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四期：我和作家的往事（上）（作者：黄毓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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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夫

　　虽则是泰兴老乡，虽然我在县里教书时，适逢他下放到“鸡犬相闻”的邻县当“新农民”，虽说爱读其小说还写过一篇关于他的“作家论”，可跟其人既没联系过更未见过面，这就没曾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会在小城收到老陆寄来的一封信，并附了几本题签过的赠书。其时，他早已从种田地回归写小说，《美食家》、《围墙》、《万元户》在同一年度的《收获》、《人民文学》上相继发表，《文艺报》计划发篇评论文字，要他自己找个写的人。这封信是说明想请我，征询“是否有意？”也提到了那篇“作家论”，说艾煊让他读一下，确实不错，不是一般地说说情况捧捧场。还就“人为的间隙期”跟“自为的休整期”说了些关涉其写作情况的话，因为交代过“请不要公开引用”，就至今未去违约。当时，以为这样的选择并委托有点“破格”而不失真诚，自然不会去介意说话时用了什么姿势，只是看那信上不能恭维却又笔笔工整的字迹，如同认真作业的中学生在作业本本上的书写，心里曾怀疑过：这不能是陆文夫的字吧，难道写信还用了“ 秘书”？多年后有机会读到他的一些手稿，才知道那正是他的亲笔。通常写信时原不必如此，然而，他就是这么认真地写字,向来如此、始终如此。

　　感受到老陆的信托，其实还可以追溯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记得那次应邀去苏州参加他的一个作品研讨会，一进吴县招待所就遇到范伯群先生，这并不奇怪，他主其事。奇怪的是范先生的第一句话竟是“好了，专家来了”。一个著名的专家对一个小城来的教书匠如此招呼，应该是一个随意而善意的玩笑，不必介意的。让我有些介意的是，事后会务上的同志告诉我，确定与会者名单时，最后请老陆定几位，他沉思有顷，就点了一个黄毓璜 。虽说会务上已经把我列入名单，老陆的点名，无意间便有些“抬举”的效果；范先生的玩笑，大概免不了包含这点因由。不难理喻，早先参加研讨会、后来撰写批评稿的邀约，都出于也大体仅仅出于对那篇“作家论”的认可。这与其说让我感受到一种“知遇”，不如说让我领略到一种“气度”。须知那篇论稿虽无“不怕虎”的故意，却多有“初生牛犊”的孟浪，奉行无忌无讳地既说了所长，也说了所短，既说了时代的局限，也说了作家自身的缺失，乃至编发稿子的编辑有些感慨：“还没人对老陆这样‘说三道四’过”，未见得只是开个玩笑。私下以为：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作家去一味认同“说三道四”，却有理由认为：能够接纳“说三道四”并借此反躬自身的作家，一定昭示了某种襟怀的宽裕，某种求索精神的强劲。
