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女教师“被死亡” 9年未领一分钱工资

吴建权

导读]从2001年6月到河北任县旧周学区报到至今，她没有领取过一分钱的工资。更为荒诞的是，直到2006年4月5日，她才意外得知，2004年年底，她已被任县有关部门以死亡为由取消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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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县旧周学区 本报记者 樊江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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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辉向记者出示韩福平2001年办理报到手续时填写的《邢台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 本报记者 樊江涛摄

　　如果计算工龄，韩福平应该是有9年教龄的老师了。可是从2001年6月到河北任县旧周学区报到至今，她从来没有机会站在这个本来属于她的讲台，也没有领取过一分钱的工资。更为荒诞的是，直到2006年4月5日，她才意外得知，2004年年底，她已被任县有关部门以死亡为由取消了编制。

　　2010年5月31日，任县纪检委向张永辉通报了对于他和妻子韩福平反映情况的调查结果。“9年了，这是有关部门第一次正式承认了韩福平工作被隐瞒等情况。”

　　谁“导演”了韩福平的遭遇？夫妇俩跑遍了任县教委、县编办、县人民检察院和县人民法院，得到的始终是一个谜团。

　　搭上末班车，遭遇“被隐瞒”

　　1999年，韩福平从邢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被邢台市教委分到任县教委，但两年间没有被进一步安置工作。2000年,她和张永辉结婚后两人在河北邢台打工。

　　2001年6月，张永辉突然接到任县有关部门的电话通知说，韩福平的工作分配了，尽快到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据记者了解，2001年，有133名师范专业毕业生幸运地搭上了任县国家“分配”工作的末班车，其中韩福平等5人被分配至该县旧周学区。

　　张永辉夫妇迅速赶至有关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又按要求赶到旧周学区报到。

　　“当时去得很匆忙，旧周学区正好放假。”张永辉回忆说。于是，他和妻子以及同行的一位司机朋友找到了正在地里干农活的旧周学区会计于江海。

　　“我把相关手续交给于江海，并询问我们报到还需要办什么手续，什么时候能上班？”张永辉告诉记者，于江海当时答复说，这样就算报到了，何时上班等通知吧。“于是，我和于江海互相留了电话后，就回家了。”

　　而这之后，韩福平一直没有等来通知上班的电话。

　　2010年6月2日，记者在任县教育体育文化局采访时，看到了今年4月16日由旧周学区校长刘桂林出具的一份关于韩福平反映问题的“证明”材料：韩福萍（应为“平”，下同——记者注），女，2001年分配至旧周学区工作报到后，本人一去没有音信。期间学区领导多次与该同志联系不上。经周边乡邻反映该同志在邢台上班。所以，旧周学区在办理各种手续时，没有韩福萍名字，也没有领过韩福萍的工资卡。

　　然而，张永辉夫妇向记者出具的另一份证明中，刘桂林称“韩福平自教委分配到旧周学区后，就一直没有报到”。这份证明落款日期是2008年5月6日。张永辉说：“这明显前后矛盾。”

　　对材料中提及的“2001年分配至旧周学区工作报到后，本人一去没有音信”和“期间学区领导多次与该同志联系不上”等说法，张永辉表示异议：“事实上我曾经多次找过旧周学区会计于江海、校长刘桂林，并给他们多次打电话，询问上班情况。”

　　张永辉告诉记者，在多次和于江海、刘桂林联系后，2002年两人的态度由最初的“含糊不清”到最后坚称：不记得韩福平报过到，也不知道韩福平分配至旧周学区这回事。

　　“这太不可思议了！”为此，夫妇俩通过各种关系又找过该县教委、编办等多个部门，却始终没有结果。“找的时间长了，碰壁多了，甚至连自己都怀疑是否真的被分配过工作。”

　　就在他们几近绝望时，从各处逐渐反馈的信息显示，韩福平的确被分配工作到旧周学区。

　　2004年年底，张永辉的一位朋友给打电话说：“你快再去找找韩福平的工作吧，再不找就要被人顶啦！”

　　2005年年初，另一位朋友告诉张永辉，他在和教委一位领导吃饭时，这位领导承认的确分过韩福平这个人，但一直没见过这个人。

　　“这位朋友告诉我，他为了计算县里工作人员的党费额度，专门到县财政局去拷贝了一份电子版的工资表，竟然在旧周学区一栏中看到了韩福平的名字。”张永辉说，“朋友跟我说，工资表上韩福平的工资是474元。”

　　韩福平说：“本来幸运地搭上了国家分配工作的末班车，但却不幸遭遇了‘被隐瞒’，我们的幸运成了更大的不幸！”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死亡’”

