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巷八大家”首富 黄懿修
丁国寿
民国年间，横巷有八家姓黄的富户，人称“横巷八大家”，八大家中土地最多，经济实力最雄厚，堪称首富的是黄懿修。
据《黄氏家谱》记载，从明代起，始祖黄安、二世祖黄永兴就已定居横巷，至黄懿修已是第十六代了。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博弈中，黄家一代代兴旺发达，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黄懿修的父亲黄家璩，字宗應，附贡生。《宣统泰兴县志续》记载，黄家璩，乐善好施，每年过年之前，总要带着银子，在庄上走，看到特别困难无钱过年的就救济一些。曾经经过一家门口，门已经关了，听到家中的哭声非常悲哀，于是他将钱从窗户口扔进家中，没想到钱（银子）打碎了一只瓦罐，这家人不知究竟，赶紧出来看，黄家璩又赔偿了打坏的东西而去。
有一年闹灾荒，他依照赈灾的方法，把仓库的粮食拿出来放给灾民，救活了很多人。
地方上有一个人，欠他家的债务，已无法偿还了，于是有人叫他去打官司，黄家璩说，为这几个钱打官司捉人，这个家庭就毁了，我不做，于是他把债券烧掉了。
他曾经自己写了一副对联示子弟：“常存宽厚能容物，难得糊涂肯让人。”从对联中可以看出他的胸怀和性格。（见《宣统泰兴县志续》卷九）
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帝特赠黄家璩诰命一道，诰命称黄家璩“禔躬淳厚，垂训端严，业可开先，式穀乃宣猷之本，泽堪启后治，谋裕作牧之方”“赠尔为直奉大夫”诰命称黄家璩妻子“淑慎其义，柔嘉维则，宣训词于朝夕，不忘育子之勤，集庆泽于门闾，式被自天之宠”“封尔为宜人”。（摘自《黄氏家乘》）
黄懿修，名其德，字懿修。光绪二十八年中举，考授直隶州州同署宝应县教谕。（见《宣统泰兴县志续》卷八）据老人回忆，黄懿修为人忠厚老实，善资本经营，不善为官，在宝应县教谕位置上没干几年就辞官回乡了。
横巷八大家和其它地主富豪的发迹史一样，他们在一代又一代的沿袭、传承中，除了靠自身的勤劳俭朴，聪明灵活，善于经营外，放高利贷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是敛财的关键手法，穷人迫于无奈时，只好向有钱人借高利贷，当然这利滚利的借贷，是根本还不起的，只好以土地抵押。一旦失去了土地，穷人就跌入了苦难的深渊。长此以往，富的更富，穷的更穷。黄懿修家也不例外。到了黄懿修这一代，家庭财富的雪球越滚越大。至于说到底有多少家财，恐怕连黄懿修本人也说不清，只是从其后人及老一代的说法中可略知一二。
黄懿修曾任江苏省参议员，申报过百万。据说当时的政府有一项规定，凡申报百万且经核准的，可以免除其家庭及所属产业的一切赋税。但当某地发生重大灾难时，需听从调遣，按要求拿出钱物前去救灾，如江西、里下河地区发生了大的水灾，黄懿修均按政府指令前往赈灾；如政府大部队从附近经过，要按规定犒军。这是当时政府藏富于民的措施之一。所以当时要想申报百万，其家中财富达不到二三百万是绝对不敢申报的。黄懿修自己申报了百万，政府允许将原有的更楼改扩建为炮楼，有几十名持枪家丁保护其财产。
黄懿修家有上万亩土地。据在他家做长工的老人讲，到收租时，每天都是五六个车队，一个车队一二十辆独轮小车，跟在账房先生后面，浩浩荡荡出去收租。晚上回来，将各队收来的粮食分别集中到一起，评比哪一队收的粮食品质好。好的在粮堆上插红旗，从账房到伙计都有奖励。最远的收到西江边永安洲一带，夏、秋两季收租，一般各需二十多天。黄懿修有专门船只将收来的麦子、黄豆、花生、生猪等运往苏州、上海等地贩卖。
黄懿修在上海、兴化、东台、靖江、黄桥等地开设的银行、典当铺就有十几家。据其后人说，当年在黄桥十字街口的门面就有一百多间。火烧震东市时，从其储银元的夹巷、夹墙中烧化的银元水一直流淌到小湖港里。据老人说，火烧震东市后，黄家把没有烧掉、抢掉的银元用独轮小车推到黄桥，装船运往上海，十八辆车子，一天跑一趟，一共推了十八天。