　　事实上，随着老陆作品的不断问世，我们愈来愈能够认识到他是一个并不多见的忠贞的探索者，他把艺术的探索跟社会的探索、人生和人性的探索一体化了，时时让人感触到对于艺术和社会人生的一种坚执，一泓深情，一脉贯彻始终的顶真态度和不肯妥协的求索精神。论者们在充分注意到老陆的小巷格局和平民意识的同时，多少忽略了他深广的浩茫思情和坚执的问题意识。他的问题意识常常不体现为现实的被动反映，在其艺术运筹中，常常构成一种“反拗”和独到。当社会正忙着为知识分子、为资本家“落实政策”的时候，他以他的艺术创造痛切地为坐而论道的一群画像，以荒谬的“反吃”与同样荒谬的“倡吃”，为我们总是自搬石头自砸脚的愚蠢写真；当表现富裕之路蔚成文学的大观，他发人深思地表现了一个被掏空的“万元户”和一个万元户的被迅疾掏空。从社会角度看，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作家的超前意识及其跟时尚对视的姿态，而从作家主体和艺术本体看，我们都分明可以触摸到一种独立的精神和一种指向社会与人的终极追问。他确乎总是以一个质疑者、抗争者的姿态，把以忧患为底里的问题意识贯穿整个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的作家。我想，大哉老陆，面对社会的前行，正是由此不断求得了思想和艺术的拓展，真正地趋向了思想的前锋性并艺术的前卫性。
　　老陆的创作不能不有不可避免的局限，他是一个极富自知之明的作家。记得在一个外地的宾馆里喝了点酒以后的老陆，执意拉上我到他房间聊天。谈了好一阵单位里的事，包括一些说不清的矛盾纠葛，大概有点希望从中做点工作的“委托”，见我拎不很清也不想拎清，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是我挡了你的官路”。对他几次反对让我担任行政职务的动议略有所闻，知道这没头没脑的话不言自明的意思是“挡得没错”。当初“挡”的理由非独为保证我的业务，更有不该用我所短这层意思。接下来就转入论文说艺，热烈而松爽起来，成为我跟他在创作上唯一的一次促膝相谈。他说，他知道，自己终究成不了大家，因为大家是一座山，基座很大，我们有多大？他说，他知道他的作品很难留之长远，摆不了多久。当下不免感觉着他有点求之过高，责己过苛，可并没有觉得这是他“伟大的谦虚”，他是否有感于自己一直不能不专注于“现实问题”而影响了超越的气度和力度？一时说不准什么，只是漫不经意地问：“《美食家》呢？”他微微一笑说：“哎，那篇还可以。”
　　也许由于《美食家》的影响极大，圈内圈外的朋友便有意无意地把这篇小说的名目跟作家其人联系起来，人们似乎把老陆其人跟其笔下的艺术形象一锅煮了。老陆虽然毕竟是懂得吃的，一次在苏州王四酒家同桌进餐，就见过厨师拿着一碗不知是豆腐还是什么的来到桌边，恭敬地向老陆征询烧法。可依我看来，把老陆看成吃的精灵是大谬不然的。那年作协大年初开主席团带上书记处的会议，彼时南京还如小城那样，饭店大年不开伙，从外地来与会的只有老陆，吃饭得有个着落。到了中午，我随便说了声到我家（其实是我在作协机关内的临时住处）去吃饭吧。老陆随口答应了。声明没什么好菜是必须的，他只问，花生米有吗？我满口说有。就这样，包括两位作陪的，每人摊不到两样家常菜，拿上一瓶低度双沟就吃了顿饭。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老陆吃上不讲究，带上他吃饭很可放心对付。酒和花生米似乎必备或者毋宁说只要有这两样就成。我们家乡有“花生米子搭搭酒”的说法，老陆在吃上保持了老家素朴而洒脱的传统风格。
　　老陆生前婉拒了为他编纂出版文稿，却鉴于老作家出书之难，带着病弱之身，为去世之后的高晓声多方张罗出版文集。我记得他的认真，记得他两次当面要我为老高的文集写篇序文，说老高是有分量的作家，从评论的角度写得详尽些。彼时的一再推辞拖延，是因为老高声望高的同辈朋友都还健在，自度由我来作序非所宜当。可老陆顶真异常，不肯通融，文集付印前又派人几次三番来敦促。回想起来，终究应命，其实是不忍辜负了他那感人的信托和期望。这件事就是他对我为数不多的委托中的最后一次委托了。如今，斯人长逝，再怎么希望老陆来委托我一些什么，哪怕是让我有些犯难的事，也已然没有可能了。好在老陆要托付于人的，大体都只是他生前宣称过“九灾十八难，不死还要干”的文学上的事体，活着的人不难领悟，去努力把他无声的委托办理得妥帖一些。
