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学人何卓甫（何锡龄）

小熊

并非愉悦的童年

一八八三年古历十一月十六日天将破晓时，古镇黄桥运粮河西侧的何氏大宅院中，第四进东侧的房间里，一个男婴“哇哇”的啼哭声迎来了满天彩霞。当助产婆拉开房门，向客厅内等候一夜的男主人何作斋道喜时，这个有得贡生之名的读书人，虽因拙于言词，但也起身行礼作拜，涨红了脸说了句“多谢”，旋即便又埋首于桌上的一张红纸上，面对那上面所拟写的众多名、字、号细细推敲起来。

这一男孩后来定名云汉，字卓甫，号“伯远”。在这里，取名云汉，自是盼孩子将来能出人头地，像翱翔天空的鹰一样；“伯”，本为兄弟排行序中的老大，而在这里，则寄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弟弟妹妹；“远”，则为家族谱序中“继述绍宗远，启承永世昌，学广传先德，育荣作栋才”这二十个行辈用字中的远字。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从时间上来推算，何卓甫的出生日，乃至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正是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满清王朝由昔日的强盛走向衰落之时。而作为黄桥镇上这一名门望族的何姓，自明至清，三百多年来，何卓甫，这个明弘治年曾任监察御史何棐的二十二世孙，家族中昔日拥有四进士，十举人，八十三秀才的辉煌已一落千丈，而坐享其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子孙，大都堕入颓废没落的边缘。

父亲作斋因狷介耿直，与人相处，既不善阿谀奉承，更不会吹牛拍马。面对族中少数兄长和长辈的醉生梦死，狎妓嫖娼，有的甚至娶起几房姨太太，由此典房卖地等丑恶行径，牢记“正直端方，不嫖不赌”家训的他，自是对这一切看不顺眼，牢骚满腹，除言语抨击外，有时还要骂上几句。人是痛快了，但由此更招致那些人的当面奚落和背后漫骂。

因仕途无望，这个既不善稼穑，又无经商本领的书呆子，由此仅靠祖传的32亩田的地租度生。而一旦遇上风暴雨涝、蝗虫等自然灾害年月，面对地里庄稼颗粒无收，佃户痛哭流涕的惨景，他除气得骂一声“入他娘娘的”的粗话外，后也只能以摇头叹息而完事。为生活计，从而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在家门口面巷处开了个买卖棉花的小店。

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何卓甫，其身心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而父亲在言谈中的“宁与君子打搞，不与小人叨叨”、“相夫软绵绵，染子硬似铁”、“淡笑当如哭”、“屙屎让你三丈”等含有民间智慧和哲理式的格言式教育，以致让他牢记在心，并由此作为与人交往与处世的准则，并在家族中流传至今。

更能说明这一切的，是他在年近40岁，以笔名寄沤创作的一部长篇文言小说《天涯叹命录》。在文中，他假借一男子因船沉溺海，弟妹失散，飘落到一座荒岛上的苦难境遇，表达出主人翁无可奈何的心理困境，实为他童年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后，获得60元大洋的稿酬。我手写我心，以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反映历史，是黄桥镇，也可以说是泰兴县历史上的第一人。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正因长期囿于小镇一角，看不到外面风云激荡的世界，眼界自为狭窄，从而也就为他人生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梅花香自严寒来

家族灰色晦暗的环境，虽说未给他的童年带来愉悦，但读书，却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快乐。从六岁启蒙，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到课帖习字，再进入《四书五经》，汉赋元曲、唐诗宋词的学习，历经整整10多个年头。在这里，父亲是主讲老师，母亲何叶氏则又是最好的课外辅导员。作为泰兴的叶姓女儿，其家族是宋初由浙江兰溪迁徙来此，而定居姚家垈的这一房，其父又曾任过兰溪知县。由于她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除对经、典、子、集通晓熟悉外，其温良贤淑在整个家族中也是有口皆碑的。父亲的传授，使他掌握了深厚的古文知识，而母亲的待人接物，言谈论事，又为其具备良好的人格作出了榜样。“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遵循家族中的这一古训，从而他的一生是以老实厚道而闻名。所有这一切，也就成了后来坐馆执教，能被多数人家延请为家庭塾师，座无虚席，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何叶氏虽说在中年就因病去世，但何卓甫到晚年仍对母亲怀念不已，自编的诗集中多次提及，感恩之情溢满纸张，让人读后唏嘘不已。

