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战线的一把尖刀——泰兴敌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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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初，中共泰兴县委根据三分区指示，在强敌压境，敌强我弱的困难面前，坚持正面斗争的同时，由公开转入地下，组建起党的秘密县委会，各级党委增设了对敌工作部这一机构，并上演了一幕幕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泰兴沦陷——建秘密区委会设特派员

     1940年1月14日，日海军陆战队广野部在汉奸魏尔圣、蔡鑫元带领下进入泰兴，当时的国民党县长朱雨峰一枪未放就弃城逃跑。县城沦陷后，境内的黄桥、口岸、广陵、曲霞等重要乡镇也相继失守。此后，敌人除在这些地方派重兵把守外，又在城市与乡村的主干道和交通线修筑起碉堡。分割与封锁，不光使我党和军队活动的空间骤然减少，工作受阻，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利东山再起，是这一特殊历史情况下的必然抉择。此时，整个对敌工作部由时任县委书记的谢克西负总责，情报站长为高野夫，泰兴城、黄桥、口岸、刁铺、蒋华、古溪等地都设立了分站。工作开展中，又在全县下设了三个秘密区委会，并在各大据点和交通线设立了区特派员制度，从而做到了下情上明，迅速及时。

     这一特派员巡回制度，总人数在10人左右。选拔到这一岗位上的，条件十分严格，第一是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最低也要有小学毕业，且大多接受过中学教育；第二是要有公开合法的身份，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职业，有一个灰色的身份；第三，也是最主要的，除对党忠诚外，还要具备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这年秋天，因日寇兵力不足，“清乡”之说一风吹后，特派员巡回活动曾一度转入公开工作。翌年，整个对敌工作由三地委统一领导，设秘工部（部长为叶梯青）时，泰兴县的特派员由陆铁夫任这一职务。两年后的1944年12月，对敌工作由农村进入城市。

打入敌内——“两面派”上演无间道

     利用乡亲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是敌工部组建后当时所采用的一种最普通、最常见的手段。掌控城黄区溪桥乡据点为我所用，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溪桥，位于城黄公路东侧，是沟通南北根据地的一个战略要点。地下党员吕捷原本在路南工作，因仗义疏财，口碑很好，考虑到他这个距溪桥乡不远的江堡乡人，有着极深厚的人脉关系，从而选派他回到家乡，用小商人的合法身份开展工作，进而打进这里的据点。他回乡后，先是通过与乡长徐书彭两人的私交，结识了一些伪军朋友，后又结交上设在这里的一个伪军办事处连长，一来二往，双方的关系也由此亲热起来。

     1942年9月间，在他回乡后不久的一天，我方两个地下交通员送信时，因信封署有一新四军家属的名字，被这里的岗哨截获，安上私通共党的罪名关了起来。吕捷获知这一情况后，迅即拉上徐书彭找上门去，说这两个人是本庄人，代人送信碍于情理，且信的内容为私人间问安话，不牵涉军事秘密，总不能将人说成新四军，滥杀无辜，若真要这么办，村民们可不愿意。这个伪连长是外地人，当兵吃粮本是想混碗饭吃，开初他虽知吕捷这个朋友讲得有理，但又害怕上峰怪罪。吕捷见他犹豫不决，便又连吓带哄地说，我们不要没事找事，真是要让新四军找上门，大家都倒霉。将人放出来，好人由你做，人家要记一辈子。至此，这个伪连长这才觉得没必要为这两个送信人得罪乡长和这个朋友，于是在此后仅向泰兴城内的伪司令部报告一下，两个人被关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就被释放了。吕捷的出手营救，不光让这两个交通员虎口脱险，生命安全得以保证，且使党的机密平安着陆。

      同样，委派亲近我方的人担任“两面派”乡长，是打进敌人内部，保证基层政权不变色的又一必然措施。

      1943年推行新乡制时，八区蒋华镇镇长的位置虽有多人角逐，且有日伪背景的人。但我党黄凌强区长为了让这一岗位掌握在自己手中，便通过伪军上层关系，利用其内部的矛盾，将这一纸委任状交到蒋华镇社会名人，实为亲我的春生堂药店老板孙元成手中。由于选对了人，孙元成走马上任后，在此后的通报敌情，拔除碉堡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至此，全县101个乡镇在实行新乡制时，近三分之二以上的政权，均由安排的“两面派”人物担任。

      此后，敌人在秋季以城黄路为界，对路南区进行的三次大的清乡、扫荡活动中，溪桥这块灯底下黑的地方，不光成为沟通路南路北的联络点，且多次为县委召集大型会议提供了安全的落脚点。

谋取番号——截获弹药组建革命武装

      

      龚永嘉是中共泰兴县委书记黄云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党员。这个毕业于淮阴农校的学生，受组织委派到泰兴城做地下工作后，通过开办三友书店，结识伪军上层，从到伪县政府教育局当职员，兼伪十九师七十五团政训室政训员，后又当上伪十九师师长蔡鑫元主办的“丽社”办事员。1943年初，受命于黄云祥由政界进入军界，到伪十九师弄一个合法番号，搞自己武装的指示，通过其父早年学生，时任伪七十五团军需主任周泉连的关系，从七十五团团长顾凤山手中，拿到了特务二营少校营长的委任状。就此于城内小西门龙王庙正式挂牌招兵，从而在敌人的眼皮下，组建起一支为我党暗中掌握的革命武装。

     此后，龚永嘉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城北门杨震泰酱园店设了一个地下情报站。迅速及时地将城内日伪的军事、组织及部队调动，乃至国民党地下潜伏人员等等情况，源源不断地送往我驻扎在农村的抗日政府手中。其本人虽也历尽艰险，也因叛徒出卖被逮捕过，但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终于在1944年1月24日将部队整建带回根据地，于此后的解放战争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除这一支部队外，原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三纵队张公任部经理处长马般青，这位抗战初就加入组织的中共党员，就曾奉陈玉生之命，利用过去与伪十九军司令蔡鑫元磕过头，拜过把兄弟这一层关系，率两个团的部队打入敌营。1941年黄桥决战前夕，马般青从内线获悉“第三战区接济韩德勤的弹药不日要从李明扬防区港口经过”的这一消息后，经陈玉生派部队沿江巡查，终于在龙稍港截获到由五六十小船夹塞在芦草的20万发子弹，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此后的黄桥决战。

      同样，受马般青暗中领导的该部警卫连连长吴东之，也曾利用其特殊身份，送出重大情报20多份，保护救出新四军干部战士11人，亲手处决国民党特务，汪伪汉奸骨干分子5人。1944年1月23日，身为季家市伪据点连长的他，又遵循党的指示，带部以反正的名义回到解放区。此后在陈玉生部升任为大队长。

     硝烟散尽，历史不再。革命英雄们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不光为我们迎来了全民族解放的前进步伐。作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也必将永垂史册，千古流芳。

（来源：乡风儒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