　　老陆病危那阵，我不时打探，却没有去看他，不是不忍面对英俊的老陆完全脱形的面容，只是感到没有很大的必要了。在我的想像中，关心和探望老陆的人一定会很多，会络绎不绝。几次抑制去苏州的冲动时，都想到一件事：那年跟作协的两位前任领导去苏州办事，顺便去看看病中的老陆，临时想到买点水果带去。不料，车子刚在一家水果店前停下，就有一位警察走过来“开票”。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门探望老陆，觉得“晦气”间鬼使神差地念叨了一声：对不起，款照罚，我们急于去看病人陆文夫，请允许买好水果。不料，老陆的名字一出口，警员愣怔了一下，竟就合上票本扬长而去了。到了老陆家，闲话间不免把这细节讲给他听。老陆笑起来，说还有更有趣的，便讲了一件冒名顶替他的家眷而让罚款的交警不了了之的事。
　　老陆去世那年，我去参加了告别遗体的仪式。其时，细雨淅沥，灵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不只有官员，生前友好，更有不少向记者自陈跟老陆素不相识的读者。联想之下，感慨系之，苏州警民对老陆关爱若此，说明的已经不只是文学的力量。老陆创造一生，临了终究未能如我们期盼过的那样，再创造一次属于他自己生命的奇迹。然而，他该是走得坦然的：他走之先已然留下了，留下了他生命的重量。年前，去家乡参加“陆文夫研究会”成立典礼，得知家乡的党政部门正策划一条“陆文夫路”的命名，我更意识到他其实还活着，还在以他文格和人格的力量嘱托于后人的前行。

艾煊

　　我所熟识的已故作家中，艾煊是勤奋多产的。在我看来，他的偶或屡败屡战地下下围棋，与其说是爱好，不如说是读书、写作间隙中的稍事休憩。这成就了他的知识面、思考力，成就了其在长篇中篇、散文随笔以及电影剧本等样式的丰厚创作。
　　我读艾煊是很早的事，彼时，从文笔上直觉到一种“江南秀士”的气质。《碧螺春汛》一类散文，虽说写的是特定年代实际的生活，艺术软体上不免隐约几许“时代”的硬块，可整体上着力于人与自然的情韵，能见出活的灵气和真的性情。某种漾乎其里的通脱和平静，逸美并雅趣，容易调动人的艺术记忆，比如连类到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那份翠微杳靄的江南风光，让读众于热烈宽厚中领略些许萧疏，几多恬淡。
　　那一阵我在小城读书，对省内文坛诸公一律隔膜而又无意打探。对未经谋面而几度见诗的艾煊，其人其文的对位上就有些径庭，虽未把他设想为江南少女、惨绿少年，却一点也没料到他继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之后，又以官员的身份于世情变迁中历经一番坎坷。
　　岁月经冬历夏，游子秋风生鬓，我认识人的能力却略无长进，不一定尽是性情孤僻使然，也该跟自己一直谋生于异乡小镇带来的孤陋有些关系。等到我能为艾煊其人“定位”，他早已定位在省作协主席的位置上。既然我以忝列作协会员，知道作协主席，也就跟公民知道国家主席那样十分自然而又十分远哉遥遥。
　　并未想到不久主席会留意到我且有了调我到作协工作的动议。“留意到”云者，是从陆文夫的一封信中得知，陆先生说艾煊看好我写的一篇评论文字，推荐他看看。等到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之交，我应邀去北京参加一个多月的活动回来，省作协已为我的调动做了不少工作。经过南京时，这才第一次见到艾煊。艾先生文静平和，见人没什么客套寒暄之类，老熟人似的，没谈几句就说，开了这么长时间的会，信息一定不少，别忙着回去吧，明天跟我们说说。在他的感染下，我也没说“正该汇报”之类的套话，第二天便在作协党组说了半天，艾煊跟时任《雨花》总编的顾尔镡又一起要我下午再跟《雨花》的同仁说说，便又在编辑部说了半天。临别时艾煊表示希望我来作协工作，要我争取所在地放行。并问是否需要他去通通关节做做工作。
