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一期：画画的汪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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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称谓这画画的汪厚生。我只听说，过去这行当里的人，民间称画匠，宫廷称画师。我不能称谓他画匠，因为他在黄桥街上画画出了名的，上了门或见了面的人一概都叫他汪大师。我又不能称谓他大师，确切地说，他画画的艺术水准抑或是艺术成就称不上大师，如若这样称谓他，反倒显得我有点虚伪。常去他画室玩的老友，有的叫他“玉皇大帝”，是因他膝下有七个女儿，第八个终于生了儿子；也有叫他“汪大仙”的，是因他嗜好喝酒，几乎是眼睛一睁喝到熄灯，时常喝得飘飘欲仙。论年龄他是我的前辈，我是应该称谓他先生的，但我还是喜欢“汪大仙”这个雅号。因为，他人生的喜怒哀乐全在酒里。
　　汪大仙上过几年私塾，因从小喜欢画画，渐渐入迷而无心读书，自行决定辍学的。父亲无奈，托人情让他师从本镇汪维平先生学习画艺。汪先生之前是杭州“三友”实业社的绘画师，“三友”在江南有好几爿纺织厂，出品的家纺驰名中外，那印花织花的图案全由他笔下生花。日本入侵后工厂被迫解散，汪先生愤然回到故里黄桥，因家里在布巷街开“汪复兴”布行，使得他生计无忧，郁愤着依然以绘画打发时日，推不掉的人情带了三个徒弟。仨徒弟后来一个跟家人去了台湾，一个随家业进了公私合营，唯有汪大仙以画画营生。

　　汪大仙别无选择。出师门时，家里开的杂货店已经败落，看着父亲心里的惶恐挂在了脸上，他心里想来一股劲儿，把家的门面支撑起来，让父亲活得尊严一点。他去了一趟上海，回来不几天在门梁上安上了“画像室”的招牌，闼子门前挂了影星周璇的黑白画像。他感谢在四马路买的那本电影杂志，封面人物周璇是他的偶像，恰是心有灵犀让他在蓦然之间有了主张——开画像室。这可不是想当然。他家对门开着尹家照相馆，是为活着的人照相。那时候，即使是有钱人家，都不轻易舍得进照相馆的。他开画像室是为已故者画像。谁家长辈去世，画张遗像设祭台，待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挂于家中留作永久祭奠。无论贫富之家，这钱不可省的。之前镇上没有画像的，谁家遇上这事得专程去一趟江南。
　　画像室这天早晨挂上招牌就算开张了。汪大仙说，这等事听天由命，不宜声张。想必是进进出出照相馆的，去布巷街逛布市的人都瞧见了，午后就有人家找上门来。画第一张像父亲自始至终一旁瞧着：那小照片夹于刻有九宫格的两片玻璃之间，黑胶木架子的放大镜端放其上，他左眼贴近镜面细细端详，右手执碳笔在像纸上描摹涂画，笔头沙沙地游动，渐渐地人像便跃然纸上，那五官形态、面部神情在黑与白的浓淡深浅的变化之中，竟与照片上的人像一模一样。画毕，将画像端然立起，退后两步，然后默默凝视，嘴角间悄然浅露几丝得意。画第一张像的钱父亲拿去买酒了，逗他说“为死者画像壮壮胆，为自己谋生庆庆幸吧。”汪大仙得意之下有点瞧不起酒来，爽爽地与父亲连干了几杯便开始头晕目眩，于是酒瞧不起他了。父亲将他扶到床上时，他已鼾声大作。父亲嘿嘿一笑“初生之犊不畏酒”。直到次日上午有人喊门画像，他才一梦醒来，那梦里恰好有友人敲门，弄得他一时不知是梦里梦外。
　　这头一回喝酒就让汪大仙领略了酒的神奇。画像室春天开张的，家里的日子一天天殷实起来，秋天就有人上门为汪大仙说亲了。选定良辰吉日那晚，是他邀父亲喝酒的。对饮才两杯，父亲叮嘱他“闲暇时画幅像样点的画挂于堂前，图个喜气。”随手朝案台下一指“喏，玻璃镜框备好了。”也许是父亲的良苦用心让他往心里去了，与酒精一融合，灵感就上来了。那眼球的溜一转，立马捧玻璃搁上案台，牙膏式的颜料铺开一摊，遂操笔上手。时而似闲庭信步，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像连蹦带跳，勾勒出的画面一簇簇一团团一丛丛的，父亲看不出个端倪便斯文一句：“乱花渐欲迷人眼”。汪大仙不接话茬，从父亲手中揽过酒瓶，仰头咕咚一口，又潇潇洒洒将画面涂画得一片云遮雾障。父亲傻着眼正一头雾水，他将玻璃翻过身来，妥妥地嵌进了镜框，画面这才露出芳容：盛开的牡丹、舞动的彩蝶、滴翠的枝叶，多姿且妩媚。父亲大悟：“原来是反弹琵琶，妙哉妙哉，看来你小子与酒有缘呢”。