　　张永辉最终确认韩福平的确被分配至旧周学区工作，是在2006年4月5日。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能证明我妻子和旧周学区之间有联系的政府材料。有点儿发懵，几分钟没说话。”在这份材料中，韩福平这个“大活人”的名字居然出现在了“死亡名单”上。

　　这天，张永辉找到了任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贾增申。

　　“贾增申一听韩福平的名字就表示，这个事他知道。”张永辉告诉记者，贾增申当时向他介绍说，2004年年底的时候，任县曾进行了一次“整编”，在“换发编卡”的同时，对因调出、去世人员的编制统一进行清理。

　　贾增申告诉张永辉，在“整编”过程中，县编办发现当时县教委上报的在岗名单中没有旧周学区在编教师韩福平，为此编办还专门向教委询问情况。

　　“贾增申告诉我，县教委答复说‘没这人啦’！”张永辉气愤地对记者解释：“在任县方言中，‘没这人’意思就是这人死亡啦！”

　　于是，任县编办给财政局出具的被“清编”名单中就有韩福平，而韩福平的工资也因此在2004年12月被停发。“贾增申告诉我，之前韩福平的工资是一直发着的。”

　　当时，贾增申处还保留着给财政局所报名单的“存根”。张永辉在名单上看到，当年一共有39人被“清编”。“我记得很清楚，韩福平的名字在‘死亡名单’的最后一个，注明是旧周学区的。”

　　同年7月26日，张永辉又找到了任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栗占坤，栗占坤确认该县的确对调出和死亡的教师编制进行了清理。“而当询问韩福平是因为什么理由被清编的，栗占坤承认是因死亡。”张永辉进一步向其了解，能否恢复韩福平的编制时，“栗占坤表示一点儿可能也没有”。

　　2010年5月31日，任县纪检委有关工作人员向张永辉通报了其夫妇反映的关于韩福平工作一事的调查结果。

　　张永辉告诉记者，“在提交给县委常委会的‘拟提请恢复韩福平公职的建议’中，县纪检委也认定造成韩福平‘被死亡’乃至最终‘被除名’的原因为：‘旧周学区没有通知到本人’，‘教委没有进行认真审核’，并‘默认死亡’。”

　　当时，任县纪检委负责调查此事的工作人员苗国栋向张永辉介绍了当年编办、教委以及财政局是如何对这39人“清编”的：财政局在2004年12月20日将这39人的工资全部停发，“有两个月的复核期。如果出错，本人找过来了，就恢复；没人找，就最终取消了。”

　　张永辉对此提出质疑。“我了解，事业单位对以死亡为由注销编制的，是需要由多个部门出具的多种证明的。”他掰着手指头告诉记者，“最起码要有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已注销户口的证明吧”。

　　“这也太不严肃了吧！是不是应该登个报，发个声明告知一下。”张永辉对记者说，“复核期内找就给恢复，不找就被清理？我们压根儿就被他们隐瞒了，不知道有编制这事儿，咱怎么找？”

　　“韩福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死亡’了。”张永辉叹息道。

　　韩福平工资曾被用作乡里的招待费用

　　张永辉搞不明白，为什么“那只幕后的黑手”宁肯让韩福平“被死亡”，也不肯在整编的时候告诉他们真相，让本来被分配的韩福平回到教师岗位。

　　他告诉记者：“当时我找这事的时候，就有‘高人’指点我说：肯定是有人领着韩福平的工资呢。你回去人家就要把工资退给你，人家怎么可能告诉你真相，让你上岗呢？”

　　为了能早日回到教师岗位，张永辉曾找到旧周学区，对校长刘桂林、会计于江海表示，只要能让妻子回到教师岗位，之前的工资都不再追究。“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我甚至跟他们表示，韩福平可以给他们出证明，证明之前的工资都是我们自己领取的。刘桂林、于江海始终坚持说不记得我们曾经报到过，也不知道韩福平被分配至旧周学区这件事。”

　　但在5月31日，任县纪检委的工作人员向张永辉证实，韩福平的工资确实被人冒领了。

　　张永辉向记者播放了任县纪检委工作人员和他谈话的录音。

　　苗国栋告诉张永辉，韩福平所在的这批分配的师范专业毕业生的工龄是从2001年3月开始计算的，工资从同年10月核发，“旧周学区当时是乡财政给”。

　　县纪检委另一位工作人员许春杰向张永辉进一步解释说，任县财政局见到韩福平2001年6月报到时填写的后经相关单位审批的“工资表”后，依据这张工资表，就给韩福平立折、开户、发工资。

