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师母（作者：刘鹏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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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那个年代我在黄桥镇上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六八年秋天。她个子一般高，脚穿平跟鞋，衣着很素雅，踏进校门走进校园的那一刻，师生们惊羡的目光从不同方位向她行注目礼，直到她走进那间教工宿舍，掩上了门。她迎面走来时，圆润白嫩的脸上漾着笑意，那浓淡相宜的眉，水润灵动的眼，滋润透红的唇，洁白浅露的齿，一起生动着，透出一种不富而贵、不华而丽的美。她向宿舍走去时，背后垂至臀部的两条长辫子，随着不紧不慢的脚步一荡一漾着，秀发的光亮在辫子的麻花瓣间上下游动，一对素色的蝴蝶结儿在辫尾上轻轻曼舞。那一刻，整个校园先是一片寂静，随之一片哗然。
　　不久消息就传开了。她叫秦川，竟然是我的师母。一听这个名字，我在心里为之一叹：一个漂亮的女人，配上一脉名山大川的名字，平添了几分秀色！班主任吉老师刚从徐州师范学院分配到校没几天，班上的同学们就送给一个“秋吉”的昵称。因他人长得老成。那时，文革的狂潮还没退去，同学们的心全都迷茫着，上课与下课没什么两样，都是以玩为主。渐渐地，秋吉和秦川成了同学们玩的朋友，他们的故事便在同学们中间流传开来。
　　秋吉是烈士的儿子，他的生命里没有父亲母亲的记忆，唯有与奶奶的相依为命。一个孤苦的孩子，活在食不果腹的日子里，幸好他早早地懂得苦苦地读书。那年他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青年，走进了大学校园依然是苦苦地读书。正因品学兼优，他被选派到郊区参加了农村社教工作队。一种政治上的信任，耗去他一年的学习时光。因此他暑假从不回家，每天漫步在林荫下、河塘边读书，孤守在教室、图书馆里学习，恨不能把书上的文字全嚼进肚里。他没想到，这全被一位长者看在眼里喜欢在心里，后来他与这位长者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更没有想到，俩人的一段忘年之交，延绵成他与秦川的一段姻缘。这人便是秦川的父亲秦石。秦石曾是国民政府电台的高级技术人员，解放后被安排到校里当了电工。文革席卷而来那年，秦石当属黑五类，却没被揪去批斗，只因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校工。让他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京城的弟弟。弟弟与他同类：早年的高级知识分子，没肯跟老蒋去台湾，留下来竟进了中科院。看那情势，他担心弟弟会遭劫难，夜不能寐便写了封家书，请托秋吉陪同两个女儿送去京城。秋吉接过信时，他从对面噙着泪光的眼里能掂出这份请托的重量：信封里装着的是一份亲情，手与手交接的是一份信托。
　　为了省钱？或许另有其因。秦石让秋吉带着姐妹俩搭乘一列运煤的火车去了京城。秋吉这年二十六岁，若不是文革闯来他已做了老师，显然有了几分老成；姐姐秦岭刚到情窦初开的年岁，跟一个大男青年出远门，显得有些许腼腆；妹妹秦川孩子气重着呢，无以言状的亢奋全挂在脸上。他记得三人攀进那节车厢，坐在煤炭上度过了两天一夜，三餐大饼凉水，一路餐风宿露，白天有说有笑的，夜里秦川偎缩在他与秦岭之间酣睡。下火车时，三人相互指着对方的脸说“非洲人”，笑得肆无忌惮。他们去了中科院那幢宿舍楼，见了秦石的弟弟各自恭敬地叫了声“叔叔”。叔叔看上去表情木讷，看信时泪流了满面……
