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四期：佤哥歪传（作者：何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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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代序
　　我想给佤哥刘五周写传的念头由来已久，中间却很是费了一番思量。古人说过，树碑立传原应是极该注意的事，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待我勉强归拢头绪、厘清思路之后，这要写什么又成了一个莫大的难题；好在佤哥此人不类不伦、不邪不正，真要给他作传，有鲁迅先生<<阿Q正传>>在前，眨巴眼配萝卜花，破铁锅用的是豁锅盖，“歪传”于之倒也匹配。

　　这里需要注释一下的是，这“佤哥”的“佤”字，乃刘五周老家桑木桥一带的方言，意思大致是咱的、咱家的之类。据佤哥多年皓首穷经的考证，此字极其高古，是一个很拽的方言，全县没几个人弄得懂的， <<辞海>>、<<辞源>>里也查不到这个用法，估计就算<<康熙字典>>、<<说文解字>>里面也不会查得到。
　　首先要介绍佤哥其人身份就需大费一点口舌，他先后当过小队的记工员、大队团支部书记，后来在乡文化站里混过几年，中间似乎还做过几天电影队的队长，并承包过文化站里的录像厅，这样看下来好歹也算是一个脚上带着泥巴巴的工农干部；他家在农村，用当地的土话讲就是地地道道捧老牛屁股的，但作为农民出身，他不事稼穑，他喜欢写诗，会写大字，据说还懂点画符、摸骨、看相，也时常有砌屋上梁或婚丧嫁娶的人家办了酒席请他去替人家择个日子什么的，但这些似乎又都不能算是他的正当职业。
　　据他自己介绍曾做过本县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级别大致与县政协委员相当！但很明显政协委员这顶帽子太大太空，以至于这句话说过之后竟马上产生了回音，我俩同时被吓了一跳，我忙心虚地向四周望了望，随即又溜出门去看一眼天空，看说完这句话之后天空中有没有发生什么冬雷震震夏雨雪之类异常变化。
　　所以佤哥究竟有哪些事迹值得为之作传，说老实话，我一直也是心存疑虑，所幸此传也只是歪传，倒不必讲究许多，我只管将他的那些奇闻轶事一齐搜罗过来，好歹敷衍成篇；而这样写究竟能不能算作传，我着实也有点茫茫然。
　　是为序。
　　第二章  成名纪略
　　认识刘五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一段时期，那是个文学大繁荣大爆炸的黄金年代，有人开玩笑地讲天生掉下一块砖，砸死十个人起码有九个半与文学有关。我和吕建军、吴石三、张小松等几个文学爱好者一日头脑发热，忽然想成立一个文学社，我们四下里招兵买马，到处张贴启事。这期间，刘五周看到启事后主动打电话来找我们加盟。
　　刘五周是我们乡的名人，他成名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在基层群众、特别是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工农兵中培养作家诗人，认为这是劳动人民在文化上翻身作主人的伟大壮举。五十年代，南高北崔（高玉宝、崔八娃），农民诗人匡荣归、王老九、殷光兰等相继涌现，光环闪耀，独领风骚。
　　“问天，天上没有玉皇/问地，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也/要建设天上海洋人间天堂！”
　　桑木桥大队社员刘五周从识字班学成归来，当了生产队一名记工员，偶尔一天面对夕阳，诗性大发，遂口占一绝：“农民翻了身，当家做主人。人人要识字，推开文化门。”此诗很快被会计抄到大队部黑板报上，不久又被公社办的《团结报》选用。大队长是个大老粗，但他喜欢有文化的年轻人，一高兴就把刘五周叫去家里喝酒。刘五周天生晕酒，但大队长当过游击队长，身上有股子杀气，自然不敢跟他回嘴，只得像喝毒药似的把眼前的一碗酒一饮而尽，饮罢应声倒地。大队长痛快了，发话说难得啊，酒品即人品，小伙子不卖奸不耍滑，值得培养。趁着酒兴当场拍板把他弄到大队当团支部书记，想想不够，又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给了他。后来刘五周也很争气，一鼓作气又在那个《团结报》上陆续发表了好几首诗歌，其中有两首被县文化馆改编成表演唱在地区巡演，在当时可谓放了卫星！公社领导慧眼识才，马上将他调进了文化站。从此，刘五周写得更勤奋了，大炼钢铁时他写：“男女争登炼钢台，千万炉门一齐开。火花日夜无止息，赢得铁流滚滚来。”三个伟人谢世，王张江姚被抓，他写：“豺狼四人帮，迫害红太阳；英明华主席，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第三章  拜师纪略
