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租房做学问（胡荣华）

小熊

　　被傅斯年称为“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的丁文江，是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开山鼻祖。他曾是梁启超的英文老师，被李济、蔡元培、翁文灏、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朱家骅等上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大腕儿予以高度好评，公认为是讲究科学和人格的化身。1921年，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来到天津，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一段租房做学问的惬意岁月。

　　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的传奇早年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丁文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887年，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1902年秋，15岁的丁文江随近代教育先驱、长沙明德中学创办人胡子靖东渡日本。因日俄战争在即，局势紧张，人们都无心读书，丁未进正式学校，而是与李祖鸿、庄文亚等反清中国留学生交往密切，过了一段“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1904年，丁文江从庄文亚手中看到吴稚晖从苏格兰爱丁堡写来的一封信，信上批评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说“留英读书并不太贵”。2月的某一天，在日本只读了一册英文课本的小青年丁文江受到启发，和李祖鸿、庄文亚一起，提上行李箱，离开东京新桥车站，赴英国读书了。对于这样的果敢，当时在东京和丁文江同住神田区一个下宿屋的汤中和回忆称：“我最佩服在君（丁文江）离日赴英的勇气，在君在东京不过读了一册英文课本……这样的壮志，这样苦学的精神，无论何人没有不佩服他的。”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附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统一会”）成立，由张继煦任总干事，汤中和是三参事之一。

　　汤中和口中的“苦学”，主要是指丁文江在英国求学的那段充满艰辛而又颇具毅力的求学生涯。赴英国初期，凭借康有为和其女婿罗昌的旅费资助，丁文江来到林肯郡一座名为斯波尔丁的小城，在斯帕丁文法学校学习。住宿地离学校有段距离，为了节约开销，丁文江每天走路上下学，他曾对汤中和讲起过在斯帕丁文法学校上学时“往往遇到下雨，袜子总浸湿了。归寓以后，把袜子脱下晾干，至明早再穿上到校”，因为只有一双袜子，所以无法替换。凭借这种勤学苦读的精神，在两年预备期满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英国最高学府剑桥大学。在剑桥上学属于自费，1907年，因经济拮据，丁转入格拉斯哥大学，三年后获得地质学和动物学双学位。英国留学期间，丁文江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其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写作的能力就是在此时期培养起来的。

　　1911年4月，丁文江毕业回国，按当时清廷的规定，到北京参加了以末代皇帝溥仪名义在紫禁城举行的殿试——京师学部留学生考试。10月发榜，丁文江名列最优等，被授赏“格致科进士”。六天后，辛亥革命爆发，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榜的“海归”进士。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之下设立地质科，以章鸿钊为科长，后随政府北迁。1911年在北京参加京师学部留学生考试期间，丁文江认识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系的章鸿钊，在同批考生中，章鸿钊以“最优等成绩”名列第一。1913年2月，丁文江应召赴北京做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不久，便与章鸿钊共同在北京创办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6年他再次与章鸿钊携手，拉上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一起，搭班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这两个机构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和科学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中国第一代地质工作者多出自其门下。丁文江也以对这两个机构的组织建设之功，被尊称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

　　为生计所累奔赴天津

　　丁文江家庭负担很重，而丁本人又是一个极具人格操守的人，在大家族中俨然承担着大家长的角色。丁家本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丁文江的父亲丁祯祺生有一女七子，丁文江是老三。然而，丁祯祺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甩下一大家子人，丁文江便接过父亲的重担，用自己赚取的有限薪水支持家族成员生活、读书等开销。与丁文江同父异母的弟弟丁文浩的妻子张紫珊曾颇为感激地说：“我们老太爷作古时，四五六七几位兄弟全在稚年，那时二哥也才出来做事。但他毫不迟疑地负起责任，一个个带在身边教养，他的护持是为父兼母的。” 领导过五四运动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因脾气大有“傅大炮”之称，一向眼光高过顶的傅斯年与丁文江关系非常要好，他在说起丁为大家族奉献的事上对丁的品行赞誉有加：“在君对他的兄弟，又是一位模范的人格。他同母的，一兄二弟，异母的，三弟。从他的老四以下，求学的事总是他在操心。”

　　1911年，丁文江与未婚妻史久元完婚。史久元性格随和、待人真诚、周到礼貌、和蔼可亲，持家也很有条理，堪称传统中贤惠妻子的典范。但是她身体不好，总生病。另外，按照傅斯年的说法，史久元的习惯、思想与丁文江也不全在一个世界中。虽然如此，丁文江还是竭尽所能地扮演着模范丈夫的角色。傅斯年回忆说“他之护持她，虽至新少年的恩爱夫妻也不过如此……她不断的病，在君便伺候了她二十多年的病，不特做她的保护人，并且做她的看护生。”夫人的病体也时刻提醒丁文江要努力赚钱养家。

