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文长者 谦谦贤者 ——追思林任申先生（作者： 周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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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任申先生是一位长者。与先生因创作事宜第一次接触，他已58岁，距退休只有两年，那是1994年冬天。

　　此前，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小说》1994年第四期上发表中篇小说一部。当年11月11日，在元竹中心初中教书的我，接到市文联电话，市文联、市文广局拟召开我的作品讨论会，要我把所发表的作品整理一下。于是，我把发表过作品的样刊归类，剔除一些质量不高的、分量太轻的，余下的放在一起，接下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时电话还未普及，学校电话上也无来电显示，我不知道怎么跟市文联、市文广局联系。至于复印机，简直是奢侈品。再加上我那时才26岁，没有社会经验，免不了有些“愣头青”脾气，干脆什么也不做，作壁上观。大约两星期后，我正在学校一个安静的处所，帮助即将转正的民办教师誊写转正材料，一大堆表格（这也印证了当时复印机是稀缺的）。一位校领导进来对我说：“你出来一下，市里来人了。”
　　就这样，我见到了林先生，其时他在市文广局创作组任组长。
　　林先生是上午来的，10点不到。要知道，当年的城黄公路可不是现在这模样，当时的城乡中巴车也不比现在的公交车。中巴车一路摇摇晃晃，几乎每个岔路口都要停下来等客，没有两小时到不了我们乡间。我说：“林老师你还亲自来？有事打电话喊我去就行了。”林先生笑眯眯说：“没事，你又要上课，又要写东西，忙不过来。我来拿你的作品，带回去复印。”
　　和蔼可亲，办事严谨，这是林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林先生问我，作品准备好了没有。我说好了，在我家里。林先生说：“走，我们去拿，顺便看看你父亲。”我父亲业余也热爱写作，与林先生早就认识。我想去街上喊一辆机动三轮车，林先生却说：“你有自行车吗”我说有。林先生说，那就坐自行车。就这样，一路颠簸，林先生来到我家。和父亲闲聊片刻，林先生翻检起我准备的样刊。我只准备了文学期刊，因此总量不多。林先生问：“就这些？其他还有没有？”我说其他是儿童文学、故事类。他说那也行，让我都拿出来，由他负责挑选复印。我说，儿童文学杂志在学校，作文课上有时要读给学生听。他说没事，去拿。于是，我们又一路颠簸来到学校。正好，即将转正的老师在找我，说乡教办食堂准备了中饭，请我吃饭。我说，有市里的客人在。对方说，那更好，请市里的领导一块儿吃。我有些为难，想请林先生到街上饭店吃顿饭。这时候，我父亲也赶来了，他不会骑自行车，乘的是“二轮车”（自行车揽客，俗称二轮车）。父亲担心我书生气重，不会招待客人，才匆匆赶来。林先生说：“教办食堂？很好，又干净，又实惠，就在食堂吃。” 说完就拉着我父亲，一起到食堂去吃饭。

　　吃完中饭，说了几句闲话，林先生要走。我仍用自行车载他到公路，他乘上摇摇晃晃的中巴车，赶回市里。
　　作品讨论会召开之前，林先生又一次到乡间找我。这一次，他送回所有样刊，还有两本厚厚的复印作品集。每本期刊的目录栏上，都有铅笔标出的对号，一看就知道是他选中的，需要复印的作品。我又一次用自行车载着林先生，一路颠簸来到我家。中饭是乡下家常宴，荤菜是我母亲炒的回锅肉，外加一条鱼，其他是几样菜蔬，酒是当时苏中、苏北乡间很普及的“分金亭”，长脖子的那种，几块钱一瓶。林先生喝酒很有节制，只喝两小盅。席间，林先生叮嘱我，写一份书面发言，用心写，不要写感谢主办单位之类，重点放在写作上有什么困惑，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他还说，省作协有评论家来，机会难得，应该探讨些实质性问题。
　　1994年12月23日，作品讨论会召开，省里来的是著名评论家、省作协书记处书记黄毓璜先生。黄先生是林先生邀请来的，他们俩是黄桥中学校友。因为发言者准备充分，发言时间比较长，为节约时间，我写的书面发言最终没有宣读。不过，会议间隙，也有人对所复印的作品集提出异议，认为不宜将纯文学和儿童文学、故事放在一起，这样不便于讨论。林先生一直没发言，这时终于说：“材料是我复印的。我是这么想的，作者在乡下，又要教书，又要写作，别的不说，能发表这么多作品，多不容易。” 黄毓璜先生也说：“很不容易，写作固然不容易，要发表更不容易。”大家这才没再说什么。
　　林先生年轻时在名刊《萌芽》发表过诗作，随后在上海《新剧作》发表过新编历史京剧，后来又在名刊《散文》发表过散文，晚年致力于黄桥历史文化研究。在写作实践中，他深知爬格子的艰辛，因此对写作者始终惺惺相惜，无论对方钟情于何种文体。

