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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烧饼》入选语文课本始末
文/ 顾寄南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同志：
信与刊物一并收到。衷心感谢对我的鼓励。
来信要我谈谈“是怎样创作《黄桥烧饼》的？”“怎样”两字可把我难住了。说实在的，我常常想，如果您或者其它作者生活在黄桥，肯定比我表达得好。
在我们黄桥，流传着多少关于陈总指挥黄桥决战的故事啊！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桥人，几乎从懂事时起，就受这些故事的熏陶和教育。陈总好象从来没有离开我们黄桥，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始终如在目前。我们经常讲，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通过《黄桥烧饼》的写作，我深深认识到这一点。回顾在“四害”横行期间，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往往初稿还有点意思，可是用“三突出”的框框一套，人物一拎再拎，离开了生活的土壤，自己看看都觉苍白可笑，哪能感染读者呢。不知是谁说过，艺术的生命是可信或基本可信。也就是说，只有从生活泥土中长出来的东西，才有色有香，令人信服，被人接受，才能起到文艺作品应有的作用。否则，充其量只是无血、无肉、无灵魂的稻草人。
当然，从生活出发，并不是自然主义地摹拟生活。生活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有的现象反映事物的本质，有的只是歪曲的反映。作者的任务就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如蜂酿蜜，“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样才能“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作者不能编造生活，但能提炼生活，能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这样不是不真实，而是更真实了——本质的真实。试以《黄桥烧饼》为例，我们黄桥当年送烧饼的各个阶层都有，烧饼中有摊烧饼、涨烧饼、油煎饼、芝麻饼，还有“粯子野菜饼。”为什么着力描写贫农张奶奶送的粗粝难吃的“粯子野菜饼呢”？我觉得从人民战争的意义上讲，“粯子野菜饼”比其它任何烧饼都更香，更脆，更值得大书一笔。再如陈总与开明士绅下棋，既能写出陈总指挥若定的风度，又能体现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更是对“四人帮”污蔑陈总“只会下棋，不会打仗……”的有力回击，一举数得，以少许胜多许。因之，我选择了这一细节。
以前，我常常想，“四人帮”拼命推销不要生活的“三突出”，宣扬什么“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难道这是出于无知吗？不！而是他们心怀鬼胎，与人民为敌，不敢面对生活，只能靠装腔作势、矫揉造作，靠“空话大话”来装点门面，因为，一跟生活对照，他们那一套就不攻自破了。
扯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说，并不是我写作水平高。我是个青年工人，各方面都很幼稚。是生活本身丰富，是陈总、粟总在黄桥创造的丰功伟绩使我有东西可写。还有，是黄桥人民对陈总等老一辈革命家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使我产生了非写不可的强烈愿望。
算起来，还在“九大”前夕，我就想写《黄桥烧饼》了。当时，“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工人造反报》连续发表了攻击陈总的文章，污蔑陈总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大炮”。一看到这些屁话，黄桥人民便怒不可遏，有的破口大骂，有的表示“再不订这倒头报纸了”，更多的人私下唱《黄桥烧饼歌》。这就使我内心深深种下了仇恨“四人帮”的种子。当时，我便写了一篇小杂文，题曰《唱“黄桥烧饼歌”所想起的》。可是考虑再三，未敢付邮。不多时，陈总逝世了，消息传来，黄桥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刹那间，黄桥烧饼几乎销售一空，更多的人家调面做涨烧饼，整个黄桥几乎个个讲黄桥决战，人人回忆陈总……回想当时的情景。现在我给你复信时还止不住泪水直流，激动不已……
说实在的，当时我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佩戴黑纱，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盖棺论定，可以将《唱“黄桥烧饼歌”想起的》寄出去了。于是，略加修改，寄给了上海《文汇报》。谁知，如石沉大海，音讯杳然。当时，也说不准什么原因，只怪自己没有写好。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我才清楚了，“四人帮”象魔鬼害怕太阳一样害怕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指望在他们控制的帮报、帮刊上发表歌颂陈总的作品，只怪自己天真幼稚。
感谢英明的党中央，给了我们尽情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权利，我要写，甩开膀子
写。于是，我又翻出了原稿。
通观全篇，我觉得不够了。一则吞吞吐吐，隐晦曲折，不尽情；二则必须补充粉碎“四人帮”后黄桥的变化。于是，我又打开了生活储藏，一时间面对丰富多采的生活简直不知从何写起，要说的话真是太多太多了。