　　在北洋政府农商部工作期间，丁文江结识了时任农商部次长的刘厚生，并与之成为朋友。1921年，刘厚生和京奉铁路局交涉，成立官商合办的北票煤矿公司，资本为五百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公司办事处设在天津意租界，刘厚生自任董事长。因为丁文江办事能力极强，刘便邀请丁文江出任总经理。在欧美留过学，有远大见识的丁文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为不耽误弟弟们的学业，丁文江很努力，但地址调查所的薪水终究不够负担一大家子的诸多开销。为多赚钱，丁文江答应刘厚生的邀约，辞了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来到天津，专办北票煤矿事宜。对于丁文江辞职的原因，好友胡适证实说：“在君为了家累太重，就辞了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

　　与董显光合租房子

　　丁文江是1922年4月12日正式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科学委员会的正主任，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同社录》登记簿上，丁文江留下的地址是“意租界东马路北票公司三十八号”，这是丁文江在天津工作的地址。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在政局动荡和实业发展中，有若干遗老政客名流寓居的天津掀起一股地产投资热，房价地价水涨船高。在严峻的住房压力面前，租房和借住成为一些在天津谋职人士居住方式的首选。即便是学者名气再大、办事能力再强，如丁文江，也不得不顺应这一潮流。初来天津的头一年，为了专心工作，丁文江并没有带家眷，而是和时在华北水利委员会供职、同时兼任密勒氏评论西报驻华北副主笔的董显光在意租界三马路十三号租了一个通楼作为寓所。董显光早年在浙江奉化龙津中学工作期间，曾经当过蒋介石的英文老师，191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在《纽约时报》当过兼职记者。全面抗战爆发后，董显光在上海租界从事反日宣传，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1942年，董显光随蒋介石出访印度，与甘地会谈，同年底，又随宋美龄出访美国，1943年再随蒋介石远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新闻宣传领域，曾经和丁文江在天津同屋而赁的董显光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丁董二人租赁的通楼面积不大，在中间隔为两间，董显光住后间，丁文江住前间。董显光也是1887年出生，和丁文江同岁。这两位35岁的有志青年在一种基于理解的默契和互相激励之下，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董显光每周要替密勒氏评论报写两万多字，每天从水利委员会回到住处，便埋头对着打字机写文章到深夜。丁文江也有他自己的忙法，他是一个极其注重工作效率的人，蔡元培说他“案无留牍”，胡适评价他是“第一个中国大官卸职时半天办完交代的手续的”。他从不带着工作回家，租的房子离煤矿公司不远，他在公司把所有事务办完后，回到寓所就用闲暇时间做学问、搞研究、写文章。董显光在回忆文章中称：“在君也和我一样，不爱看电影，也不爱交际。煤矿公司的事务办完，便回到寓所来，忙着翻译各种中外典籍。”

　　因为大家都太忙，谁也没有时间做饭，丁文江和董显光雇了一名华北水利委员会的工友，名叫延升的，替他们准备早点和晚餐。丁文江爱吃红烧肉，董显光也不排斥这道菜，于是黄豆烧肉就成了两位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补充能量、满血复活的不二之选。董显光回忆起这一段，曾说：“我们吃得非常简单，只是一菜一饭。在君爱吃黄豆烧肉，这个菜，我们同住在一起的一年中，几乎成了我们每天所必有而仅有的菜肴。”丁文江的这个习惯也得到了丁文江侄女丁子霖的证实。1936年1月5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去世，丁文江的妻子史久元在丁去世后回到苏州，经常去上海丁子霖家中小住。她以丁文江为话题，给后辈们讲了许多关于丁文江的事。根据史久元所述，丁子霖说：“他吃肉只吃红烧肉，认为大块肉才算荤菜，要是切成肉丝掺杂别的东西一起炒了，回家吃饭就要说今天吃素了。”

　　广博才学让人折服

　　出生于天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曾评价丁文江，说其是“学术界的政治家”，此言不虚。丁文江任职北票煤矿公司，只是养家糊口的权益之举，从骨子里来看他还是一个学者。但他有自己的抱负，同时也是一个务实的人，居住天津期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的学问，多数也是济世的学问，与政治有关。

　　据董显光回忆，丁文江和他同住天津意租界期间，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丁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过去五百年中国宰相籍贯考据的著作，得出结论称中国宰相出生于南方的占多数，而其中尤其以籍隶江苏省北部的为多。董显光表示不理解，认为丁既然是一个地质学者，何必浪费时间做这种无关紧要的研究。有一天，董终于憋不住心头的想法，开口劝丁文江，不如把这些研究学问的时间拿去找金矿银矿。可是，丁文江却很认真地告诉董显光：“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丁文江并没有接受董显光略具功利的建议，董显光却被丁文江广博的学识和治学精神所折服。丁偶尔会把读书心得如山海经般地讲给董显光听，董不仅觉得他博学，而且盛赞丁 “中文、英文和德文造诣都极深，而治学的范围又极广，因之，天文地理无不通晓”。在丁文江的鼓励下，1926年2月，董显光在天津办成了影响力仅次于《大公报》《益世报》的第三大报。