　　但许春杰同时强调，直到2004年12月被停发工资前，财政局只见过这一张韩福平的工资表，以后旧周学区再也没有报过韩的工资调整的表格。“也就是说任县财政局给韩福平开过近3年半的见习工资。”张永辉对记者解释说。

　　根据任县纪检委的调查，在这3年半时间里，韩福平的工资卡开户银行变更了三次，分别是任县农业银行、任县联社营业部和旧周信用社；而工资则由乡财政发放转由县财政发放。

　　记者向相关人员了解到，乡财政发放与县财政发放，对韩福平这样的国办教师影响不大，“国办教师一直是由县财政出钱，而民办、代课老师的工资则在这一过程中从乡财政出钱，变为了由县财政出钱”。

　　苗国栋告诉张永辉，根据任县人民检察院2008年的相关调查，在这3年半的时间里，韩福平的工资是18000元，其中9524.43元被原旧周乡财政所工作人员韩桂贞“花了”，而“有8475.57元用于乡杂支了”。

　　“对工资卡是如何到韩桂贞手里的，乡杂支具体包括什么内容，以及是谁让把这笔钱用于乡杂支等问题，纪检委没有更明确的解释。”张永辉说。

　　6月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了已退休的原旧周财政所工作人员韩桂贞。

　　韩桂贞说，在他的印象中，韩福平的工资卡是2002年底到的他手里，而从工资卡发放到他手中这一年多时间，有谁拿过工资卡他并不知道，“当时也是乡里的领导让我拿着这张工资卡的”。

　　韩桂贞说，将韩福平工资卡上的钱用于乡杂支也是当时的乡领导授意的，“我一个小会计怎么会做这个主？”他表示，所谓乡杂支主要包括招待费用、代课老师的工资等。“当时针对这费用，乡里是有个‘小账’的。”但韩桂贞称，他也不清楚最终小账的下落，当时乡里的领导是谁，也记不清楚了。

　　但韩桂贞告诉记者，当时旧周学区代课老师的工资“应该是由会计于江海拿着名单来领的”。

　　记者和张永辉又找到旧周学区会计于江海。于江海表示，他已经记不清楚是从哪里领取，以及怎样领取与韩福平同批分至旧周学区的老师的工资卡了。

　　“但自始至终学区没有拿过韩福平工资的一分钱。”对这一点，于江海颇为肯定。

　　“咱们管不了那么细致，不可能一个个查去”

　　6月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了任县教育体育文化局主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刘桂刚。

　　刘桂刚告诉记者，今年4月，该县教育部门从网上看到讲述张永辉夫妇这9年“遭遇”的网帖，专门向旧周学区校长刘桂林了解了相关情况。

　　刘桂刚介绍说，关于韩福平的问题，任县教育主管部门已不是第一次听说，在这之前的2004年年底，县里“整编”时，教委就从编办第一次得知这一情况，随后向学区询问，学区答复“报到以后走啦，一直没有找到，工资乡里一直没有给”。

　　“我当时担任县教委纪检委书记，没有分管人事工作。”刘桂刚解释说，当时主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如今已经退休，“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给县编办答复的”。

　　当记者向刘桂刚询问，是否知道2004年之前,韩福平的丈夫张永辉多次找过旧周学区的刘桂林、于江海。刘桂刚表示，这是第一次听说，具体情况还要向旧周学区核实。

　　“如果分配的老师没来上班，而老师的工资卡一直由乡里保管，这符合相关规定吗？”记者问刘桂刚。

　　在座的任县教育体育文化局人事科长周志红解释说，毕业生报到后，当时工资是在乡里领，“工资和人事不在一条线上，分得比较开”。

　　“如果乡里私自扣留没上岗教师工资卡，学区是否会知道？”记者追问。

　　刘桂刚表示，学区应该知道。

　　记者又问：“当年，旧周学区是不是应该向教育主管部门及时报告这一情况？”

　　刘桂刚回答说，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向上级人事部门以书面形式报告，只要报告了就有人过问。

　　记者对此质疑：“学区要是不报告，上级部门就不知道吗？”

　　刘桂刚解释说，在编教师有近3000人,“我们不可能一个个查。咱这个查，一是抽查，一是自己单位主管领导汇报”。

　　“这样是否会造成有人冒领没上岗教师的工资？”记者接着问刘桂刚。

　　刘桂刚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知道这个事情后，我们把当年的情况一起推了一个过儿。”

　　记者问：“如果学区不上报这一情况，是不是应该被问责？”刘桂刚表示：那当然。

　　可当记者询问从2004年年底到如今已经5年多时间，为什么旧周学区没有人为此被问责时，刘桂刚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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