　　临行前秦石再三叮嘱：信送到即返。次日一早，秋吉接过一封回信随即带着姐妹俩去了火车站。站台上人山人海，全是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秋吉一打听，说是国务院下了通知，进京串联的学生一律送返各地闹革命。他没多想，拉上姐妹俩挤进开往上海方向的那列火车。学生们激情澎湃地谈论着国家大事，姐妹俩只顾着张望窗外的一路风景，秋吉呆呆地坐着，挥之不去那叔叔的满面泪水。傍晚，火车悄然停住了，停在了泰山脚下，车厢里一片大呼小叫。秋吉挤过人群找到列车长问事，得知当地两派武斗堵了铁路。“还不赶紧向上报告？”秋吉的口气像似长者。居然，消息传到了北京惊动了周总理，当即下了指示。次日凌晨，武斗的人群散了，大卡车送来了干粮和水。秋吉像列车长似的，吆喝指挥着分发下去。秦岭只是傻傻地望着秋吉的举动，秦川便做了个鬼脸，冷不丁往秋吉的前胸捶了一拳“雷锋叔叔”，然后扑哧一笑，天真无邪全挂在脸上。正午时三人回到校园，秋吉将信交到秦石手里，如释重负。秦石心存一份感激，多了一份对秋吉的看重。
　　文革轰轰烈烈又过去了一年。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秋吉这批六六届毕业生将回原籍工作，秦石的两个女儿正面临上山下乡。这让秦石愁上心头：女儿背着父亲的黑锅下乡，说不定人生的路就是黑的。纠结了好一阵子，他又想到了秋吉，设想将大女儿秦岭托付于他。那晚，他说出了自己的心思，与家人婉言相商。他问妻子，妻子无言，只是苦着脸无奈地微微点头；他问秦岭，秦岭一脸冷峻，缓缓地一句“下乡苦不死人的，我要走自己的路”，作了婉辞；他看看秦川，只是看看，压根儿没想将一个沉重的话题交给才十八岁的女儿。没想到，秦川稚嫩的脸上顿生一片红晕，朗然迸出一句“我愿意跟他回去”。秦石只怕有心栽花不发，但没想到无心插柳成荫。他将秦川托付给秋吉的那天，像月下老人说媒，更像慈爱母亲哭嫁，泪水里五味杂陈。秋吉没想到，朋友一知己，竟将爱女的终生托付，他来不及多想，恭敬地接受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秦川嫁给秋吉这年，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初一学生，与我同届同岁的她已为人妻，做了家庭主妇。我从小学会做家务，能一眼看出秦川只是个生手，但她一学就那样有板有眼，有姿有态，少见，真让人看出点优雅来：洗衣不使搓衣板，不放洗衣粉，说那样易损衣褪色伤手。肥皂轻轻擦，双手轻轻搓，满盆的皂花堆得像小雪山，七彩的泡泡腾空飘舞；洗毕挎一小竹篮下河汰洗，一条织花毛巾盖过篮口，那样态像是小媳妇回娘家；晾衣架于门前，竹竿一头搁于窗台，一头支起三脚架，衣物挂上衣架，理得领袖裤缝齐整，排得色彩浓淡有致，宛如商场的服饰展示。上街买菜提一方竹篮出门，一如平常的一身素雅，宛如清水托出芙蓉，惹来一路的惊羡目光，那卖菜的老头老太看得笑迷着眼，便挑上好的菜称翘翘的秤向她献媚。在家做事系青花围裙、套洁白护袖，一身主妇装束，不一样的一举一落——执铲举勺拿筷翘着兰花指，往炉膛夹蜂煤头顶方花巾，上锅台戴上白口罩，捡菜时像个绣花女，抹桌时像个按摩师，扫地时像似打太极……那时，我常默默地羡慕秋吉，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妻子，举手投足间秀出生活的馨香。于是朦朦胧胧地给幸福的婚姻下个定义：简陋的屋舍，平常的日子，淡淡的茶饭，浓浓的情味。