　　不只与丁文江同住的董显光，上世纪20年代初期远在欧洲留学、后来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也对丁文江的才学敬佩有加。1922年至1923年间，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的罗家伦，偶尔读到了丁文江的政论文章，当时便觉得作者“思想的清晰，笔锋的犀利，字句的谨严，颇有所向无敌之概”。五四运动时期，罗家伦和傅斯年同为学生运动领袖，动员力很强。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国内学界人物给罗家伦发了一封三千多字的英文长电，期望罗家伦以学生身份，充分发挥游说各方的特长，争取欧洲友人同情。当时，罗家伦正在整理国内有关五卅惨案的情况介绍，他发现多数国内的来电，感情发泄色彩重，缺少对于事件真相平静的叙述和法理的判断。这份由丁文江起草，胡适、罗文干、丁文江和颜任光共同署名的文电则不同，罗家伦高度评价这份材料：“以很爽朗锋利的英文，叙说该案的内容，暴露英方军警的罪行，如老吏断狱，不但深刻，而且说得令人心服。每字每句不是深懂英国人心理的作者，是一定写不出来的。”后来，罗家伦将这份文件印了五千份，加上一个名为《中国的理由》（China’s Case）的题目，提交英国职工联合总会秘书长席屈林，由后者分送英国朝野，终于争取到工党议员在英国议会为中国说话。

　　南开校董的科学修养

　　1920年代初期，南开校长张伯苓邀请在北票工作的丁文江出任校董。1925年冬，南开大学矿科创办人李组绅、矿科主任薛桂轮专门攒了一个饭局，宴请校董丁文江，请其为学科建设出谋划策，同时邀请南开的其他几位教授作陪。1923年开始在南开大学任教，时任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在受邀之列。这是两位学界大咖的第一次会面。

　　丁文江的相貌最特别之处是两撇翘起的如德国威廉皇帝式的小胡子和他那不屑一顾、藐视一切的小眼神儿。对丁文江以“大哥”相称，并视其为最好朋友的胡适，曾这样描述丁的神态：“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胡适从丁文江那里见识到的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阮籍青白眼对人的风采，蒋廷黻也同样领教到了。蒋廷黻回忆与丁文江的首次见面，说：“见面的印象，照我现今所记得的，第一是他的胡子，第二是他的配有貂皮领子的皮大衣，第三是他那尖视的眼光。”

　　在外国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是丁文江为家人和朋友所共知的饮食习惯。席上，丁文江坚持自己的这种卫生习惯，先用绍酒洗了杯筷。大家都说客套话，互相恭维，但他说的客套话很少。对主人点的菜，他没有称赞，也不说不好，表现出一种不虚伪、有礼貌的绅士风度。后来与丁文江接触多了，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蒋廷黻得出结论：“在君不但在研究地质物理的时候务求合乎科学的方法，就是讨论政治经济的时候，或批评当代人物的时候，或是在起居饮食上，他也力求维持科学的态度。”

　　在天津的这次宴席上，丁文江三句话不离本行，谈论的焦点话题主要是有关煤矿的事情，偶尔也夹杂一些关于时政的评论。他用务求准确的语言具体谈到了内战，谈到了中国的军阀和军队，谈到了军人的教育。他说许多军人是爱国的，至少是想爱国的，有些实在是高度爱国的。军人中的许多都具有绝对的天资，只是他们没有受过近代式的教育。如果对军人施以近代式的教育，他们可能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他还用曹锟在保定驻防期间放小兵回家尽孝道的案例，来向一席人阐述，厚道是如曹锟之类的军阀作北洋巨头的技巧之一。这些独到的见解，让本来在内心深处将军阀等同于强盗土匪的蒋廷黻，受到极大触动，蒋中肯地承认称丁文江的这一段谈话是他研究中国实际政治的第一课。对于丁文江广博的学识，这位后来的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心悦诚服地表示：“在君的知识简直是骇人的。军阀个人的籍贯、年龄、出身、天资的高低、教育的程度、生活的习惯、彼此的关系、部队的数量、素质、配备等：在君几乎是无不知的。就是当时日本的专业军事密探都不能比在君知道的更多或更正确。”

　　1926年，丁文江在孙传芳的邀请下，怀揣对政治的自信力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从天津赴上海，担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做了一次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失败尝试，这也成了他人生中最被人诟病的一段。

图① 丁文江

图② 天津意租界老照片

图③ 董显光

图④ 大学时代的丁文江，1910年摄于苏格兰野外考察途中

图⑤ 天津旧时房屋租赁广告

来源：《今晚报》http://epaper.jwb.com.cn/jwb/html/2019-05/17/content_12_1.htm

吴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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