　　几经周折被调到作协之后，我很少想到似乎应该想到的“知遇”一类字眼，以致朋友间或有以为我内向得近乎清高的。其实，自己明白倒是出于一种可以称为自卑的心理，历来以为，“知遇”的受动者，如同“高山流水”，属于人杰们的事，非像我这样的等闲之辈可以受用。同时，照我看来，艾煊并非一个在个人的交往上厚此薄彼、亲疏分明的人，人际的事体在于他，常常被相当纯粹地指向作为为文者的交流关系和作为办事者的工作关系，并不介意我的从没礼节性的登门拜访，倒是至少有过三、四次来“登门”找我。第一次到我的临时住处，就很是推心地就“任职”和“写作”谈了些通常朋友间才会谈的话，让我体察到一个长者的有益而必要的告诫。记得我定居不久，他的一次登门，竟是陪同一位青年作家来的，要我看看他的一组作品并发表一点批评意见。其时我正“高卧”未起，弄得很为惶恐又十分感动。作为年资上的后辈，平时会对艾煊有些执弟子之礼的做派，比如出差时，见他有重一点的东西，总会执意想要帮助拎一拎，可总是遭到同样执意的拒绝，后来也就不再为这等事罗皂，开一句“马屁拍不上”的玩笑了之。
　　由于工作需要，到作协的最初两年我比较系统地读了江苏一些主要作家的作品，才知道早年以散文蜚声的艾煊，在哪些蕴秀喷香的散文问世之先，就开始了长篇的创作，后来更有《大江风雷》、《乡关何处》等部陆续问世，有的还在海外学人那里赢得“卓越的小说”之赞誉。在我看来，由于那个时代及其政治因素的干系，他的长篇创作中，虽极力保持一个作家的独立精神，却无法不在历史深度、人性事实的掘进、开拓上受到一定影响，有的作品在出版时，还不能不进行了许多非艺术考虑的修改，乃至较之原初的定稿无所补益而多所损伤，多少年后与之谈及于此，还明显地感受到其内心的无奈和疚痛。当然，即使如此，为后来人们强调的主题的多义性、性格的多重性等等特质，也已经在他的作品中端倪可见，不失为历史骨架和形象血肉相表里的有机体。尤见特色的自然就是“江南”韵致，那些气势堪称雄浑的长卷中，也往往透出清新淡雅澄明，以细腻的描状和明秀的江南风情取胜，其艺术分量往往不是靠汪洋恣肆的挥毫、纵横捭阖的描状，倒是那些富于地方色彩的风物和具备时代容量的细节，以及那些轻灵而凝重的心灵摹写和氛围创造，播布开浓烈醇厚的生活气息和呼应历史节拍的生命音响。
　　艾煊晚年创作的丰赡，在通常称为老作家的行伍中不说仅见也无疑堪称罕见。我也多有机会私下里抑或在文学的聚会上听到他发表高论，各种会议都乐意邀请这位自称退役的执拗而随缘的老主席。从他那些推出的作品和发表的议论中，可以发觉他后来对散文愈加钟情、专注并推重了。这或许正是其一以贯之的审美选择。早年他的《风雨下钟山》获得地方和军内的双奖后，他就说过这是他第一个也肯定是他最后一个电影剧本这样的话，后来又曾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我说：“最近没事干写了个小长篇------”这当然不意味着他在各种艺术样式中有所厚薄，但确实也流露了对散文的情有独钟。事实上，他最后一下子赠我的六本书，也都是旧选、新著的散文结集。
