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熊 于 2010-8-25 00:29 编辑
朱宝昌，字进之，号希曼，男，1909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幼年在家塾中诵读中国经典及名著。14岁入上海复旦中学求学。20岁入浙江之江大学，后转东吴大学读国文系。1933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哲学系，专修西方哲学，1937年获硕士学位。“七七”事变后赴大后方，在云南大学任教，一年后由母校召回，到燕大及中国大学任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下，在上海无锡国专任教授。抗战胜利后，在四川北碚湘辉学院任教授。 建国后，先生先后在西南师范学院、川东教育学院、西南军区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因先生说“在某人的宴席上和胡风同桌吃过一顿饭”，结果被视为跟胡风分子有来往，在北师大不仅教职从教授降为副教授，而且从中文系调到艺术系，由教古典文学变为教写作了。1956年，北师大支援祖国大西北的文教建设，先生响应国家号召，只身来到古都西安，任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教中国古典文学课程。1957年夏，在大鸣大放“百花齐放”之时先生在《延河》月刊发表了《杂文·讽刺和风趣》一文。受到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等报刊的点名批判。1958年被正式定为右派分子，教职由高教六级副教授，降为八级讲师。在被定为右派分子前后，先生仍在中文系边挨批斗边上课。“文革”中先生在劫难逃，与“走资派”郭琦等人一起边挨批判边接受劳动改造。1969年赴泾阳农场劳动，突发脑血栓，以致右半身偏瘫，直至1974年退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生的“右派”错案得以平反。此时虽年高、身残，却对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充满信心。80年代初，应陕西青年自修大学之约，为该校主编《中国古典诗文选读》等教材。同时又强忍病痛的折磨，撰写了20余万字的学术专著《先秦学术风貌与秦汉政治》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又多次应邀赴外地作学术报告。病榻前、轮椅上都成了先生为前来求教者讲学、解疑的地方。可以说，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先生逝世前这段时间，是他后半生精神状态和心情最好的时期。
然而，这时先生毕竟已入耄耋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诸多研究计划未能实现，终于在1991年3月13日心脏停止了跳动，遗憾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2岁。
朱宝昌先生一生潜心学术研究，主治哲学，兼及文史，学风严谨，成果斐然。先生治学，规模宏大，贯及中西古今，继承发扬我国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又学习西方学术研究中缜密的思维方法，惟在经世致用。先生的文章深入浅出，灵动通脱，逻辑精密，理趣兼备。其著述虽未能有等身之富，然篇篇精粹，均不乏真知灼见。在先生辞世不久，由陕西师大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朱宝昌诗文选集》(1994年5月出版)一书，其中精选了先生主要的诗歌创作和文、史、哲论文。
(一)哲学研究。朱宝昌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求学时，主攻西方哲学和佛学，并将中国古典哲学与之相比较。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论体》《论哲学的性质》《罗素杂文集序论》(译文)《罗素论斯宾诺莎》《罗素论黑格尔》《庄子<齐物论>疏解》《庄子<天下篇>疏解》以及专著《分析批判罗素哲学的纯客观主义态度》等，从以上著述我们可以窥见朱宝昌先生作为哲学家的一个概貌。
《论体》，1941年10月写成于北京。作者融儒、道、佛及西方思想史的有关论述，指出“理、道、性、天、如，真诸名皆与体异名而同指”，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形而上学的不能摧破的最高原则”，明确提出“万有皆体之有，即万有皆体之用。体与用二而不二”的观点，即体用统一的主张。
《分析批判罗素哲学的纯客观主义态度》一书，1956年 9月写成于北京。这是朱先生解放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初有收获时，所完成的一篇重要哲学论著。正如先生在本书“后记”中所说：“罗素对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小。他的方法论上唯物主义的立场，他对古典唯心主义的犀利的抨击，以及他对贵族和僧侣的似乎不友好的态度，都使人很难认清他在哲学和政治上的庐山面目。他分析批判前人和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的议论多，建设性的理论少，甚至于似乎没有，但他绝对不是无所建立，绝对不是无所主张。二千多年以前的佛世尊也并不能真正四大皆空，何况生在这‘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庄子语)的20世纪的罗素呢?……对罗素哲学作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在今天，不是一件浪费笔墨的事。”先生素来崇尚罗素哲学，对罗素哲学体系作过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和探讨，对罗素批判斯宾诺莎、黑格尔的文章也多所推介。
另外，先生去世的前一年，曾有出版社想请他给《庄子》各篇都加以疏解，合成一本书出版，先生慨叹以残年余力，难以完成这一浩大工程，不能不说这实为一大憾事!