黄懿修家的花园，据说占地二三百亩，前后花了十七年的时间才建造完毕，把江淮的名师雕匠都请遍，大江南北的珍奇古董都搜遍了。花园里花木扶疏，假山池沼错落有致；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掩映其间；奇花异草，曲径通幽；修竹乔木，相映成趣。什么正厅、花厅、客厅、荷花厅、桂花厅、牡丹厅……房屋似铜斗，雕梁画栋，檐牙飞空，金碧辉煌，简直是人间天堂。无论置身于花园的何处，眼前都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黄懿修排行老二，人们俗称为二扣子，娶了两个太太。生有二子：黄少农、黄士迪，还有三个女儿。黄少农小名双宝。双宝少时，要到上海、苏州玩耍，黄懿修给了他二百大洋。游玩若干天回来，双宝将二百大洋分文未动交给其父。黄懿修非常气愤，认为他太老实，不会花钱，不会处朋友，说他没出息。事实上，双宝所到之处，都落脚在亲戚朋友家，处处都照应服侍得好好的，根本就不用他花一文钱。
黄懿修在上海有雄厚的资本，开设的工厂、银行、当铺，经营收入颇丰。横巷每年的租粮出售后除留一部分家用外，其余银两均运往上海，用于扩大再生产。小儿子黄士迪在上海办了一家汽车公司，因经营有方，收入亦很丰厚。虽然横巷家中几次被祝融回禄清算了房子，损失也很严重，但没有伤筋动骨。一方面没有烧到他家的田产，再者上海有雄厚的基础，所以没有被烧穷。他家上海的住宅在静安区，乃是高贵豪华别墅区。横巷家中全权交由大媳妇打理，其他人一般在横巷住不上几个月，多数时间在上海。小姐们穿的是上海派，这在横巷没有第二家。
在三十年代，横巷黄家属诗礼传家门第，这样人家的女眷，出门时若不穿一条长可及地的腰裙，便算有失体统。到了读书的一代，思想稍微解放了些，改穿旗袍，但都是长袖，袍面也长，遮住了双腿。但黄懿修的几位小姐从上海回来穿的是短袖旗袍，袍面亦不过膝，极为时髦。据说，几位小姐最怕家族中长辈黄朴庵，因为曾为此事受过这位二太爷的训导：“姑娘们，父母传下了血肉之躯，应该爱之若金，护之若宝，岂可丝毫暴露于众人之面耶？你们的母亲或祖母外出时不着一条拖地的腰裙，是不肯出门一步的。今天时代是有点不同了，装束也有些不同了，但将白藕似的臂膀暴露在人面前，有失祖先遗下的祖训啊！你们是海派吧，但这里是横巷，是黄家祖传的宝地，不可失之于大雅呀！”自此，小姐们一到横巷，首先换下短袖旗袍，穿上长袖袍面及地的旗袍，以免再挨训导。
黄懿修和其它绝大多数有钱人一样，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社会的主体。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他们中多数的人能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学兴教，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唱大戏、舞龙灯……），凡农村中一切需要用钱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捐物、出力的主角。应该说，他们当时为一方百姓的生产生活、社会文明进步作出过贡献，他们也赢得了相当多的穷苦人的敬重。他们中多数人与租田户、雇工之间的关系还是融洽的。真正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富不仁者毕竟是少数。当然，这个仅就一地而论，不代表对地主这一阶层的整体评价。更深一层的是，其所施之物，也许本就该属于贫苦农民！