　　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一说未见得确切，但老年人的散文常常勘破、疏淡“历史”而感悟、皈依“自然”可谓相当普遍的现象，且分明构成文学史上的一道景观。艾煊晚期散文迥异其趣，他诚然执着于心灵之域，然而其心灵却令人感动地有别于大而化之的“天人之思”、“物我两忘”一类“超凡离俗”地高蹈尘世，往往以双重情结呈示于读者，既是一个“巡天”者又是一个“坐地”者，宇宙的感悟和历史的审视构成他高远的憧憬和现实的关顾。多少年前，我曾尝试过梳理艾煊散文的走向，以为他经由漫步江南水乡的茶山竹海、桔园梅林，转向更见广袤的时空，从秀丽的匡庐山城，到苍茫的小兴安岭，从淮上老区，到大漠南北，拓展了抒情寄意的天地；经由热衷于在湖光山色、风物土俗采撷、发掘生活美质，进而把视点转为俯察历史的宏观走向和现实的飞瀑旋流，质朴的生活沉浸中溶渗进凝重的思情和婉而多諷的针砭。并由此认定他从诗质、美质的经营到理性、悟性的贯注，意味着一种情志的升华和力度的张扬。这种演进，可以说一直延展到他的晚年之作。只是及于晚年，这种延展已发生了一次高远的跨步，我说的自然是他一方面更为趋向冷峻的彻悟之境，而另一方面，又更为勃发了火辣辣的生活激情。就此我曾在一次闲聊中戏谑于他，说你艾老年岁与火气俱进了呢，文质彬彬的江南秀士也学会狠狠地“骂人”了，足见我们这世道实在有了些不能不骂之处了。
　　艾煊的精神悖论其实正昭示了文学发生发展的某种根由。文学其实并非别的，本就是现实跟理想之间构成的痛苦的撞击和撞击的痛苦。艾煊在这种撞击中乐此不疲而精神抖擞，他确实有过来人的彻悟的一面，但这并不导致其远逝于倘佯于不可期的彼岸，并不走向那种时尚得紧而又滑稽得很的伪禅伪道，他实实在在地回了过来，回到彼岸和此岸之间，回到属于文学自身的那个自由而尴尬的位置。他晚年推出的一套书，包括《人之初》、《茶之余》、《海之潮》、《绿醉天涯》、《海内存知己》、《醒时的梦》六本散文集，总题虽为《江南烟水录》，却并非一味散淡地寄情云水，恰恰展现了他对人间烟火、生命潮汐、历史意绪的不能释怀。我赞赏那些智者的遨游，赞赏那种雅人的观俗，赞赏那等醒时的忆醉和梦醒后的勘梦，赞赏那般花月的玩味、艺文的品咂，更赞赏包含其里的那种生命的鲜活状态和不妥协的人文执著。
　　作为一个批评者和批评工作者，我所操办抑或出席别人操办的文学研讨一类会议可谓多矣，私下明白，此类会议都是要有“组织名义”、“经费来源”和“会务班底”的。比较起来，老主席生前的一次研讨会就有些“山寨”式的另类，他自己寄发的一份“预请柬”便能说明问题。收到这份请柬后我将它公开发表过，如今执意要再度摘录推出，实因以为在那些愈演愈烈的会议势派面前，其价值也愈来愈显见得突出起来：

预请柬

　　艾煊敬启：仅以个人名义，敦请友人参加本人散文作品的评议会。时间约为春节后之某日。特为预先周知。
　　（略）
　　纯属文友小集。竭诚欢迎箴言峻语，真话实话。若有大话套话空话假话，偶然落入贵口袋中，也请勿陈之会场，本人实在无福消受。恳请将这些珍宝，让宇宙飞船就便带到天庭，奉献给上帝，或由下水道传递至地府，馈赠阎君。
　　（略）
　　洗耳恭听诸公之高论。但与会诸公也可有话则长，无话即无。可一泻千里，也可啜茗喷雾，悠悠默然。若只听只看不说，亦决不强索金口之珠。
　　君子之交淡如水，会上会后，既无酒宴，也无水果糕点，更无拎包红包。清茶一杯，废话一篓，龙宫鬼域，艺苑凡尘。会开至午，意绪阑珊，即请起驾回府。若意犹未尽，午后续谈。中午则向诸君子呈上快餐一盒。
　　（略）
　　一切随缘。礼仪从简，办事崇实，不来也可。若不来，不必打招呼，毋须说明原因，毋须解释理由。文友小集，任性之所至。到会准时更好，迟到早退也无妨。会如流水，率意进退，坦然怡然。
　　此会绝非庄严庆典。开幕式和剪彩，属于太尊贵的礼制，太高档的消费。于穷文学，于鄙陋文字匠，皆甚不相宜。此高档消费性之礼制，只应出现于满腹经纶，代拟御旨的翰林公之府。
　　会场不设主席台，不挂会标。人无尊卑，座无贵贱，进入会场，随意散坐。
　　（略）
　　于今若如此邀约，未知能征得出席者否。彼时确乎应者颇众，高朋满座。记得不乏带来鲜花献之于艾煊者，为了对老人的“不合时宜”表示一份敬意。