　　面对着这么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名人，我们诚惶诚恐，岂敢等他屈膝前来，我和吕建军便自觉登门拜访。吕建军和我一口一个“作家”地叫着，恨不得当场就要拜他为师，他矜持地摆摆手，连称不敢当不敢当；好在几杯桔子水下去，他马上自降身份，开始“佤哥”“佤哥”地跟我们称兄道弟起来。刘五周很喜欢叫人“佤哥”，不管对方年龄大小，他一律“佤哥”“佤哥”的叫着，亲热得不得了。虽然没喝酒，我们也觉着晕乎乎的，便也跟着“佤哥”“佤哥”，没大没小地瞎叫上一气。
　　不过口头上叫归叫，我心里头还是有所保留，我总觉得作家似乎不应是这个样的，在我心目中作家都该有异常高大的形象和学富五车的修养。而面前的他戴了一副能遮住半张脸的变色眼镜，显得既时髦又恶俗，我们跟他同去买菜的路上，他一边跟我们高谈阔论，一边大声地吐痰，随手把大鼻涕涂抹到路边的电线杆上，跟卖菜的妇女嘻嘻哈哈，嘴上猛吃人家豆腐，临走时还顺手偷了人家几根小葱；就连钞票也是一张一张地按票面市值排列在一只油腻腻的大钱夹子里，猥琐、小气、粗鄙，甚至还有点啬皮。
　　他的眼光很尖，临走前，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失望，举手拍拍我的肩膀，道：“佤哥啊，我知道你的心思，我破坏了作家在你心目中的形象了，你们觉得作家应该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吧！别信那一套鬼话，皇帝宰相诸葛亮，脱掉衣裳一个样，对生活要有自己的眼光，懂不？！”
　　“只要写着，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我们已走出好远，他还在后面激情四射地嚷着。最后这句话，让我对他似乎有了一点朦朦胧胧的期待。
　　第四章  结社纪略
　　佤哥（虽然我和吕建军那天想过拜他为师，但我们终究也没正式叫他师傅，好在他也不讲究这些，于是我们都统统改口叫他“佤哥”了）俨然成了我们的带头大哥，我们四个人加上他，一共五条好汉，大张旗鼓地组建起“二月花”文学社（“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典出乡贤郑板桥诗句）。我们还办了一份《二月花》文学报，主要刊登我们几人的涂鸦之作。佤哥不知从哪儿通关系搞来了一台快要报废的油印机，再买来几块钢板、几瓶油墨就土法上马地干了起来；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机，即使有也不是我们几个能玩得起的。
　　刻钢板和油印蜡纸属于一门技术活，好在我们那时年轻气盛，在刻废了几张蜡纸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居然都娴熟地掌握了这门技艺。我们继续精益求精，一张蜡纸上也能弄出许多花样来，变换几种字体、换换刊头，到最后甚至已能精确地估算出一张蜡纸大致能油印一百三十份左右的报纸，少了绝对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多了也不能印，蜡纸会糊。
　　其时佤哥头上的光环开始逐渐褪却，他除了在刻蜡纸时能发挥他会写美术字的优势外，旁的方面居然连话也插不上了，我们也由先前的仰视逐渐变得简慢。我们几个人中，数吕建军这狗日的看的书最多最杂，且以大部头学术著作为主，像什么弗洛依德、伍尔夫、普鲁斯特啊都像是他家的亲戚，还有啥颓废主义、象征主义和印象派、意识流等等，张口一套一套的，能唬得人一个跟斗接一个跟斗。生活中他毒嘴毒舌，颇具做评论家的潜质，他常牛皮哄哄地说：“你们啊都别老卵，我们评论家可是你们作家的舅舅。舅舅家的表兄大三分，更何况是舅舅呢！”吴石三虽然性子很肉，但他主攻后现代派诗歌写作，写诗的那时要比写散文写小说的地位高不少，他立即反唇相讥道：“做舅舅可以，但是你千万要做一个好舅舅哦，不然我们这些外甥弄不好也是要起毛的！”张小松爱搞点小散文小通讯什么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一个单位给领导人写写会议报告或工作总结，最终能因此混个一官半职就最美了。我历来对吕建军那些玄而又玄的理论也是搞不大清，我喜欢钻进那些故纸堆寻摸野史轶闻，所以几个人中也就我跟佤哥还算稍微谈得来。