作为一名学人，虽说他在二十岁时就因考中秀才从而成了小镇上的名人，但他并未以此视作高人一等的资本。纵然在其后执掌学校，有了校董、理事等诸多头衔后，但待人接物，仍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左右邻居，清晨相遇，无论身份尊卑，年龄大小，总要先行打一声招呼，道一声早安。几年前有人在小报撰文，说他能考中秀才是因有文曲星的祖宗照应，一个身骑高头大马，手执云帚的汉子，在他头顶和周身上下扫了一遍的结果。笔者出于对传主的赞颂，无可厚非，但他并非神童，也不是才子。忽略他十多年“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事实，这就不对了。卓甫若地下有知，必然也会以一声苦笑待之。

更能以此作证的，纵然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家中四只书橱里尚余有上千册古籍，《新青年》、《小说月报》、《礼拜六》等众多五四运动后涌现出的新文化刊物；其二是其长女何莹如女士生前曾讲，他父亲曾有过一本英汉对照辞典。起因是丁西林回家完婚时，看到他与丁廷标在婚宴上用英语开玩笑，让他羡慕不已，事后便托人从上海专门买来一本英汉辞典，用于自学；其三就是在他病逝前半年，受黄桥镇工农兵医院院长何启贤委托，为其完成上级所交的李时珍《本草纲目》修订本审阅工作时，虽说已年老多病，但仍到处找人或查阅相关资料，可见他学习的精神有多强。

设塾授课留余香

戊戌变法，国家废除了以科举取士的制度。原本想再通过举人、进士的考试，登上新的台阶希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接掌父亲的棉花小店，自非其愿。而在家庭多年来为供他和四弟（北京大学预备班）读书，二弟已到人家店铺当家徒，三弟成为走乡串村的卖布郎的情况下，作为长兄，为挑起家庭重担，从而不得不扬其所长，用家中两间闲散的房屋办起一座私塾来。

消息一经传出，头上顶有的秀才这个光环，很快就吸引了五六户人家将子弟送来，后来人数竟多至10数人，这在当年镇内所有私塾中，能一下子招这么多人，恐怕也是个异数。

这些子弟，大都为镇上的豪门和殷实之户的后人，家长眼界之高更是可想而知。但他的讲授，与那些读死书，死读书的私塾老师不同，常以启发式开始，并在课余时在家中的大天井内，组织起诸如拍手掌、丢手帕、猜字谜等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戏活动，对学生责罚或打戒尺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有着东方“喜剧大师”美誉的丁西林，因曾在这儿接受过启蒙教育，故对这位姨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他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时，为感师恩，除多次来信问候外，1919年获得理科硕士学位时，还专程寄来一张头戴硕士帽的全身照及几张日常生活照；而在他回乡完婚的喜庆宴会上，又特地将卓甫老师延请至主座位上。

时隔50多年的1963年春，丁西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江苏视察组成员，返乡后又一次专门到他家拜访。得知他早已去世，面对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其继弦杨子宣，但仍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师母，由此可见对老师的敬仰之情有多深久。

同样，当何卓甫晚年因病魔缠绵于病床时，早年间学生，时为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老师的李人鉴，专程从那里赶到黄桥登门拜望。在那政治运动不断，能冒此风险，且人均生活费仅为4至5元的年代，一下子就递送上15元。此情此景，让陪同的家人们感动万分。

