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丁文江考察相册及部分笔记资料在西泠拍卖

vgor · 发表于 2019-6-27 10: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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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早年曾习诗明志曰：“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丁文江多次进行地质调查，核对地图填图，丁文江秉持“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精神，“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原则，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一次次艰险的探矿历程；

西南考察

1911年丁文江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回国,选择乘坐滇越铁路火车由越南进入云南,东行经贵州回家,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国内旅行。丁文江成为最早的乘坐滇越铁路火车的乘客之一,记述了云南最早的现代交通和现代海关的运作,以及滇越交界地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带来的社会变迁和滇越铁路沿线景观,是滇越铁路开通初期弥足珍贵的资料。在这次旅行中,丁文江还发现滇黔大道贵州省段在地图上的错误,亲眼目睹了西南地区交通、经济的落后,为他以后设计西南铁路系统、谋求西南经济出路埋下伏笔。虽然这只是一次普通性质的旅行,但为丁文江以后进行专门的考察做好准备。 1913-1914丁文江再赴西南,对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进行深度的矿业调查研究。他是第一位远征边疆,对云南地质矿产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中国学者。丁文江于2月19日到达个旧,4月13日结束考察回到昆明,在对个旧长达五十多天的考察中,他几乎走遍了个旧全境,以一个地质学家独特的视角对个旧锡矿区的地貌、地形、底层、矿产资源的储量、开采现状及锡矿的开采、洗矿、冶炼、运输作了细致全面的论述,他是第一个用现代科学语言诠释云南矿业技术发展的学者,他对个旧锡矿的考察是最有力的游记文字,可视为个旧锡矿第一次现代地质学、地理学和矿业学交叉的科学考察报告,是个旧传统锡矿采冶方式向现代及其开采转型的最早记录,是研究现代化过程中资源、环境与社会变革的综合资料。此外,丁文江还专门考察了东川铜矿,编订了清代东川铜矿开采的详细历史,分析了各个时期铜厂盛衰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良意见。交通也是丁文江长期以来关注的另一个重点,丁文江作为地质学家,足迹踏遍西南各省,对各地山川形势了如指掌,他将区域经济地质的调查和铁路线的设计结合在一起,丰富的矿产和廉价的铁路运输不可分离,他所设计的铁路线具有最大的经济价值。

扬子江考察

1916年，丁文江应上海黄浦江水道总局之邀，去江苏、安徽、浙江三省调查扬子江下游地质，其成果于1919年以《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之专著形式发表。首先在该区地层之研究上，他大大超过了李希霍芬等外国学者。他将泥盆纪的坚硬石英砂岩命名为“五通山石英岩”。他又把李希霍芬原笼统命名的包括石炭系与下二叠统的“栖霞石灰岩”详细划分成了“栖霞石灰岩”、“南皋煤系”、“洞庭砂岩”、“船山石灰岩”几部分。该文在阐述江南山岭的地质构造与秦岭、南岭地质构造之间关系的同时，也探讨了各自的特点和地壳运动之时代。文中还阐述了气候变迁、河流生成等问题及对扬子江口及三角洲之形成和发展的探讨，尤有独到见解。他以对《禹贡》等经典着著作的渊博知识和对各区域方志材料的详细考证，从2000年来江浙各县治设立之先后时期及海塘建筑之历史，推究海岸的变迁，阐明三角洲的伸展，认为江苏海岸平均约60年向外推进1英里，这与水文学家海登施塔姆（Heindenstam）之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1918年，丁文江在陕西、河南省交界附近的三门峡发现第四系下部一个好剖面，最上为黄土；中为砾石层；下为砂层；最底为泥砂层，其中含双壳动物化石，经美国古生物学家W．H．多尔（Dall）鉴定，其时代为早更新世。丁文江同时又在山西河津县北里村发现差不多相同时代的地层剖面，上为黄土，下为砂层，在砂层之顶部产象化石。他把这些成果交瑞典地质学家J．G．安特生（Andersson）汇总研究，后来，安特生于1923年发表了《中国北方之新生界》这一专著，其中全面引述、介绍了丁文江的研究结论。自此，丁文江就被中国地层学界公认为“三门系”的创立者。

以上考察都是丁文江人生中最重要的考察活动，留存于世的资料基本属于学术报告和统计资料先后发表于相关研究，但是考察期间丁文江都会随身携带相机和测量仪器，自己拍摄沿途地质考察和当地人文照片留下极为珍贵的影像资料，因大多尚未发表，故鲜为人知；

丁文江生前拍了很多照片，但是遗留下来的原版照片极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广波先生在编著《丁文江图传》中写道：“有一次我有同一位地质史研究的朋友一起数有丁文江的照片，统共不过十幅，这主要原因是丁先生逝世后，由于战乱运动不断，大量的图片文献都散失了，丁先生的一位侄子曾告诉笔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了保命，大量的照片、书籍、地图都扔进了火炉，我掌握丁文江的照片，主要来源于当时的报纸，杂志，及少数家属劫后余存，我认为我有义务将这些照片早日发表出来”

