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二期：《扒抢记》—农民暴动的历史画面（作者：何锡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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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泰兴民间文学的历史长河里，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期，除以言情，叙事为主的《玉如意》、《荒年歌》两部话本小说外，《扒抢记》则以反映农民暴动这一主题而留世。
　　这部根据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以古溪尹正纯、王舜年等为首的贫苦农民率众“扒抢”黄桥首富丁大春的真实事件编写的唱本，描述了这年自三月十二到二十日短短的九天内，自东到分界，西到周桥，南至广陵，北达蒋垛这方圆五十里范围内的前后三次农民暴动。

　　这部说唱书，民间曾有多种抄本，笔者见到的是现存于泰兴挡案馆内的一部油印件。分上下两篇，全文2.5万字，无作者姓名。文中除少部六、四字段外，大部为七字段唱词，由此推估，该唱本应为众多说书艺人在日常说唱过程中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
　　该文因出于既能说又能唱的目的，通篇由通俗易懂的口语组成，且大都合辙押韵，朗诵成口。这种表现形式可能是受古代五、七言诗平仄音韵影响的结果所致，能在高唱低吟时，既有鲜明的节奏感，又给人带来一种美的享受。这是留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本文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

　　由于说唱者为本土人氏，乡情民俗烂熟在心，身边事和日常生活的场景又极为熟悉，故让人读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上篇中对事件的发生地—黄桥的街景街貌用“北关桥对南坝桥，东西大街胜十分，还有出名西大街，一字招牌做营生；布巷专门买布的，鱼巷家家把鱼称；米巷摆的米摊子，猪巷南北做买卖。”作了形象而又逼真的描绘后，接着便讲述了丁大春在人们“喝水吞糠度日生，活活饿死无人问”的情况下，不但见死不救，纵然连众乡绅和知县出面商借议粮也遭到拒绝，并“二分三分不肯借，照月还要四五分，到期十月算一转，再作本钱把利生。”借粮时，管开仑库门的管家还要私下收取好处。从而是“回家过斗九斗五，扬去泥屑剩九升”，等于在借粮时就被剥削了一升多。以至那些无偿还能力被抓来关押的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用卖儿卖女来还债。这种饱蘸浓郁乡土气息的对比式话语，不但使听众对丁大春的为富不仁产生了强烈不满和无比愤慨，也为下篇农民暴动的起因作了有力的衬托和铺垫，从而能紧紧抓住听众，引起共呜。 在对“雁岭有个尹正纯，鸣锣召集众人马，乡下穷人没兵器，钉耙锄子带身旁，鸟枪带来十几支，镰刀数数上百张，笆蕉扇子为旗号，扇子一举动刀枪”的扒抢场面作了过渡式的叙述后，作者便用浓墨重彩作了形象化的描绘，经过妇女打头阵，衣裳兜，淘箩装后，先是“不用梯子就上屋，脚儿一踮到屋梁，笆斗扛来袋子装，百十担粮顷刻光”， 继而是“扒抢仓房几十个，小麦黄豆满船装，抢去豆饼几万片，香油菜油几百缸”。最后便发展为“钗环首饰无其数，四季多少好衣裳，楠木香杌抢了去，八仙桌子又十张,门帘床帏和蚊帐，橱拒衣架和皮箱，睡椅圈椅全打掉，字画轴对无半张”。在看似恣意狂奔，热情赞颂式的讲述中，作者又用“人们断顿两三月，这里粮食起了蛀”这两句看似意外又合乎情理的画龙点情之笔，进一步对封建社会贫富悬殊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对扒抢行动的正义性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和赞尝。这种张弛结合恰到好处的表现手法，真可谓达到了增一字嫌多，减一字生色的艺术高度。除此以外，面对同一事件的三次扒抢场面，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叙述，不光要倒了听众胃口，也会给行文带来沉闷感，让人提不起兴趣。故而在描述第三次扒抢时，作者先用“早晨扒到午后时，午时扒来到晚上，扒去一包又一包，扒去一栈又一栈”作了概述后，接着便象摄像机用了特写镜头般，“团团围住栈房屋，挤得人身没空当，胖子挤得来喘气，瘦子挤得来断肠，女人夹在男人旁，头发蓬松挂肩上，也有鞋子挤掉了，光脚站在粮堆上，也有上衣被挤开，两个奶子荡又荡，也有小衣挤坏了，露肚白肉粉花香”。这种虽为油滑和调侃的语调，既使行文有了起伏，也能让听众如同爬山中途有了歇脚亭，饱览风景后又激起了更上一层楼的愿望。

　　作为一部反映农民运动的斗争故事，主题的积极性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但由于作者囿于“我劝世人休刻剥，阴功积德子孙昌”这一传统的道德说教出发，由此带来主题的浅显和人物的苍白无力也就成了让人最为遗憾的一面。作为反面典型的丁大春，文中虽然对他的欺儿霸女、卖官鬻爵、金钱铺路、镇压迫害灾民作了一些揭露和批判；几位灾民首领的举动虽也作了描绘，但总的感觉是就事说事，让事件淹没了人物，见事不见人。再者由于篇幅失当，上篇几乎全讲的是丁大春女儿红杏出牆事，下篇又有一半篇幅讲王舜年之子王锦章如何考取功名，进行报仇的经过，也就冲淡了原本应极力宣传的扒抢事件。不过，作为反映农民暴动事实，以农民为主要人物的长篇说唱本，在泰兴民间文学这个领域里，仍然有着它不可替代和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来源：《黄钟》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