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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文化，就“说”和“唱”这两字来讲，我所知的，这“说”，就是指说书；“唱”，是由二人组成，一人敲鼓，一人敲锣，演唱时以敲鼓人为主，敲锣人随着鼓声应和，老人们俗称“唱鼓儿书的”。除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外，新中国成立前后，我曾在家居街道商家门前，见过由一身穿长衫的中年男子和一头梳发髻的女人，男的身携一根长近五六十公分的毛竹筒，用手敲击竹筒底部，女的在“驳驳”的敲击声中进行演唱。当时，大人们唤作“唱道情”。除上述这三种情况外，是否还有其他形式，我就不得而知了。 “说书”，作为民间人民群众的一种娱乐活动，我翻阅泰兴自明万历至清宣统及半部民国等六部旧志后，均未查到记载。现在想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恐与说书人在旧社会被列为“下九等人”这一历史事实有关。遵命而作的正统史学家，是不会也不可能记载的。 但说书的历史，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可追溯到先秦时代。除此以外，宋代大诗人陆游还留有“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这样一首诗。世人皆知的扬州评话，俗称就是“说书”。近人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就称这种扬州评话是“继承宋元讲史的评话，在清代特别发达，最初的中心地是在扬州，其后全国各地均有以方言敷说的评话。”权威学者的这一论断，作为昔日隶属扬州的泰兴，说书这一行业将不会默默无闻吧！ 孩童时的记忆中，时间约在1955年夏季吧，黄桥南坝桥东侧水码头北岸，就还有着这样一家书场。 长长的一间屋，门口竖有一块大大的广告牌，上署由扬州著名评书大师王少堂亲授弟子某某某（姓名已忘）来黄表演，中有《清风闸》三个大字，下署票价一角，欢迎光临的字样。 我是暑假中闲逛走到那儿的。当时站在门口向里望去，只见屋里摆放着四排课桌，东西各一排，中间有两排。北边顶头处的一张长条桌后，坐着一位说书先生，年龄约在四十岁左右。虽说天气炎热，但屋内几乎是座无虚席，且每人面前都摆放着一只白瓷茶杯，管书场的那个女人逡巡其间，手提一把鸭肚状的紫砂大茶壶不停地为听客续水。更有甚者，在座的听客虽都各持有一柄纸折的扇子，但那位说书先生还身穿长衫。 记忆中，评书讲的是市井无赖皮五辣子的故事，亲切、熟悉的日常市民众生相，说书人在其中插科打诨的动作和笑料，一下子就将我吸引住了。这里，每天下午一点开场，我连续在这里当了三天站客，吃了三天“白食”。到第四天时才因没钱买票而被赶走。说书这事，就此也算翻过一页。 退休后致力地方文史调查，我这才知道，旧时在黄桥，南坝桥下高喜园处，也曾有一家说书场。这里一位彭姓老艺人说书时，因“一马放到高楼上”偶尔失言，引起哄堂大笑。急切中，他迅即将响堂木一拍，以“人能腾空马驾云”这句话解了围，就此成为笑谈留传在民间。 文革期间，我在省北方山区煤矿工作时，附近的农村有过这样的说书人。那个炎热的夏季，偌大的打谷场上，挤着满满的人。这个说书人，除说外，还时不时敲着面前的一只小鼓唱上几句。当地将这也叫做唱鼓儿书。其时为避“四旧”之嫌，开篇总要先讲一段现代侦破故事，其后才唱人所皆知的《七侠五义》《薛刚反唐》等古书。至今留有印象的是，一次，因年轻的说书人唱功不佳，看着听者背身离去的身影，旧时曾为说书艺人的一位同事，挺身而出，慷慨激昂的唱腔，绘声绘色的表演，又将听众拉了回来。 而在泰兴城内，据几位年事已高的老人讲，民国时期，原后熊王巷内，也曾有过这样的一家书场。 黄桥和泰兴的这几处书场来讲，人们现大都对其由来及历史已说不上来。由此我想到，就泰兴旧曾属泰州，明末清初泰州艺人柳敬亭红透半边天的这一历史，作为昔日为泰兴辖地的口岸，距那里最近，到那里查询一番，可能会有斩获。如果再将范围扩大至宣堡、广陵、蒋华等旧时7个行政建制镇（现我们称作古镇）所辖区域，深入调查一下，谅也不会空手而归。 至于说书之话本，老人们忆及的有《清风闸（后更名为皮五辣子）》《三国演义》《水浒》《罗通扫北》《杨家将》等等。黄桥一带民间，清时流传的话本则又有《扒抢记》，现人的研究中，城区及西乡一带，大多为《玉如意》。 因我对农村不熟悉，对鼓儿书谈不出什么具体意见。但作为泰兴古老的民间文化，其浓郁的乡土气息还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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