　　第五章  下海纪略
　　佤哥除了写诗写表演唱歌词外，也帮领导写大会报告、事迹介绍、工作总结、发言材料。他还会写美术字，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字标语，他写的字一度在我们乡遍地开花，用他的话就是“上至气壮山河，下到公共厕所”。等他第二个孩子出世时，刘五周已当上了文化站电影队队长。他第一胎是女孩，就没让老婆上环，偷偷摸摸超生了。那是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已在逐渐收紧，所谓“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面对着自己写下的标语，刘五周很识时务，刚好文化站在动员富余人员搞第二产业，他非常时髦地下了海，主动承包了站里的录像厅。
　　虽然佤哥已抖落身上的光环，虽然吕建军他们对他早已是不屑一顾，但我们还是巴巴地成天跟在他屁股后面瞎混。一来那时我们都没正经工作，自然没有经济基础，人穷、气短、心虚；反之他在当时有地位、有身份、有实体（尽管只是一个录像厅），属于当然的成功人士，最主要的是对于钱之类看得不重，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钱算个甚？钱就是他妈的个鸟，有鸟不用还算是个男人吗？！”于是我们几个该吃他的照吃该骂他时也照骂，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承包了录像厅，我们能天天去他那儿看免费的录像片。我们在他那儿看了很多港台的录像片，什么《纵横四海》、《赌神》、《英雄本色》、《方世玉》、《黄飞鸿》、《东邪西毒》、《古惑仔》、《新龙门客栈》、《新上海滩》、《精武英雄》、《喋血街头》、《红番区》、《笑傲江湖》，那时精神娱乐很少，弄一本世界名著比过年还要高兴，能看上免费的录像片绝对是比过年吃肉还过瘾的精神享受。九十年代中期是“古惑仔年代”，“陈浩南”、“山鸡”这些名字成了我们的最初的偶像。吕建军不止一次地借酒发疯道：“一日兄弟，终生兄弟，苟富贵，勿相忘！”我们便跟着龇牙咧嘴道：“嗯，勿相忘，勿相忘！”
　　张小松人胖但心眼不少，打赌说佤哥一定有那种少儿不宜的录像，我们便缠着他要开开眼界。他正襟危坐地告诫我们，千万别想着看那些东西，那些绝对属于精神鸦片，特别是你们这些未曾结婚的娃娃，更是动也动不得的。我们起哄道，你不看怎么知道有污染，你肯定自己偷偷摸摸地看了不少了，现在来假正经地教育我们，切。禁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后来终于在打着学习批判的旗号下，我们偷偷摸摸地在他宿舍里观看了几盘带子。我们把灯全熄了，拉上厚厚的窗帘，把声音调至静音状态，屏息凝神地盯着屏幕上一个个画面。忠厚老实的吴石三端坐到离电视机最近的小马扎上，几个小时内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看后无语，良久终于长出一口气，吐出一句总结性发言：“这个……挺好。”
　　随着VCD的上市，佤哥的录像厅生意开始清淡起来，录像机在生活中已不再吃香，很多家庭时髦起VCD,接着又出现了DVD，往日粗笨的录像带也被满大街的盗版碟驱逐出市，有一天录像厅终于关门大吉。但佤哥那些年很是大赚了一笔钱，他在老家盖了三间三层楼房，还买了一部“雅马哈”摩托车。他还想回到原单位去，他送礼给文化站站长，给乡长、书记，前后大概送了一两万，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文化站；可没过多久，正赶上机构改革，他们电影队解散，他最终成了第一批下岗的职工。
　　第六章  分手纪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是一个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一浪又一浪的新思维、新潮流铺天盖地而来，但我发现佤哥已逐渐落伍，跟我们明显已不像是一个时代的人；偏偏他又不甘寂寞，好为人师得很，每隔几天就要跟我们上上课，他底子差，根本没系统地读过书，读得最多的也就是《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四大名著据说也囫囵吞枣地看过一遍，一张嘴津津乐道的还是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他在地区小品小戏创作班毕业时，有个老师赠给他一句话：“只要写着，