　　牡丹画是汪大仙结婚这天挂上的，如父亲所言，添了喜气。恰恰又合上黄桥人的众多眼光：看门道者会久久驻足，说画得布局有致，花姿雅美，艳而不俗；“半瓶水”者一见就点头晃恼，说这牡丹画得鲜活，栩栩如生；“看热闹”者喜欢“哎呀”一声惊叫，然后连夸几声“漂亮”。一片赞美过后便有请托者纷至沓来。汪大仙心里有谱，砌屋贺梁画“富贵满堂”，为长者祝寿画“松鹤延年”，新婚祬喜画“春江花月”，商铺开业画“山高水长”……一不经意，汪大仙画的画悄然成了黄桥人送贺礼的一种时尚，风靡起来。于是，他将招牌上的“画像室”改成了“画室”。他自有解读：画像，画的人生归去的悲凉；画画，画的是日常生活的温暖。这笔一举一落，人间的悲喜冷暖全让人看清了。一颗还很年轻的心如此淡然，直面生活也就淡定：画画也好，画像也罢，快乐着忙忙碌碌，只是为了生活，为了养家；妻子备点家常小酒给他消解疲劳，固定成一种生活的样式，自娱是“皇帝老儿万万岁，不如百姓老儿天天醉”；期望妻子早早为他生个儿子，愿景的是人间的天伦之乐，世俗的延续香火。
　　汪大仙安逸在快乐里，没过几年烦恼来了。先是他自找的。妻子几乎每隔一年生下一个女儿，接二连三之后他常在酒后责问妻子“为何不会生个儿子？”进而会拍案骂人掼物。妻子任劳任怨，生下的还是女儿。于是布巷一条街的邻里都叫她“受气囊”了。后来烦恼找上他了。举国闹着自然灾害的那几年，汪大仙手头的活儿锐减下来，常常酒钱不济。见他眼睛失神、精神不振、六神无主的那副模样，妻子于心不忍，挺着大肚子在店堂忙起了代客加工烧饭，客人全是上街为生产队办事的乡里人，自带粮草，收五分钱一客的加工费。邻里的女人们见她从早到晚锅上锅下的忙得灰头黑脸，悄悄地夸她 “忙得老公有酒喝，忙得自己有气受。”这话偏偏又让汪大仙悄悄地听见，先是憋在心里发酵，等到酒到劲了迸发出来。见他近乎于疯了的那副样子，妻子反倒是心疼他，说“毕竟是个大男人，面子要紧哪。”
　　汪大仙没有烦恼倒是文革那段日子。那铺天盖地的红色海洋，多亏了汪大仙的画笔。先是镇上的机关、工厂、商场，然后是四乡八镇的供销社、粮管所，争着上门请他画画，乡下来的一般还会加钱，因为革命恐后。画儿全画在醒目处的大块墙上，尽一色领袖人物的巨幅画像，拿着雨伞的、挥着手的、指点江山的、巍然屹立的姿态各异，铺底的画面要么是红旗连成海洋，要么是沧海托出红日。这让汪大仙攀上爬下又遭风吹日晒的忙得很苦，不在话下的是乐在其中：首当是为革命花的钱公家舍得，自己的腰包鼓了；其次是不用再愁酒钱不济，随身的一只搪瓷茶缸改装酒了；再就是高高站在那脚手架上画领袖像，围观者众，人风光了。
　　公元一九七〇年，快乐着的汪大仙终于喜得一子。他给儿子取名“朝霞”。这是他心境的真实：站到了人生的巅峰之上，看到了生命的一片朝霞。于是，他有了放纵喝酒的理由，喝得酩酊大醉时，时而吆喝女儿们排成一行听他训话，时而飘飘然甩个跟头脸上破相。每晚，必定去马路对面的杂货店打酒，依偎着柜台，边喝边与站柜台的姑娘侃侃而谈，常常被指着脸上的破相，被问得自己笑不堪言。时间久了，妻子会在对面喊他回去，生怕他喝醉了过马路不大稳当，亦怕他回去发起酒疯。没有人能约束他这放荡不羁的生活习性。我见过他母亲家长辈韩秋岩老先生为他作的一水墨画，画的酒坛、醉蟹、秋菊，题款曰：厚生姻侄嗜酒如命，似不相宜，自后应逐渐戒除，作此作为警告，以劝告戒酒也。汪大仙倒不是不以为然，他确实离不开酒了。这年隆冬，泰兴酒厂请他在进大门迎面的一堵墙上画一巨幅迎客松，他端着茶缸去找厂长，要了一缸原浆酒，假称“油漆冻了，原浆酒才能溶开”，其实是没酒提不起神来。那天，他甩去棉袄，在脚手架上迎呼呼寒风而立，酷似将士立马横枪于沙场，令一路过客看傻了眼。

　　一种快乐，一旦形成难以驾驭的惯性，往往会乐极生悲。一九七六年抗震防震那阵子，所有的人都被动员住进了防震棚，唯汪大仙一如既往在家中作画饮酒，居民小组长登门再三，他居然不从，还老气横秋着说：“富贵在命，生死在天，我不进防震棚关你什么事？”被拉去又是批判又是游街的折腾了半个月。说他是“三青团”对现实不满，老帐新帐给一起算了。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松下来，拉他游街的人说“之前是因为你画伟大领袖的像表现好没批你，谁叫你这回不识相的。”汪大仙加入“三青团”是在刚入师门时，他还是个不谙时事的孩子，听师傅讲述日本侵略后的人生际遇，一时的激情冲动去报的名，以为“三青团”是进步青年的组织。仅此而已，与文革中热血学生踊跃参加红卫兵雷同。他怎么也想不过来：从没做过坏事，却有了历史罪过；自己的一种迂执，却又授人以柄，可谓是尿泡打了头——疼不疼，混闷。嗜酒者心里一混闷，当然是借酒烧愁，愈燃愈烈。于是，那些邻里、老友开始可怜起汪大仙来。其实应该可怜的，倒是他的妻子。
　　我离开家乡黄桥较早，不知道汪大仙晚年是怎样度过的。人们常说，女儿是父亲的酒坛子。我有点为汪大仙庆幸，一个嗜酒如命的人，晚年能有七个酒坛子。我想，他的死因一定与酒有关。自古有人生如戏一说，汪大仙谢幕的时候，一定是带去了他的喜怒哀乐。

　　来源：《黄钟》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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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厚生汪大仙好象是深度近视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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