主题很明确。借物咏志，以黄桥烧饼和《黄桥烧饼歌》为线索，反映黄桥人民——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景仰和热爱，对“四人帮”的蔑视和憎恨，表达紧跟党中央，继往开来的坚强信念。
记得一位亲历黄桥决战的老战士对我讲过这么一句话：“黄桥烧饼跟山东的红枣，陕北的小米是一个味儿，革命的味儿啊，要写，就得写出这种味儿。”这给我深刻启发。但是，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要始终紧扣主题，写出味儿，确非易事。初稿开头我是这样写的：
“我的家乡黄桥是苏北平原上将近两万人口的大镇。素有七十二条巷，六十六家烧饼店之称，比很多县城还大。但在抗日战争前并不出色，遍查典笈，确难找到关于它的记载。只是传说，古代叫‘黑松林’，以后叫‘永丰镇’。宋朝抗金名将岳飞的部属牛皋曾在这里扎过营盘，在南坝桥上大战过金兀术，至今还留下地下兵器库和系马桩、旗杆石，为黄桥人所乐道，亦为外地人所罕闻。
可是，自从陈毅和粟裕同志遵照毛主席‘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在这里指挥了黄桥保卫战以后，黄桥一跃而登史册，成为历久不衰的话题，不知名的小镇出了名，连同出名的还有黄桥烧饼和《黄桥烧饼歌》。”
粗读这两节还颇为自得，觉得其味隽永。细看却游离主题，但是又舍不得割爱。感谢《人民日报》编者，来信指出了这一问题，要我“减头绪，立主脑，把开头压缩一下”，于是，几经修改，成了现在课本中这个样子。
鲁迅先生说过：“竭力将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所谓可有可无，即是与主题关系不大的部分，如该删不删，主题就被淹没了，文字再美，充其量也只是聪明的废话。
这使我想起“四害”横行期间，帮八股盛行，很多文章穿靴戴帽、空话连篇，读了半天，不知所云；而且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令人恶心。有鉴于此，在文字上，我尽量白描，让生活本身讲话，努力做到能简则简，顺乎自然。古人云：“文贵自然”。不是说《黄桥烧饼》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但是尽量做到自然一些，朴素一些。写真情、露真意，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文风。
这方面，生活也帮了大忙。素材丰富，不需要添枝加叶，你只要当好黄桥人民的记录者，写出黄桥人民的真情实感就是了。
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人的，晓之以理，还要动之以情。平时，我们经常讨论：为什么现在有些作品不吸引读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活生生的人的感情，人变成了标语口号的传声筒。这不是提倡“人性论”。对那一套“卿卿我我”的缠绵情调，我们一直是摒弃的。但是，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感情，听到唐山地震，你能不痛心，不动情？只有“四人帮”那班人面兽心的东西才说得出“抹掉个把唐山算什么”的混账话。
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最有无产阶级感情的。列宁抱着饥饿的小女孩回到家里，毛主席称杨开慧烈士为“我的亲爱的夫人”，多真挚，多感人啊！想到这些，我也想在短文中尽量避开标语口号，而努力写出陈总爱人民、人民敬陈总这样一种血肉相连的感情。大家都说，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悼念是人民的悼念，事实上，对陈总的悼念也是人民的悼念。你没有亲历黄桥人民悼念陈总的场面，实是憾事。我是参加者，耳闻目睹者，那场面感人之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悼念陈总，是为了反抗“四人帮”。虽然当时不好明说，但黄桥人民心中是有这么个死对头在的。我们常说“民心不可欺”，一动笔，我就想强烈地反映这一点，如实写出人民心中爱陈总、恨“四人帮”的感情。遗憾的是，我倾倒感情的瓶口太小，很多地方未能放开来写。难怪有的同志讲：“《黄桥烧饼》是没有泡开的海参。”说海参，这是过奖；说没有泡开却是事实。如果您了解黄桥，了解黄桥人，了解黄桥决战，您就知道我的文字是何等贫乏。我常常想，文章所以取得一点效果，最根本的是陈总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高大，只要提起这一光辉名字，人们心头就掀起感情的波澜。我多么希望更多的同志到我们黄桥来，吃黄桥烧饼，怀念陈总，努力写出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作品啊！
您问我“是怎样创作《黄桥烧饼》的”？我确实说不好，只能老老实实谈一些写作前后的情况和想法，望指正。
致以
敬礼！
黄桥电器厂工人顾寄南
1978 年2月22日
由于《黄桥烧饼》的影响，党和人民给了我极高的荣誉。1978 年8 月，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我被吸收参加了中国作家赴大庆、鞍钢学习访问团。
据说，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高规格的访问团。团长：艾芜；副团长：徐迟、刘剑青；秘书长：杨子敏。我被任命为二组组长，我们这组中有艾青、刘子侠、茹志鹃、公刘、碧野、芦芒等近十位大师级的人物。前后两个月，前辈作家对我的指点，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在北京期间，张平化、茅盾、张光年（光未然）接见了我们，茅盾评价我的《黄桥烧饼》“返璞归真，境界极高”。据艾青、徐迟告诉我，我能参加中国作家访问团，就是茅盾和光未然力荐的。可惜，三十多年来我进步不大，辜负了大师们的期望，实在令人羞愧万分。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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