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从此他便当作圣经一样时常挂在口边，听得我们耳朵眼里都起了老茧，我跟张小松还好，比较迁就他，“是啊是啊，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吕建军跟吴石三却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你再怎么写，也不行的，没灵气没思想，你是注定写不出什么惊世之作，在文学创作这一块基本可以提前宣布死刑了……”平日里佤哥还算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但一提到文学他就激动得失去常态；吕建军自视甚高，俨然以文学社负责人自居，对曾经想拜他为师这一节很是不爽，哪里把他放在眼里，三下五去二就将他撂倒，甚至威胁要把他从社长的位置上罢免下来，他们经常吵得一地鸡毛。
　　我们的《二月花》办了有四、五期的时候，文学社终于土崩瓦解，佤哥跟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他跟吕建军闹到最后甚至已相互不说话了。那个冬夜，佤哥和吕建军又大吵了一通，彼此都说了很多狠话，最终决定办完手头上这一期《二月花》就地解散。后来他们都气呼呼地散了，只有我和佤哥留在他那间小宿舍里坚持刻钢板，我们两个心里都不好受，彼此缄默不语，只有铁笔在钢板上“咯吱吱、咯吱吱”游走，发出一阵阵瘆人的轻响。不知什么时候又停电了，佤哥起身点起一支蜡烛。夜寒似冰，我和他都刻累了，就起身搓搓手，伸伸懒腰，把手笼在小小的烛焰上取一下暖，透过烛光可以清晰地听到手上血液汩汩的流淌。佤哥眯着眼，忽然正儿八经地跟我说：“你们都别嫌我烦，我就不相信我这辈子写不出来！只要写着，一切就会越来越好，真的！”要搁在平日，我早该捧腹大笑了，但那天，我没笑得出来，听到最后居然还在他后面轻轻地附和着，“对，只要写着，一切就会越来越好……”
　　真的会越来越好吗？也许吧。
　　第七章  重逢纪略
　　一晃十来年就过去了，这十年发生的变化真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上了一个自己也说不清楚学了些什么的电大，毕业后先后在几个文化公司、出版社、电视台都混过，中间甚至还被一个文友骗去跑了几年传销，最后终于抱着自己的一堆作品回我们县报社做了一个副刊编辑。吕建军跟他舅舅去广东做了几年生意，回来后满口鸟语地成立了一家除了不卖军火不贩毒和人口其余啥都敢做的公司。吴石三相对正常，很老实地顶替他老子的职位去学校代课，代了几年转了正，现在已是副校长，听说还写诗。张小松如愿以偿地去乡政府做文书，他很会混，几年后就熬到了副科，据闻马上要拨正了。只有佤哥跟我们自分手后就不怎么听到他消息了，吴石三很刻薄地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估计早被时代的潮流大浪淘沙掉了。
　　我刚到报社时，原来的编辑老蒋在交接时特意向我介绍了几个重点骨干作者的情况，在一旁的美编小王取笑道：“还有一个铁杆作者你咋不提呢，蒋老师？”老蒋挠挠头，苦笑道：“还真是，估计这个痴子要让你头疼了。”老蒋兼了县文联的副秘书长，他对全县近年来的文艺创作自是了然于胸，听他说得这么夸张，我有些疑惑，刚想打听清楚，他拱拱手，道：“算了，算了，反正你马上就会看到他了，说不定你们早就认识呢。”
　　果然没过多久，传闻中的痴子就来了，原来竟是佤哥！初识佤哥时他还不到四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一晃十来年过去，佤哥头发差不多已全白了，跟农村那些最常见的老头已没太大区别，夹了一个印着“上海”字样的人造革拎包，很认真地从里面掏出一叠叠工工整整的稿纸。他开始没认出是我，敬过一圈烟之后，也不要人让，就熟门熟路地坐到我对面夸夸其谈起来，“我是一个诗人……”他从自己最初的成名作开始说起，一直说到手头正写着的这个稿子的立意和设想，看得出他确实没把自己当成外人。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他的谈兴，问道：“佤哥，你不认得我啊？！”他取下眼镜，凑近来，眼珠转了转，忽然定住了，他终于认出是我，高兴道：“啊，认得，认得。啊，不得了啊，你现在出息啦，哎，我那时就知道你会成大器的，果然嘛！果然嘛！”旁人都很诧异我俩的关系，我当着他的面，也不好意思详加解释，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这是我以前的一个老师。他却把这句客套话当了真，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直截了当地说是来找他的学生某某的了。
