个表就行”。结果不少同学填了表，算是加入了国民党。
　　学校当局对校里的政治动向十分敏感，发现问题处理毫不手软。学校当局与军方联手处理“教师挨打，学生起哄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学生参加修建机场的劳动，往返都要经过南霸桥（即文明桥）。那里是国民党军城防的重要关卡。那天劳动任务重收工迟了，守军已关了档子，不肯放行。文质彬彬的戴传师老师上前交涉，可能是请示长官耽误了时间（那时天已快黑了），学生中有人起哄，守卡子的士兵火了，用枪托打戴老师，驱赶学生，下手比较重，戴老师负了伤。这一来激起学生的怒火，大家高呼着口号以示抗议。以后虽然放行了，但同学们义愤难平，沿途高喊着要惩凶办手，回到宿舍后议论纷纷：有的同学提出第二天不上课上街游行抗议。第二天早上我们进校时，看到校门口荷枪实弹的士兵站了双岗，“民字队伍”的军官在校内校外巡视着，学生只许进，不许出，气氛紧张，如临大敌。上课后戴老师挨次到各个教室向同学们打招呼，说自己没有受伤，是一场误会，希望（实际是哀求）同学们安心学习！就这样一场风波被校方和军方联手平息了。同学们都说戴老师是被迫那么说的。
　　从此学校里更加死气沉沉，学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只管埋头读书。
　　进入1948年春学期的下半期，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共产党的地方武装日益活跃，经常伏击小股敌军，攻下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城黄公路变得不“安全”了，通行时断时续，泰兴镇和西乡的同学再到黄桥上学实在困难，当局在县城办了个简师，收容了这部分学生。此前由何卓甫、何季生等人发起，以下廷标为名誉校长，恢复了黄桥初级中学，校址在东大街王天顺烟厂里。从此中正师范的生源锐减，只得拼班上课。维持到当年年底，黄桥解放前夕，学校当局欺骗学生随国民党军南撤（实为被裹胁南逃），造谣说，“新四军打进六六门，杀尽黄桥人”④，说是到江南与溧阳师范合并。随学校南逃的学生到了靖江和江阴后找不到学校领导，生活也无人过问，又听说要将这些学生编入国民党某某师去当兵。这时大家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悄悄地投亲靠友或返回黄桥。江北大地解放后人民政府将黄桥初级中学与中正师范合并为“苏北黄桥初级中学”。新生的黄桥初级中学，从此充满生机，蓬勃发展。而为蒋介石祝寿办的那个不伦不类的中正师范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倾刻消失湮没。
　　①控诉团由被我方镇压人员的家属组成，全是妇女，她们身穿白衣，腰束草绳，手持哭丧棒，披麻重孝，哭哭啼啼，到公审大会上或审讯室里“控诉”共产党的罪行，曾猖狂一时。
　　②“三柱亭”的上联是“树德、树功、树言、三树亭前言功德”。《左传》中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三树”内容实由“三立”化来。“三树”绝对，区区十三字，文简意明，对仗难在何处？有意者不妨试之。
　　③扶乩，是一种迷信的活动。在箕形木架上固定一根笔样的棍子，悬于沙盘之上，两人扶着架子信手移动，沙盘上就会画出字句或图样作为神仙的指示。道院里经常扶乩，祈问吉凶、是非、年景等。
　　④国民党军进占黄桥后曾在花园桥北搭了个大彩门，叫“六六门”。不知是庆祝什么胜利。1946年惩奸行动由于时间紧迫，未能向群众宣传有关政策，形成了误解。因此国民党编入的这句谣言真的蒙蔽了不少人。据当时江海导报新闻称：“受国民党欺骗、裹胁南逃的黄桥民众近六千人”，后来，事实揭穿了谎言，南逃的群众纷纷返回黄桥，太平无事。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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