家庭任塾师其间，因他在辛亥革命元勋朱履先家授过课，循循善诱的教学法及端正的人品，由此为朱履先父亲朱瑞卿所看重，听说他夫人因病亡故，家中撇下二个未成年女儿无人照顾时，便主动作伐，将在其家中帮佣的杨子宣女士介绍给他，结为伉俪，从而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这一批人数不多的学生中，常为后人提起的还有：曾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的丁延标；两度出生上海同济大学校长的丁文渊；该校教授丁燮和；创办私立黄桥中学的丁廷楣等等。

创办学校结硕果

192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何卓甫，第二年经镇上乡董举荐，出任黄桥崇实两等小学校长。

1923年秋冬之间的一天，旧日学生，刚从国立北京工专学校毕业的韩秋岩，来到了何卓甫家。当他听说其奉母之命，想在黄桥镇上创办黄桥中学之事后，大为高兴，极力称赞。为促此事成功，他又通过寻亲求友，筹备了500银元用于资助；当时为解决师资不足困难，他则邀请友人严则韶（两江师范毕业）、同族兄弟何济生（南通师范毕业）回乡任教。后在资金缺口仍很大的情况下，他又去信与正在上海大同学院读书的丁廷楣协商，丁廷楣满口答应后，又鼓动族中兄弟丁廷标(曾任青年党江苏书记)一同参加。

为不耽误开学日期，在校舍尚未建成之时，何卓甫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出面与黄桥布业公所协商，租来该处腾出的三十间房屋。开学后，他虽被推选为学校的总务主任，但实质上却为一名不挂名的校长。大事小事找上他后，总是尽力而为，不推诿，不敷应，有时自己还要倒贴车旅和招待费。

因新建校舍超支，为弥补亏空，他任教和兼职的二三十年间，坚持做到了薪金分文不取。据其子何珂回忆，其母在世时曾说，建校初期，一切都因陋就简。为了节省开支，他父亲曾将家中的一张红木桌子、八张红木椅子、八双象牙筷子拿到学校，供教学和就餐所用。后因其祖母有病，为晒太阳和饮食卫生，这才又从学校拿回一张红木椅子和一双象牙筷子，现这两样东西仍存在家中。

学校创办时的六位董事，其中除严则韶比何卓甫略年长外，其余几位，不光年纪较轻，且大多是他昔日的学生。但在日常说话和交往中，他从不倚老卖老。面对具体工作，更是做到严格按章程办事，更不擅自越权，自己说了算。作为总务主任，面对几万元大洋的建筑工程，迎来送往的人际交往，不是以此借公济私，中饱私囊，而是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因长期不支薪，为贴补家用，从而在学校授课外，又不得不到小学去兼课，晚上则又兼做镇上义和钱庄的帐房先生。后来，这家钱庄虽因亏本而关门，但他的人品和高贵品质为这里的老板丁秉之所折服，两人遂结为儿女亲家。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何卓甫的教育方法、古文造诣、以及诗词文章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曾在黄钟小学读书的许万铸先生，至今还能回忆起这六十多年前的往事。他说，何卓甫先生不光是校长，还兼国文课老师。他上课时能做到深入浅出，将现实与历史相结合，融会贯通，好记易懂。写作文是每个学生最感头疼的事，而他便作出示范，将自己所写的诗歌、文章讲给大家听。三十年代，由他作词、何济生作曲的黄中校歌，歌词中以“智、仁、勇”为主纲，提出“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要求，曾传诵一时。

当时在每天清晨，学校总要举行晨会，背诵总理遗嘱。每周还有一次校会，这些活动大都由他主持和训话。除此以外，学校还开展了诸如武术表演、乒乓球比赛、文艺汇演，家长恳谈会等各种活动。时至今日，许万铸先生对他当年所写的一首七律诗仍有记忆：