　　第八章  创作纪略
　　平心而论，生活中的佤哥是很会讲故事的，他肚中所学较杂，专于旁人不屑处下死功夫，譬如他发现希特勒是个素食主义者，前世肯定是个得道高僧；而他自己也是高僧转世，因为在菩萨大殿里误踩了一只怀有双胞胎的蚂蚁，所以今世被罚到尘世修炼……他还给我讲过很多类似的奇闻异事，我极力鼓动他把这些都写出来。他却睁大眼睛，诧异道：“你别开玩笑了，这些也是能写进文章的吗？不行，不行，这些是断断不能写到书里的！”至于为什么不能写，他非常认真地思考了几天，很严肃地来找我，摇摇头，“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哟。”我不甘就此作罢，我偷着将他讲的一个故事为蓝本写了一个短篇投给邻县一家文联办的内刊，过了大概一年多，编辑退了稿，随稿还附了一封信，严厉地批评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出了方向性的问题，忠告我艺术一定要源于生活，切切不可误入歧途、胡编乱造。后来《鬼吹灯》和穿越剧等大行其道，甚至引领时代潮流流行话题，而佤哥却空守宝山而不自知，白白丧失了一次出名成功的机会……
　　但他认为能写的东西着实让人不敢恭维，他似乎最拿手的还是顺口溜式的打油诗，要不就是那些所谓的表演唱唱词。八十年代初期，他有一个表演唱在全市得过奖，里面主要讲的就是四个大嫂学习三中全会为四化做贡献之类。他尝到了甜头，开始盯死这个题材，写来写去全是“四大嫂系列”：上级号召全民创业，马上他就能写一个“四大嫂创业”；上面号召宣传计生，他又来“四大嫂抓超生”，还有“四大嫂普法”、“四大嫂抓赌”啥的，真是雷死人。一次他很神秘地拿过来一个笔记本，说是他的创新之作，我很想帮他一把，所以挺期待能从中发掘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我很快失望了，这次换成了四个老汉一起发家致富的故事。他似乎只要正襟危坐的提起笔就变了，抿着嘴，耸着眉，变得非常严肃，刻板，往日灵气一扫而空。
　　他很是勤奋，每次来都是一叠一叠的稿纸，上面天头地尾都写得满满当当的，我再三跟他说不要写得这么满，稿纸我负责给你准备。但他下次交稿时依然故我。有一次文联跟一家企业联合搞笔会，我特意向主办方多要了一个名额给他。来开会的很是有几个蛮高级的老作家，也很认真地备了课，大家都说这次会议获益匪浅；我发现开会期间他却一直呆在宾馆房间里，连课也不去听，有时候吃饭也就是弄点方便面对付对付，一门心思地埋着头写东西。会议一结束，他声称的那个长诗也已炮制出炉，兴冲冲地拿给我看，让我给推荐推荐。我随便翻看了几页就失望地撂下了，还是以往那一套的复制，后来也不知道是哪个多手，在卖废纸的时候裹在一起几分钱一斤卖了。
　　第九章  出书纪略
　　一天佤哥忽然跟我讲他想出一本书，佤哥写作多年，出书予他委实也不算啥新鲜事了，之前他一共有过两本书，也算过了一把出书的瘾。一本是他受我们那儿的中学委托，整理出版的中学生作文选，共分写人篇、叙事篇、描景篇、状物篇、议论篇、说明篇六部分，他是特约主编；第二本书是他编的一本名人故事集，但这两本书最多只能算是编辑的，也不能算是他的作品，所以他老是感叹：“伏案多年，走进书店，那一排排书架上还是别人的名字。”
　　我知道就凭佤哥想把他的那些东西整理出书无异于天方夜谭，这重任到最后肯定还得落到我头上，于是我主动请缨，去做他的助手。我也没打算让吕建军、张小松他们几个狗日的闲在一旁看好戏，张小松他们单位有打字员，我把选出来的稿子交给他去打印出来，做成电子文档；吕建军人头熟，交际广，就负责去找出版方。
　　吕建军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还真的那么积极啊？”
　　我有点莫名其妙，“咋啦，那天你不也当场表了态的吗？”
　　“切，书呆子，不都是一时之兴嘛，你还当真了？”
　　“那咋办？”
　　“很好办，找一家地下印刷厂，随便糊弄一下就是啦。”
　　话说归说，真那么干我还是下不了手。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我还是被佤哥吓了一跳，他的书房中一摞一摞的全是他这些年来的手稿，连篇累牍的文字，书架最高处搁着一套四大名著，仔细看，竟然是他手抄的，原来他跟我们分散后，对吕建军他们打击他的话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发奋读书抄书，几年时间他把四大名著一个字一个字地全都抄了下来。选稿期间，我和佤哥不断闹矛盾，凭良心说，他写的东西中还是有部分“干货”，像那些民间传说、小故事之类就很不错，很有原生态的味儿。我的意见是尽量选取有文学性的、可读性较强的进去；他却执意要把那些大炼钢铁、粉碎四人帮之类的一个不漏都弄进去，而且还得重点突出。我跟他吵得一塌糊涂，平日里他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实人，偏偏一牵扯到文学，原则性就一下子上来了，“不中，不中，这些都要收进去，必须、都！”吵闹了两个来月，好歹拼凑出一部二十来万字的书稿。