黄懿修死后，同邑前任山西潞城县知事蔡宝廉会同里人敬赠乡谥，称为“敬安先生”。文中称黄懿修“其品诣纯笃，学问渊涵，律度束身，和霭接物，境处丰厚，依然儒素，而靡糜骄奢之习，一无所染……大有陈太邱之遗风焉……于逊清未造，以名孝廉授宝应县校官，未久即解组归里、盖其所见者远矣，从此绝意仕进，优游林下，以终其天年……谨按谥法，合善典法曰，敬好和不争曰安，循名核实，谥为：敬安先生……”（摘自《黄氏家乘》）
横巷的老一代，对黄懿修及家人的评价几乎趋于一致：没有作恶，更没有冤仇血债，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就是讨饭的上门，也一定是客客气气地施舍。黄懿修的夫人曾开导下人，讨饭的上门一定要好好地给饭吃。一次一妇人背上背了一个小孩，两只手上又各搀了一个，来到门上讨吃，黄夫人怜悯地叹道：“既无力抚养，就不要养这么多，大人孩子都遭罪。”谁知那妇人回敬道：“太太，牡丹花儿要开，地菜花儿也要开啊！”黄夫人知她曲解了自己的意思，还是客客气气地施舍了她们。
土改时，分田分地分地主家的财产，好多人白天分到了黄懿修家东西，晚上又偷偷地送了回去。当时的村长丁国华就是其中之一，白天他分到了黄懿修家的一副大门，几个男劳力好不容易替他抬回了家，晚上他又请了几个人趁着夜色送了回去。丁国华说，倒不是怕地主家报复什么的，而是不忍心分他家的东西，确实黄懿修对人太好了。
文革中，公社工作组及大队干部到生产队召开批判地主四类分子的批判会，会上要长年在黄懿修家做长工的社员黄荣贤上台控诉地主剥削压迫的罪行。黄荣贤不识字，更不懂大会主持者的意图，老实人只会说老实话：“当时我在黄懿修家做散工，一斗粮食15个工。他家的人对我们下人总是客客气气的，从没有打骂过，平时饭食管饱，也有肉吃。到了收租、翻仓晒粮时吃得就更好了，早上就是涨烧饼、粽子，中午晚上菜也多，肉也多，晚上还有酒……”听得台下的社员个个羡慕极了，主持会议的不得不制止了他的“控诉”。
黄懿修死后葬在南沙乡的中心庄（实际应叫众姓庄，因为该庄杂姓多），墓穴遭盗窃多次。后因挑季黄河挖到其墓，墓穴挖开后，只剩几根紫铜棺材钉。棺材是楠木的，开棺后，尸体还未腐烂。文革中，棺木被大桥五队的社员扒出来打制成农具（粪桶、小车子、粪厢、生产队猪舍烧食用的甑子等）。
黄懿修的大儿子黄少农（双宝）死在横巷，也葬在中心庄黄家坟园，坟园有十多亩地，一个叫洪三仇的当时专为黄家看坟园。文革中，黄少农也被开棺暴尸，棺材板亦制作了生产队的农具。
黄懿修的二儿子黄士迪，解放后被劳教，刑满后曾被遣送到横巷，时任村支书丁大章坚决不接受，理由是黄士迪生活在横巷的时间很少，一直是在上海。现在他横巷家中无财产，生活无着，横巷人不白白的养个闲人。谈判了几天无果，押送人员一行只好转回了上海。黄士迪后定居美国。文革中，横巷曾派人到上海押黄懿修的二姨太到横巷接受批斗，但看到年事已高，且卧病在床，只好放弃。
黄懿修的三个孙子：黄浦生、黄河清、黄轶群皆系无为之辈。黄浦生、黄轶群先后患病而逝。黄河清解放后曾在祁巷、吴垈小学从事教学工作，因太老实胆小怕事，管不住学生，后退职回生产队。他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终日足不出户，在清贫中度过了余生。
黄懿修的曾孙辈，多数生在1949年以后，只有极个别读了初中（因已普及初中），其余都是小学毕业后，就参加生产队劳动了。黄懿修的四个曾孙都是光棍。黄浦生的儿子黄炎，四十多岁与邻庄一丧夫之妇结合。黄河清的三个儿子是“两根筷子夹一根骨头——三个光棍”，大儿子黄春林，因受刺激患了精神病，最后死在公社大会堂，数日都不为人知，发现时身上已生了蛆。二儿子黄冬林，文革后三十多岁去上海学木匠，与一丧夫之妇结合。三儿子黄森林，自幼精神有毛病，且手足有疾，过量服药身亡。
至此，富甲一方、闻名遐迩的黄懿修家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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