　　高晓声
　　高晓声去世已然十二个年头，我时时会想起他，并非因为关系有多密切，可他确实是我接触不多而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作家。
　　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懵懵懂懂的中学生，那时好读却热衷于经典，还没读到高晓声，知道其人只是因了他是“探求者”事件中蒙难者之一。听说被发配回乡的日子过得极苦，冤案固属最冤，婚姻也属最惨，加之疾患缠身，肋骨也被折去了两根，形体上便出现了两个肩胛一高一低的倾斜。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次见到他，果然就是这个样子。其时作协寄居在“总统府”内，我因从小城来宁参加《雨花》的一个会议，会后留下为编辑部起草一篇文稿，住在门楼上的“招待所”。那日他跟陆文夫同来入住，该是刚刚“出土”，感到其“土得掉渣”不足为怪，外貌上要比彼时的农人更像农人是不难 理喻的事。他不可能认识我，只是淡淡地打了招呼，悠悠地从老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默默地递给我一根。记得接过烟时一阵心酸，很想抚摸一下那被历史定格了的倾斜的肩胛，这是因为其时已读过他早年的《解约》、《不幸》等短篇，感受到眼前之“人”与昔日之“文”的大幅度反差——这个形容憔悴的苦人儿，就是那个曾经以富于才气、不失“洋气”的笔致传导出了人物心理深度的高晓声吗？
　　应该说，生活让他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也给予了丰厚的报偿，二十余年跟农民的相濡以沫，成全其可以把他们“从呼吸声中一个个辨别出来”，成就其复出以后很快进入一个创作上的井喷期，那瘦弱的躯体内似乎有释放不完而亟待释放的生命潜能和创造活力。
　　先期推出的《李顺大造屋》问世那阵，我正应邀在北京参加一个长达一个多月的文学活动，其间新侨饭店的一次座谈会上，公刘先生义生题外地谈起这篇小说，并“提请注意”高晓声这颗“新星”；冯牧先生充分赞赏之余还说，这期评奖如让自己投票，“第一票将会投给《李顺大造屋》”。 此后，如同文学界都注意到的，从《79小说集》开始，他连续多年地一年一本小说集问世，特别是随着《漏斗户主》中的“陈焕生”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颗“新星”的亮度与日俱增起来。
　　后来，我跟他住进了作协宿舍的一个单元，进进出出间见到他倾斜着肩胛走路，心理上关心他受过重创的身体要超过关注其写作。或许因为如此，多少年来从未跟他谈及写作，偶尔扯扯生活起居，知道他注意规律却不善治理生活，吃上称不得在行却也有些招数，还给我介绍过一种关于鲫鱼的烧法，那烧煮的程序过　　　　　　　　　　　　　　　　　　　　　　　 分特殊而闻所未闻，至今不愿如法炮制。偶尔也跟他开开玩笑，比如就其一成不变的浓重乡音，说“阁下的常州话比常州还常州呢”。记得那年他应邀出访美国，预定半年，不想老先生三个多月便提前回来了。我便跟他打趣，说亏你早年还是学经济的，即便仅仅从多挣一点美元考虑，也不该早早回来的。想不到他认真地说：你晓得吧，在那里做点讲学一类事体，能讲出多少东西不说，往往还得请上两个翻译，先让一个懂常州话的翻成普通话，然后再让翻译译成英语。拿点钱付给两个翻译的工资还不晓得够不够。记得那年他的一本散文集《寻觅清白》刚刚出来，送书时不说别的话，只说“请你帮我写篇评论发发，好让书能多卖出一点”。老高就是这样，生活中的谈吐总是那么认真坦直，朴实得近乎拙讷，比较其文字的书写上随处可遇的涉笔成趣幽默风生，可谓判若两人。这大概也正从一个方面揭示了“真”与“美”的内在辩证。