　　我打电话给吕建军，催问他出版社的事。他立马开了车过来，同车过来的还有一个据说是环球宇宙出版社的社长。吕建军请我们去“亨林大酒店”吃饭，边吃边谈。席间，那社长满口打包票，声称只要佤哥签下协议，最多一个月就可以见到成书。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忙把吕建军这小子拉到一旁盘问，他挤挤眼，“切，哥们，你还真把他那些古董当成宝呢，正规出版社多的是，乌龟吃大麦——糟蹋粮食嘛！不过，我找的这家也不错，是香港书号，花钱不多，洗澡热和，有个万儿八千的就够了，呵呵。”我想反驳，可话没出口，自己也觉气短，只能作罢。
　　第十章  后记
　　佤哥的著作终于闪亮登场，咋一看还真像那么回事，书腰上赫然印着：莫言、陈忠实、贾平凹、范小青、苏童、毕飞宇、韩寒、郭敬明、饶雪漫联袂推出！！！一排全是一大串以后必将写入文学史或其他什么史的名字。但拿到手仔细翻阅，这才发现那书印刷质量很差，错别字连天。佤哥以前看书从不看正版，有也不看，他酷爱看盗版，边看边津津有味地批改上面的错别字，改得孜孜不倦，也异常变态，他还沾沾自喜地说这叫再创作。现在他的书明明说是正规出版社出的，偏偏这么多错别字，真是因果轮回。佤哥很认真很耐心地把那些错别字都一一订正过来了，错别字太多，他的墨迹几乎遍及了每一页，吕建军一点也不内疚，起哄道：“佤哥，你这书属于手稿本啊，别具一格呢。”他们几个也跟着说：“对呀对呀，这绝对值得珍藏啊！”佤哥一下子激动了，“你们别瞧不起我，我好歹也算是个诗人吧，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这个人吧！唉，我这虚度年华碌碌无为的一生啊！”
　　我瞧着心里很不好受，便找文联的熟人商议，以报社副刊部和文联的名义给他开一个作品讨论会。佤哥很看重，他专门跑到街上去把满头的花白头发全染黑了，黝黝发亮，弄得我们一下子都认不出他来了。胖子张小松拉来几个身份可疑的专家，惜字如金地计较着他们发言的时间跟给他们的红包之间的比例，还有几个专门跑会的记者，进门便伸手要礼品。记者拿了礼物后还算敬业，重点采访了佤哥，说是要回去做一档人物专访。
　　佤哥郑重其事地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只要写着，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他用非常蹩脚的普通话磕磕绊绊地读了一遍，“我现在没有工作，也少朋友，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伪农民，平时除了写诗就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了。我连续写了几十年了，稿纸满满地装了几大箱，投出去的稿子，光邮票、信封、信纸……就花费了我好几万元，可没有几篇能够得到编辑们的青睐而选中的。尽管如此，我对自己的写作仍然充满信心。由于晚上写得太晚，我起床也起得晚，一般要到早上9点多才起床。妻子看到我写得很辛苦，也不忍心再叫我到外面去干活。由于这件事，我成了远近闻名的‘书呆子’。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在我的后面指指点点，说我的闲话……
　　“有人问我为啥这么痴，我说只要写着，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来源：《黄钟》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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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写着，便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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