似水流年一旬过，

声声腊鼓送残波。

身因作客愁无奈，

壮不如人老若何。

洪乔昨有平安报，

儿女灯前笑语多。

教学之余，为鼓励学生从事文学创作，在他的倡导下，黄中当时还创办了一本校刊。创刊号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教授、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胡适等都在上面题了词。一个普通的中学，能受到这么多的社会名流青睐重视，何卓甫在这里，可以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期刊物，除有言论及诗词歌赋外，署名何××（名字已忘）的一篇小说，就是由何卓甫修改定稿的。其内容为一个地主家的少爷爱上家里的丫环，人物命运与巴金名著《家》这篇小说中的觉慧极相似。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反对封建礼教的浪潮，已经何卓甫这一代人的努力，在小镇黄桥掀起阵阵波澜。

而他任教时所写的“祭六一儿”文，时至上世纪60年代初，黄桥中学还曾作为范文提供给学生阅读。文中开篇的“汝非五岁，实则三年八月尔”这种开门见山之句，至今尚为人所称赞。

为人师表，何卓甫不光对学生热心教育，还能竭力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除日常为一些贫困学生代垫学费，提供笔墨纸砚外，对一些毕业的学生，还通过各种私人关系帮助谋取出路，找到理想的工作。

救助难民  以民族振兴为荣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11月，上海失守。当江阴沦陷，上千难民从江南逃往黄桥时，面对满街凄苦惨状的众多难民，何卓甫在校长外出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身份，主动出面，经他的呼吁和号召，黄中和黄钟小学的校舍全部腾了出来，供难民居住。为解决这批人的衣食之难，他又四处奔走联系，发动地方各界出钱捐物。在被公推为黄桥难民救济会会长后，更是多次来往奔走于黄桥与泰兴之间，求助县府拨粮给钱，解决因难。此活动前后历时一年多，后直至泰兴县红十字会接手才结束。

1940年，新四军东进黄桥，他和朱履先等一批开明绅士一起，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为响应“二·五减租”号召，作为何家祠堂的掌门人，也就是这一姓的族长，他让手下人将所管帐簿如数交出，祠堂公产田亩如实上报，做到了实事就是，不瞒不藏，从而为开展的减租活动带了好头。新四军北撤时，朱履先曾动员他一起北上，因杨子宣此时又怀孕在身，故而未能同行。

1947年初，为整顿商业秩序，介于他的名望和身份，国民泰兴县政府委任他为黄桥镇商业整顿委员会主任委员。历时半年，将因日寇入侵遭致破产的行业工会由过去增至15个，会员人数也从日伪时的419人激增至1068人，翻了近1.5倍。

介于他曾任伪职这件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反”运动中，他被列入追捕对象，但他在众多的学生所保护下，后在1955年夏才从上海平安回乡，由此也留有了一个“贫农父亲”的政治笑话。

但在上海期间，笔耕不辍的他，通过回顾自己的一生，从而又编撰出一本以“沧桑集”为题的诗集。原泰兴中学校长叶复初从其中学同学何启民处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借阅后更为其才华所倾倒，迅即派专人到黄桥查询，拟聘请他到泰中重执教鞭。遗憾的是他此时已沉疴在身，这一计划才不得中断。

1956年8月18日，享年75岁的何卓甫终于落下了人生的帷幕。作为一个生于清末，历经民国，伴随新中国成立，开展经济建设时代的这一代学人，虽因历史的误会，受到了种种不公平的对待，但他的书生本能，仍对教育事业钟情有加。在他去世前的1955年秋，时为县政协委员的黄中教师王吉六去县城参会时，他还特地赋诗两首，为这位昔日的老同事壮行，“共与桃李舞东风”的诗句委婉地表达了仍想执教鞭的心愿。由此，1994年黄桥中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日时，原中共扬州地区专员、满头银发的老干部黄云祥在会上回忆起当年的黄中生活时，就曾激情满怀地讲，教我们国文的何卓甫老师，教学认真，嗓音响亮，讲课时能联系历史事实，故事性和趣味性很浓，学生从不打瞌睡。深入浅出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使我们对岳飞的“精忠报国”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就为我以后确立革命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这些，应是对何卓甫从教一生的最好评价。其奋斗坎坷一生的历程，也必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

云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