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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3 22:24:34
来自： 中国江苏
丁文江(1887-1936)是一位很关心政治的科学家。1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1926年5月到12月，担任孙传芳任命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职权相当于上海市长。在任期间，就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一事与英、美、日、荷、挪五国总领事谈判，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1922年5月至1923年10月)和《独立评论》周刊(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 发表过不少政论作品。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中，丁谈到当时的年轻人，有这样一段话：
近几年来，许多中年人不知自反，而反要把一切社会的堕落，学校的腐化，归咎于青年。我个人的经验，现在青年的勇气和常识，比十几年前的青年高明的多。不错，许多青年进了共产党，许多青年在学校里闹风潮。但是平心而论，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丁文江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引文除另注出处者外，均引自《丁文江集》，不再标注)
假如是20岁，也要做共产党，这可是一个极为勇敢的表态。在那时，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说的那样：“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丁文江公开这样声称，就不只是一般的同情共产党了。
当时，正是国民党集结重兵对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之时。国民党把进攻共产党的作战说成是“剿匪”。丁文江在《所谓“剿匪”问题》一文中反驳说：
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
共产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迫胁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然而政府何不自己反省：究竟这种政敌是谁造成的?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无疑的，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
共产党所以有今天，是湖北、江西、安徽几个主席帮他们忙的。
共产党在江西、在鄂豫皖创造的红色区域能够出现，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造成一个这样的局面，丁文江的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列举了当时中国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因此，丁文江提出：如果真要与共产党作斗争，就得去做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彻底整顿司法行政和财务行政这些事。
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里，丁文江提出了一个正本清源、避免发生革命的办法：
第一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绝对的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和平改革政治最重要的条件。这一层要做不到，纵然我们不赞成革命，革命是万万不能免的。要免除革命，第一是要使异党的人有对于人民宣传他们信仰的机会，使他们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使得人民觉得革命不是必要的牺牲。我们的要求是绝对的，是普遍的。例如我们以为在不扰乱地方秩序或是违犯其他刑法规定范围以内，共产党应该享有同等的自由。
丁文江主张政府尊重人民发表各种不同政见的自由，接受一种和平转移权力的程序，这一点执政的国民党绝对不会同意。他希望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成为一个从事政治斗争的政党，革命的共产党也是绝不同意的。书生论政，纸上谈兵，自由主义者的丁文江，除了写点这样的文章之外，大约也找不到实现他这主张的途径吧。
声明假如是20岁也要做共产党的丁文江，46岁时发表了一篇《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在和以前一样继续表明对共产党的同情态度之外，详细说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想，说明了他为什么不再有做共产党这想法的原因。首先，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疑问。“我们仔细分析起来，马克斯的价值论是很难成立的”。并不是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从事实看起来，现代社会是很复杂的。价值是从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的，很难追求每人制造的成分。分工合作的结果使得生产的价值超过每个人生产总数的价值。没有问题，交换——供给和需要——能增加物品的价值”。“他的价值论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对于这个“价值论”问题，国内外已有好些学者作了深入的研究，今天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丁文江所论述的水平。
在这篇文章里，丁文江还说到了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他说：
我对于共产主义表相当的同情，但是对他们的手段绝对的反对。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的预言，而共产党的手段一部分是从马克斯的预言产生的。马克斯预言的不可尽信是很容易证明的。我已经说过，马克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使穷的人越穷，而事实上西欧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比十九世纪中叶增高得很多。我现在再举一个例：马克斯说共产革命一定是先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发生，而事实上是在工业最落后的俄国。
这里，他说，“我已经说过”，是指文章前面的这一段话：
马克斯说资本主义的结果穷人越来越穷。但是这七八十年来西欧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远高于马克斯做《资本论》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就是在世界经济极端恐慌之下，在英国的失业工人所得到国家的失业津贴还远高于苏俄的工资。
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命题，以及列宁作为补充和发展提出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两个范畴，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不只丁文江一人，不少学者已论证了此说不能成立。胡乔木在1980年7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说：“从马恩以后，形成了一种对他们的崇拜。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就说过这个意思。直到现在，对一些理论问题，如绝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等，还当作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来争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这就是说，仅仅是出于对马克思的崇拜，还在对于此说是否能够成立进行争论。争论中的那些强词夺理的文章当然是无法使丁文江信服的。
丁文江最反感的，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他说：“中国共产党不过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举动不能自由的。”在丁文江写此文的1933年，情况正是这样。当时中共的领袖王明，就是这第三国际的忠实代理人。第三国际通过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害，在党史著作中已有记载。
丁文江说：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党员仔细想想在第三国际的铁腕之下，中国共产党是否能达到它的目的。我知道第三国际除去鼓励世界革命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用意——我知道苏俄并不利用第三国际来谋苏俄一国的利益。(按：这句话表明天真的丁文江太不了解情况。)但是革命的情形是很复杂的，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我们看第三国际对于英国共产党的处置就可以知道这种制度的弱点。在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的时候，英国工党完全谢绝与第三国际合作，因为共产党完全不知道英国的国情，处处失却同情。这是因为莫斯科以马克斯列宁的遗教为天经地义，强把不相符的事实来凑合他们的教旨。对于相距比较近，言语容易通的英国尚且是如此，何况中国。
我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党员放弃共产主义，我只希望他们从实际政治立场，脱离第三国际，放弃暴动政策，从秘密党变为公开党，要求有公开宣传主义的自由。因为就是要暴动也得等到如列宁所说“革命机会成熟”方才可以着手。暴动要成功，也得脱离第三国际的牵制，方始有成功的希望。
不然，单靠莫斯科发下来的小册子，跟着人家喊口号，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不懂我们国情、固守马克斯列宁教旨的第三国际的牺牲品!
丁文江根据媒体的报道，提到了第三国际对英国总罢工处置的错误。至于中国的情况，因为他无从知道党内的秘密，不能举出具体例证，这要党内的人才有切肤之痛。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说过：“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里“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可看作同义词。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中有《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里面说：
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种组织永远不能搞。从这里就可以产生社会帝国主义。在列宁的好些著作里都有这样的观点，尽管一方面关于要尊重民族特点讲了很多，可是另一方面，每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都要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判断。这就是把人的智慧上帝化了，不是经过集体的讨论来判断，而是由个人的智慧来判断。所以，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是对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否定。不承认共产国际的集中制，不承认这种集中制是正确的。
毛泽东是在同第三国际的指导方针的斗争中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回过头来看丁文江的这篇文章，他说第三国际“不懂我们国情”，反对“从莫斯科发号施令”，中国革命只有“脱离第三国际的牵制，方始有成功的希望”，都是些很中肯的意见。不知道当年党内对他这篇文章有怎样的反应，不过在实际上，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
作者：朱正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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