　　说实话，文人相轻，是个老话题，长期存在。搞纯文学的，往往看轻搞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的；能写大部头的，往往看轻写小文章的。这种现象即便不是很普遍，也并不罕见。
　　不过，在林先生身上，从来不存在这个毛病。无论你是写写小说、散文，还是小戏小品、曲艺说唱，乃至只写文史类小掌故，在林先生看来，只要能写出来，能搬上台面给人看，都不容易，都值得肯定。关于这一点，我有亲身体验。
　　2010年年终 ，市文联召开年终总结会，林先生作为黄桥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与会。走进会场后，他朝四周看了看，不停跟人打招呼，随后特意坐到我旁边，一如既往，亲切地喊我小周，其实我已年过四十，头上也是白加黑。他问：“你有一首什么歌谣获奖了？”此前，我的一首歌谣在第二届网络文学大赛中获奖，文联简讯上发了一条短消息，云“短短41字获奖5000元。”不过，歌谣这种文体，如今早已不时髦，被很多人漠视。就拿我自己来说，虽然获奖收益，但也看得不重。林先生却很感兴趣，把一张文件纸翻过来，摊倒我面前：“把它写下来，我看看。”我把那首《种树谣》默写下来，自嘲说：“顺口溜而已。”林先生低头看一遍，抬头看着我，郑重地说：“歌谣就是这样的，通俗，顺口，才便于流传。”他没作过多评价，不过，我仍然很受鼓舞，因为这是一位文坛长者说出的行话。
　　谁知道，这竟是我跟林先生工作上最后一次接触。2011年7月3日，我意外地接到一个文友的电话，说林先生因肺病在上海做了手术，目前在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我吓了一跳，因为此前，林先生一直精力很旺盛，黄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很多工作，他都亲力亲为，就连每期会刊登载的每篇文章，都要逐行逐字校对，怎么说病就病了呢？第二天，我们几个文友相约到医院看林先生。林先生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温和地微笑。我喊他：“林老师。”他朝我笑了笑，没有像以往那样喊我“小周”，而是喊我的名字，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因为怕打扰他休息，我们只作了短暂停留，就离开了。随后，我们在很多场合谈及林先生，谈他的细致与谦和，诸多往事历历在目。
　　2012年2月26日，我接到文友何雨生的电话，林先生去世了！何雨生说：“不敢相信，几天前去看他，他还说，又发现了黄桥一条古巷的不少史料，等身体好些了，就把文章写出来。”我听了，默默慨叹。2月27日上午，我和市文广新局剧目工作室的顾忠庆同志，代表林先生退休前的工作科室，前去位于黄桥古巷中的先生家里吊唁。“创作组”和“剧目工作室”是文化局、文广局、文广新局在不同时期所设置的文艺创作室的不同称呼，这样说来，林先生和我是同事，只不过未同期工作而已。当然，林先生在我印象中，一直是良师形象，我不敢以其同事自居。当天下午，我和何雨生又代表市作协（林先生生前兼任市作协副主席）前去吊唁。花圈上该怎么写呢？商量再三，最终落笔，上款：“文坛贤者林任申先生千古。”下款：“泰兴市作家协会敬挽。”作为后学晚辈，除了“老师”这种称呼之外，其实我们并无资格给林先生定其他称呼，但是，如果站在市作协的角度，我们认为，称先生为“文坛贤者”，那是十分合适的——德才兼备谓之贤。
　　林先生是一位长者，客观上，这是由其年龄决定的。不过，在主观上，我们都认为，他不仅是一位温文长者，更是一位谦谦贤者。
　　得知林先生的追悼会定于3月5日上午召开，当天早上6点，灰蒙蒙的天空下着密密细雨，我和丁正祺、何雨生三人赶到林先生家，在林先生遗体前，按我们东乡最朴实、最恭敬的礼节，依次三叩首。不久，雨住了。何雨生说：“老人家多贤惠，他知道送的人多，不能老下雨。你们看，雨停了。”
　　温文长者，谦谦贤者。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林任申先生。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9期

云帆

林老和蔼可亲，办事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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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怀念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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