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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 09:58:18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作者: 丁文江 / 赵丰田编
统一书号: 11074-531
页数: 1212
定价: 5.50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1983年8月
《梁启超梁启超年谱长编》序
□顾颉刚
康、梁两人为推动中国之变法运动者，其为历史人物，百世无疑也。顾未有综合当时文献为之勰理成书者，此非史家之大憾乎！一九二九年，予任教燕京大学，赵君丰田从予治古史，予察其资性适于治当代史，适康同璧女士以其父杂稿一箱畀予整理成书，遂以交赵君，尽一年之力成《康长素先生年谱稿》一篇，载入燕大《史学年报》。其文为丁文江先生所见，颇加赏誉。时梁启超没未三年，其子女辈以其书籍及稿件悉数捐献北平图书馆，为丁先生所见，慨然以梁氏年谱自任。然其所任职务弥众，梁氏稿件又繁，力不能胜，遂又商之于予，借赵君之力以竣其功。
自后日军侵华，人物毁乱，丁氏既没，予与赵君久不相闻，遂不知此稿之尚存与否？一九六二年，忽遇之于中华书局编辑部，时赵君正在编《梁启超集》，欲完康、梁之史迹与丁、赵之劳勣，以竟一代之伟业也。无何，“文化革命”运动起，此事完成与否又不可问，搔首问天，徒与奈何而已！
去年赵君偕助手申松欣同志来京，访予于玉渊潭新居，告予《梁谱长编》正在修订，即将完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后还拟整编《康氏遗稿》。予喜其有愚公移山之勇气，在五十年离乱时间中，不负康、梁两家之悬望与丁先生不能及身完成之憾也。何意今年噩耗传来，赵君竟于岁初逝世。是则告我以成书，即示我以永别之噩耗也，痛哉！
顷知《梁谱长编》已由赵君助手申松欣、李国俊两同志修订完毕，并已转至沪上，出版有期，不独慰我无量，并康、梁、罗、丁诸家亦将欢喜无既。爰不辞病躯之孱弱，一吐五十年来之苦闷，后之览者倘亦与我有同感乎！
读《梁启超年谱长编》
这两日无心做事，就借来丁文江、赵丰田所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翻读。书很厚，有1200多页，反正比较闲，一有空就拿来读，关于政治的部分我又不甚关心，只是着力注意他的家庭、关于学术和思想的思考以及教育方面。前天妻从大学城帮我借回来，今天下午已经翻看一过。昨晚本想老实一点，12点之前就睡的，没想到一口气读到两点，才恋恋不舍地把书放下，头脑中犹不能安眠。任公先生少年时从学康南海先生于广州万木草堂，后来力倡维新，主讲长沙时务学堂，掀起湖湘风气巨变，晚年执掌清华研究院教习，与诸生共游于北海讲论学术的情形，一一如在目前浮现，颇困于不能安寝。然读书之乐，莫过于此种情形。
我于任公先生，读大学时曾有过数天沉迷《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经历。当时如醉如痴，丢下之后，竟然十年未曾触碰，仿佛从无知觉。十年之后，谨遵师命重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书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每年差不多都要读上一遍。其他《儒家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等等，也渐次读到。与任公相关的著作，也颇为留心。前年还专程和妻一起去先生的新会茶坑故居，我名之为朝圣。原因无他，任公实乃近世以来中国思想、知识欲、文笔最具活力之人，有如一团大火，走近之人，无不感受到他的热度，并受其吸引。鄙陋如我者，亦不能例外，唯内心私淑，而口不敢言，以免玷辱先哲。今暂抄录上述几节，以见任公对学术和思想的热情。
先抄关于从学康南海的部分。梁任公早岁就学广州学海堂，此书院乃阮元于嘉庆年间督两广时所造，从此成为近世中国学术重镇，不务举业，唯以乾嘉考据相尚，对于转移岭南地区学风之影响，不可谓小。任公少年得志，十七岁即以考中举人，对于旧学颇有功底。康有为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屡试不中的秀才，但他胸怀天下，忧国忧民，上书请变法之事，已经在广东知识界风传。当时之人，多视之为疯子。任公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告知“（康南海）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二人先后谒见南海先生。任公在《三十自述》中如此记载当时的思想冲击：“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千秋）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长编》，第23页）
又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中记述从学之情景：“吾侪之初侍先生于长兴也，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在十五六至十八九之间，其弱冠以上者裁二三人耳，皆天真烂漫，而志气踸踔向上，相爱若昆弟，而先生视之犹子。堂中有书藏，先生自出其累代藏书置焉。有乐器库，先生督制琴竽干戚之属略备。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之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向晦则燕见，率三四人入室旅谒，亦时有独造者。先生始则答问，继则广谭，因甲起乙，往往遂及道术至广大至精微处。吾侪始学耳，能质疑献难者盖尠有之，则先生大乐益纵，而所以诲之者益丰。”
最令人神驰之处在于：“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粤秀山之麓吾侪之舞雩也。与先生或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沓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上栖鸦拍拍起，噫嘻！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殊胜矣。”（《长编》，第25－26页）
今日学术界谈起康有为，往往或认为其变法维新，既而保皇保守，或认为其自大任己，在学术上极为粗疏，然而如此种种，均为概念化的认识，亦仅为康氏学术之一端，不足以概其大端。如真欲了解康南海，萧公权先生《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可谓真具卓识者。就是这样一些老师和学生，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重重的一笔。
任公虽然后来在思想上、学术上与南海颇有分歧，但终生敬师。其论学、论世的精神核心，也实在有与南海一脉相承之处，即积极改造社会的意志和行动。
太多内容，今天就写到这儿吧，明天再接着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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