(二)史学研究。朱宝昌先生国学根底深厚，一向认为在中国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哪个哲学与文学方面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而不懂历史的。另外，先生的史学研究尤重“史识”，经常向弟子们推荐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和《宋论》，推荐陈澧的《东塾读书记》，以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也常劝诫学生读近代学者章太炎、严复、夏曾佑、鲁迅等人的著作。先生1962年曾有诗作《读八代史》问世。改革开放后著成《秦学术风貌与秦汉政治》一书，其中最能表现先生史学观点的当属《论西汉文景之治和先秦黄老思想》一文。
《读八代史》为作者1962年完成的一组七言论史绝句，共十首，分别论及曹操、孙权、诸葛亮等政治人物；陶潜、何晏、嵇康、阮籍、陆机陆云兄弟、谢灵运等文史名人，以及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僧肇等佛教大师。
《论西汉文景之治和先秦黄老思想》一文虽称为史论，实则亦是一篇政治哲学论文，其要旨在阐释我国历史上之所以出现清明的“文景之治”，是因为从汉文帝开始采取了黄老“为无为”的治国大略，明智而巧妙地适应了汉朝肇建后“与民休息”的社会状况。
(三) 文学研究。朱宝昌先生的文学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他所编写的中国古典文学(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讲义中，渗透于作品提示和注释的字里行间，也表现于他多次外出讲学的学术报告中。此外，先生还写有一组命名为《独白仰天语》的读书笔记，共八则，最后完成于1983年9月。这组读书笔记文字虽极简约，却都是极珍贵的文学艺术理论论文。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朱先生的文学讲演录《论〈离骚〉三次求女及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和屈原《〈离骚〉今译》两篇著作。这是朱先生研究屈原较有影响的两篇论著，颇值得古典文学研究者一读。
先生另有文艺杂文多篇，恕不论列。
朱宝昌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1937年大学毕业直到临终前夕，半个多世纪，他没有离开过教育工作岗位。他先后讲授过中国通史、现代哲学，历代散文选，历代论文选、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形式逻辑等10余门课程。他编写的《先秦两汉文学》讲义，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教材。他既教书又育人，晦人不倦，奖掖后学是朱先生教学的宗旨。他以自己博古通今的学识，冶文、史、哲于一炉，用一个哲人的眼光观察分析历史、看待文学；又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幽默诙谐的语言，哺育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在当年的师大中文系，像他这样带有“传奇”色彩的教授确实没有几个，他是一位倍受景仰和爱戴的师长。“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凡他教过的学生，对此都有着深切的感受。先生的道德文章，凡接触过的人有口皆碑。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朱先生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体现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教育理念，以下仅举数例重“通识”。
由于朱宝昌先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又受“五四”运动后西方学术思想影响，对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要求学生在学问方面要重视“通识”，不要囿于一隅，不要过早地确定某一特定专业；尤其是学习中国文学更应如此。如他在《古典文学释名》(该文原为师大中文系《先秦两汉文学》讲义之前言)中说：“凡孔孟老庄之书，在先秦都是文学。九流十家的书无一不是文学。《左传》《国语》《战国策》也都是文学。‘六艺’也都是文学。”“就以《离骚》而论，这被昭明认为是纯诗收入《文选》的。但《离骚》中第一大段，大讲哲学，也大讲历史，它‘纯’在哪里呢?”所以，在听他课的学生中便有这样的议论，大意是：听别的先生的课，学一点能会一点、用一点；
而听朱先生的课，达不到一定程度(即熔各学科于一炉，做到触类旁通)，是学不会也用不了的。我们认为，先生这种重“通识”的教学理念，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现在高校不是在强调“通才”教育吗?朱宝昌先生的这种教学理念值得重视。
爱护学生。朱宝昌先生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虚假，不曲学阿世，迎合所谓的“潮流”。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是好就是好，不行就是不行，不吝啬自己的赞扬，也不怕因批评学生而得罪人。在他认为，对学生负责就是最大的爱护。如60年代初，有一位女同学曾给朱先生交了一份谈学庄子后心得的作业，先生阅后大加赞赏，而且评价很高，事后还逢人就夸这位同学说：“X X X的文章，每个字放在那里就‘放光’，真是文采不凡，一般学生做不到。”过了一会儿，先生又诙谐地自夸道：“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是哈哈大笑。当然这笑声并非自傲，而是先生固有的一种自信。这件事在同学中早已传为佳话。后来，这位被夸赞的女同学，果然成为一位著名散文家，享誉省内外。还有一例，一位60年代初毕业的同学，80年代中期已经是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了，适逢春节，他便高兴地去给朱先生拜年，朱先生对他当校长也早有耳闻。结果这位同学刚进门没多说几句话，先生就劈头告诫道：“当官，不能忘了群众，不能犯官僚主义!”说得这位同学只有频频点头称是。
重“特操”。“特操”者，做人应坚持的可贵品质和特有之操守也。先生不但大讲古代先贤身上具有的“特操”，而且要求学生做人也要有“特操”。这一点，朱先生本人一生中身体力行，堪为典范!以先生而论，解放后政治运动频仍，而自己每每有幸充入“运动员”之列。除1957年之“阳谋”政策始料未及外，先生自己的性格、思想以及操守，几乎并未改变什么。曾记1958年“大跃进”，学校各系科都搞“勤工俭学”。朱宝昌的“罪行”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已昭然于世，且即将戴上那顶无形的帽子。但所幸他还继续给学生上课。有一天先生正在讲课，突然间，教室外一声召唤：“砖场上要人!”一时间，满当当的教室里，踊跃劳动的同学去了大半!先生这时只能无奈。这节课正在讲《史记·项羽本纪》，当说到刘邦进咸阳后与民“约法三章”时，朱先生风趣地说：“刘邦进咸阳后，和现在一样，也来了个大跃进!”听课的学生先是惊愕，后均心领神会，弦外之音袅袅于耳。此后的日子，先生是叫上课便上课，叫劳改便参加劳改，不让上课、劳改，就在家里下围棋，借钱饮酒自娱，整天老乐呵呵，若无其事。这并非先生因受打击而颓废，而玩世不恭，而是先生的为人之“特操”。
岁月匆匆，朱宝昌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13个年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和非凡气质，还清晰而深刻地留在他的学生、同事以及亲属们的心底。记得钱钟书先生(钱曾与朱宝昌在燕大时为相知之同窗)曾给朱宝昌先生题词曰：“一代慧心人，千古伤心人!”这一题词让我们想起了两句古语“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深沉感慨。然而，斗转星移，我们幸值此清明昌盛之世，若先生再生，其“慧心”将尽其光辉定会变“伤心”为舒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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