　　秦川的人生这一转折，归于了一种平静和恬淡。起初那段日子，她是快乐的、无忧的，没有什么会让她烦恼。慢慢地她扩大了生活的空间，有了许多人缘。于是，她看惯了那么多的惊羡目光，听惯了不绝于耳的赞美言辞，习惯了三三两两的女友们围着她向她示好。那是些校园里的靓丽女生、隔壁纺织厂的漂亮女工、街头常露脸儿的少妇美女、沪上投亲靠友来的插队女知青，心照不宣的理由是近朱者赤。谈笑风生之中倒是没多少知心话儿，女人们不外乎找话茬儿呵护她的美丽，什么“七仙女下凡只是传说”“历史上的四大美人有谁见过”，再说说就把秋吉搭上，喜欢用“春花秋叶”“老夫少妻”“老牛吃青草”之类的词汇，常有人说漏了嘴的一句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秦川听这些话的当儿，心里的自信立马会升腾为自豪的情绪，那些一说了之的美女们被她视为了知己。直到后来，平静的生活泛起了圈圈涟漪，她便有了倾诉的对象。
　　这事不知该不该发生，恰恰成了一段姻缘终结的缘由。秋吉家隔两个门住着姓丁的女老师，与秋吉同期分配到校，因她男友是个连长，女生们称她“巴军”，又因她右眼有疤，男生们称她“疤君”。秋吉茶余饭后习惯去她家走走，拉些并非闲话的闲话；晚上常去聚友打牌，兴致高时玩至午夜不论。起初秦川只是心里不爽，渐渐有了醋意生起疑窦，每每夜里喋喋不休地与秋吉叫劲，时而触发争吵，白天心绪难平便去找那些女友一吐为快。其实，秦川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偏偏那段时日她发现自己怀了孩子，那些被视为知己的女人，那些说了嘴不疼的愤愤不平，便成了她流掉孩子的催化剂。那天夜里，秦川用没商量的口吻说：“我已拿定了主张流掉孩子。”秋吉勃然大怒：“两个人的事，一个人决定了，难不成是留条后路走人？”秦川立马愤然接话：“我宁愿走人！”一边是个看似成熟的大男，一股书生气的执拗，只认死理，不知道硬柴还要软柴捆；一边还是个青涩的女孩，一旦倔强起来惊然之举就在蓦然之间，不假思索，全忘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其实，这桩婚姻原本是一种机缘凑巧，谈不上感情根基，如同刚栽下的树，经不住风的摇撼。那小生命被流掉的那一刻，定格了一段姻缘终结的时点。
　　秦川走了，连同她的美丽。她却全然不知，这一走，那原本可以让她自豪，甚至可以照亮她人生的美丽，已失去了原有的鲜亮。带去的是一段破碎了的春梦，一个幽灵似的阴影。秦川此后有过两段婚姻，丈夫都是工人，为他们各生了一个儿子，命运如同一辙：做男友时，是因她的美丽动人，信誓旦旦地说爱她一辈子；做了丈夫，心里便总是跨不过一道槛——新娘是个结过婚的女人。于是，各自心里的阴影作祟，孕育着生活的磕磕碰碰，无休止的争吵愈演愈烈……
　　秦川走后，不久秋吉娶了个小学老师为妻，生了一男二女。几十年弹指一挥间。秋吉七十岁生日那天，我于寿宴席间一不经意说起秦川，秋吉对我说：当年与秦川分手，各自还不成懂事，乃一气之下，如果与秦川不分手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年龄、文化、性格的差异毕竟不小。但是秦川后来很可怜……秋吉告诉我，那年他事先征得妻子理解，接受过秦川的儿子到他所在的高考补习班学了一年，他曾经两次尽微薄之力接济过秦川。他说，这完全是出于同情。
　　秦川是我曾经的师母，长得那样的漂亮，人生却那样的糟糕。是谁的错，又是谁的过？是秦川的父亲，是秦川自己，还是秋吉老师？让人一时说不清楚。其实，从根源上说，是那段荒诞岁月毁了秦川的美丽人生。也许，这就是命运。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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