　　同住一个单元近十年，却不曾有过互相串串门的事。有一次去我家小坐，为的是向我当医生的妻子咨询服药的事；至于我为他带过一件东西，也只在门口交接，并未进去过。惟其交往如此寡淡，他那年南下病发前不久，忽有电话打到我家，邀约“有空下来坐坐吗？没有什么事体，喝点黄酒”，当下就不能不感到有些意外。不巧其时正准备出发去南京大学南园看望北京来的一位友人，只能表示歉意。事后又未能主动再约个时间聊聊，更没料到后来就在外地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至今想起来还难以释怀：既然彼此从未有过两人“对饮”的事，那回的邀约，必定有些什么要说说的事，可不得而知了，成为永久的遗憾。
　　一般人会以为高晓声有点傲气，比如为坚持自己的文学观点而不惮让别人难堪，比如从不肯为他组织时兴的作品研讨会。其实，他不是一个不介意读者和评家的人，他甚至说过，一个作品的价值，是作家跟读者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一年和老高一起在友人家吃饭之间，他突然对我直呼“理论家”，说他去年连出了两部长篇，“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呢？”是感到“寂寞”了，还是有了点责怪的意思？未便接话。后来想想其时不该不置可否，内心便不免又生出几许歉意。
　　在江苏的“齐名作家”中，高晓声跟陆文夫是一对。老陆以“小巷文学”名世，老高则以“小村文学”蜚声。从他的“陈家村系列”走出的“李顺大”、“陈焕生”们，在当代小说人物形象中是有数的重量级人物。老高去世以后，老陆婉拒了组织上为他出文集的打算，说自己留了二十万元让女儿去张罗了，却带着病弱之身，为给高晓声文集的编辑出版尽心费力，并两次当面要我为高晓声文集写篇序言。我说如要写序，也该你写，或由其他健在的同辈好友来写，我资历浅，让我做这事非所宜当。他却坚持说“老高是有分量的作家，你从评论的角度写得详尽些”。直到付印前，几次三番让人来催促。最终还是应命勉力，是却不过一种信托，也还搭进了借此顺表对老高心存的歉疚不安。
　　这其实也就成了自己回顾老高其人其文的一次机会。依我看，高晓声不是一个严谨于结构、满足于出示“场景”的作家，他叙事上的随机性，他的意到笔从的散漫铺陈，正是一种过多的心理郁结需要不断寻求释放的表征。他不是一个热衷教喻的作家，不是一个激情的现实批判者，在其现实的认同中，分明着现实的离抗，在其无奈的顺应中，分明着凛然的对视。乖张的世情 以及荒怪的心理，一旦进入其描述，常常巧发奇中时代与人生的症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晓声是一个坚执于自我感受方式的、主观抒情性很强的作家。对于在客观实然性上封杀自我的作家来说，他是“张扬”的，对于倾泻激情的作家来说，他是“节制”的。他就是在这张扬与节制中协调出了自身。其作品算不得黄钟大吕，其所以能赢得读者，不只是因了艺术的独特性，更因其思想、情绪的独步、独到，启迪并接通了最为广泛的普通人共同的思索和共同的心声。
　　私下以为，十多年来，当文坛历经过几度转折变幻、文学历经过几番不失成效的开拓和不无莽撞的奔突之后，会出现一种 照——我们回过头来缅怀当年的高晓声，反而更加清晰而更加充分地理解了他，感受到他的价值所在以及他的创作可能给我们下的启示。

来源：《黄钟》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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