　在丁文江纪念馆筹备过程中，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地质图书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科院北古所、中科院南古所、南京地质博物馆等向丁文江纪念馆捐赠了413件各类标本和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至今，丁文江原版照片也乏陈可数，尤显这类原版照片对丁学研究之重要和珍贵。

本次藏品为丁文江先生《云贵和湖南考察》《西南考察》、《扬子江考察》存世的重要影像资料，时间跨度1911年-1918年，集聚丁文江先生在此期间对云、贵地区和湖南考察、云南个旧矿业考察杨子江流域地质考察和三门系考察之原版银盐影像照片，对丁学研究和中国地质学史极具重要史学研究价值，也是其遗愿《漫游散记》唯一的影像资料，对重新完善《漫游散记》提供最基准的影像资料。

丁文江英年早逝遗著流失不明

1936年1月5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遽尔不幸长逝。消息传来，知识界为之震动。5月4日丁文江遗骨安葬于岳麓山。

1936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议上议到丁文江遗著整理的问题，黄汲清在《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编辑后记》中说，“民国25年丁文江先生逝世不久后的一天，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开会再讨论会务时，大家谈到如何整理丁先生遗稿的问题，因为丁先生是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并且20年来一至于该所保持联系，大家很自然，决定把整理遗稿之重任交到地质调查所。”尹赞勋曾经在云南做过长期调查，而且是调查计划，大部是丁先生代拟，黄汲清是丁先生主治西南地质调查队成员之一，对于西南地质调查不断同丁先生讨论，所以与会者统一意见把整理一稿工作交尹赞勋、黄汲清二人负责，二人对当时工作也是默认，后中日战事突起地质调查所随即西迁，丁先生遗稿整理之事便耽误下来。（黄汲清1936年1月27日记录）

此外，关于丁文江遗著情形，黄汲清也有记，“丁文江先生遗稿的科学材料除有关人类学资料由中央研究院吴定良先生整理外，全部交由黄汲清保管，此种材料装满一大箱，这箱子从南京搬到了长沙，又从长沙搬到了重庆北碚，尹赞勋、黄汲清曾清点，大体可分四类，一是野外笔记日记本，地形图等是最原始资料；二是已编成的路线叙述，区域描述、地质剖面及图幅；三是丁先生所得材料而编辑成文的论文报告和采集各地化石表；四是各地各种照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云南的，一部是丁先生游历各地的风景照片集，因为目前印刷困难，故全部保留，以待将来选择要付印。 ”一部分照片已还给丁文渊等族人保管，因文革动荡，这部分基本荡然无存；现今能够有丁文江的相册存世，实属万幸；

丁文江对西南的地质考察同时也对少数民族体质进行数据统计，在从个旧回到昆明时，用英国皇家学会的“旅行者指南”中的图样，找兵工厂做了一幅量物体径的曲足规，加上几件普通的测量仪器、皮尺等，这就构成了调查人种学的工具了。丁文江调查测量了栗苏、青苗、罗婺、猡猓四个民族，都记录在他的《漫游散记》中，计划用于其“中国人体质之分类”的研究论文。

吴定良先生著有《丁在君先生对于人类学之贡献》一文说：“七八年前，在君先生即开始搜集材料，共计65组，其中由在君先生亲自测量者 14组，约共1100余人，尤以蜀黔滇等边境诸土著民族测量材料为最可贵。在君先生与许文生、葛内恩两教授共同测量者两组，其余则为他人测量而经在君先生校审认为可作比较资料者。”
   吴定良先生又说：“人身测量学之价值，全视其测量之正确度而定。在君先生平时就对此点特别注意。其所采用的材料，据许文生言，他曾费半年时间检验各组测量数值。如某组或某项测量有可疑或欠准确者，必尽使除去。其治学之精严如此。”
   “测量之结果又视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有三种，皆统计学上认为最精确者。此实国内用数量方法研究科学之先导”。
   丁文江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不限于人种学，1923年他发表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就应用了统计学的方法。而最精确也最有成绩的是，他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生物学。

前述黄汲清院士提及丁文江遗著中一部分关于人类学资料由吴定良院士保管，就包含蜀黔滇等边境诸土著民族统计资料，吴定良视之为珍，与自己呕心沥血所测得人类学统计资料一起小心保管，他不断学习丁文江的统计方法，从中汲取精髓融会贯通，应用于自己的人类学统计研究方法中，成就为中国体质人类学主要创始人和奠基者。

《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中提及“吴定良之死及身后的“盖棺论定”一文中描述了文革中吴定良院士遭受迫害，看到自己珍藏多年的统计资料，尤以丁文江遗留部分统计资料为珍贵的文件袋被红卫兵们强行掳走时，心脏病发作当场瘫痪，于1969年3月24日不幸辞世，成为我国人类学事业的重大损失。

至此，吴定良手上保留的丁文江人类学资料部分几乎湮灭殆尽，只有少部分资料和吴定良院士部分资料散落民间，此次这部分藏品就是这部分留存下来的珍贵资料，

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将于7月7日于西泠印社拍卖，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