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传(转自二十世纪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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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传(转自二十世纪新史)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出生在一个富绅之家、书香门第，弟兄７人都在贤淑的母亲训诲下养成了好习惯、好品德。５岁时已识字很多，四五年内，不但读完了“四书”、“五经”，还会吟诵诗词、作对。老师出上联“愿闻子志”，他即应声答“还读我书”。老师叹为神童。11岁时，作出了《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这样洋洋数千言的长文。他自幼在古典文学、历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5岁时，发生了他一生转折的大事。当时任他家乡泰兴知县的龙璋，字研仙，湖南攸县名士，维新派政治家（辛亥革命后作过湖南省民政长），听说本邑有一神童丁文江，就叫丁父带丁文江去县衙面试。龙出考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他下笔千言，阐发分明。龙璋叹为“国器”，收为弟子，并力劝丁父送丁文江去日本留学。
    1902年秋，丁文江到日本后，住在东京神田区，与很多留日学生一起参加“写文章、谈革命”的活动。1904年初，日俄战起，我国东北惨遭蹂躏，中国留日学生愤怒抗议。丁文江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船经新加坡槟榔屿时，访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得其资助。他们到英国后，丁文江初在爱丁堡进修英文，后来转到斯帕尔丁镇念完中学。1906年，他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因负担不起高昂学费而辍学，远游欧洲大陆，在瑞士洛桑居住较久。1907年夏天，他回到英国，考进格拉斯哥（Ｇｌａｓｇｏｗ）工业学院预科。1908年转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１９１０年又把地质学升为主科，加以地理学为副科。该校地质学教授Ｊ．Ｗ．格列戈里（Ｇｒｅｇｏｒｙ）是一位有名的探险家型的地质学家，对丁文江一生事业有深远的影响。1911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得动物学与地质学双毕业文凭。
    学成之后，丁文江立即启程回国。他离开家乡整整９年，回国时，首先想到的不是高堂双亲，而是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乘轮归国不是在终点上海下船就近回家，而是在越南海防登岸，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开始了在祖国大西南的徒步旅行。这次旅行历时２月多，行程约万里，他饱览了祖国壮丽河山，熟悉了各地风土人情，为他以后几次西南地质考察打下了基础。他回国伊始就选择祖国大西南作长途旅行，增加感性知识，这表现出他对我国地质事业之开创和发展的战略眼光。
    丁文江回国不久，进京参加了“游学毕业考试”，获“格致科进士”。辛亥革命爆发，他在家乡编练民团，保境卫民。1912年，他应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聘请，担任化学、地质、动物、英文、西洋史等课教员，他以生物进化论观点编了《动物学教科书》，深受学生敬爱。1913年，丁文江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聘请，任该司地质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为中国地质事业奋斗生涯。
    丁文江也是一位爱国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并一度涉足政界。1922年，他与胡适之、陶孟和等筹组“努力社”，出版《努力周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进行了科学对“玄学”的论战，发表了《玄学与科学》、《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等长文。这场论战引起很多知名学者参加，得到社会广泛注意，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深重。1932年，丁文江又与若干朋友创办《独立评论》，发表对形势的看法，痛斥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
    1933年夏，丁文江出席第１６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由美国赴欧洲，历访英国、瑞典、瑞士，最后在苏联旅游访问了一个多月，回来后著有《苏俄旅行记》１０多篇，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之辉煌成就及苏联地质事业的飞速发展深致赞誉。
    1935年下半年，日本侵略气焰嚣张，向华北步步进逼，若华北沦陷，则北煤不能南运，南方能源紧缺，当时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急需就地解决燃煤问题。丁文江决定去湖南考察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他于12月２日抵长沙，５日游南岳衡山，６日冒大风登上主峰祝融峰。７日，他去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考察，亲下倾角４５°、斜深１７０米的矿洞量煤层产状与厚度。８日他回衡阳，由于宾馆新建房屋烟道不畅，生火取暖中，煤气倒罐室内，致使中毒。后由于医疗事故，致使胸腔化脓。１５日，移长沙湘雅医院救治，查明已并发脑中枢血管损坏。最后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1936年１月５日逝世，终年４９岁。
    丁文江的逝世引起学术界及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悼念。章鸿钊发表了《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一文；文末赠一副对联：“认责任内，无处可放松，治学然，治事亦然，识君以来，始信自强在不息；数交游中，惟真最难得，能让易，能争非易，从今而后，几疑直道与偕亡。”翁文灏发表了《七律：追念丁在君先生》四首；其中二二首云：“携斧曾经汗漫游，西南山谷最清幽。碧鸡金马云南路，漓水藤滩黔外州。霞客遗踪追绝域，粤湾车路达江流。搜罗多少详图籍。整理端须仔细求”。“一代真才一世师，典型留与后人知。出山洁似在山日，论学诚如论政时。理独存真求直道，人无余憾读遗辞。赤心热力终身事，此态于今谁得之！”当时在英国讲学的李四光，得噩耗时，正在把他的讲稿整理成《中国地质学》（英文）出版，他立即在该书“自序”中写道：“正当我的原稿整理工作将告结束时，传来了我的朋友和最尊重的同事丁文江博士不幸逝世的消息，如果我借此机会来对这位如此忠心致力于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人表示钦佩之意，或许不会是不合适的”。1937年，李四光借在长沙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之便，专程去岳麓山看了丁文江的墓地，表示了对好友的追思之情。
    丁文江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之初，就采用前任科长章鸿钊之方案，筹办“地质研究班”，后改名“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他自任所长，以他和留日归国的章鸿钊、由比利时归国的翁文灏三人为教学及行政骨干（不久他出外考察，所长由章鸿钊代理，并继任），招生３０名。他自己亲授“古生物学”等课程。他尤其注重增加学生实地工作之时间与机会，教导学生观察绘图、采集标本等，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至1916年，这批学员毕业，只剩下２２人，其中１８人得毕业证书，３人得修业证书，这１８人中大部分进了以丁文江为首的地质调查所，这便是章、丁、翁等为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其中不少都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名家，如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李学清、刘季辰、王竹泉、李捷、周赞衡、谭锡畴、徐渊摩、徐韦曼等等。丁文江真诚地爱护和培养人才，在他身边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有了实际锻炼与贡献之后，纷纷被派出国留学深造。当时多半去美国，如谢家荣被派去威斯康辛大学（1918—1920年），叶良辅被派去哥伦比亚大学（1919—1921年），朱庭祜被派去威斯康辛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1920—1923年）等。
    “地质研究所”停办之后，北京大学于1918年重办理科地质系，该系随时向地质调查所输送自己的毕业生。丁文江很关心该系之建设。1919年初，丁文江随梁启超、蒋百里、张东荪等赴欧洲考察战后形势，接着又去了美国，聘请了美国地质古生物学大师Ａ．Ｗ．葛利普（Ｇｒａｂａｕ）于1920年来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兼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
    1931年，丁文江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龄之聘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讲授《普通地质学》等课程。丁文江是一位极端认真负责的严师，他虽学识渊博，但往往还要以讲课时间的３倍用于备课。他精心编写讲义，准备挂图、标本也力求完备，本校不够的，就托中外朋友帮忙。由于准备充分，教学效果很好。他讲课诙谐生动，深入浅出。他常用些掌故小说及戏曲歌谣故事打比方，再加以科学解释。他常常亲自带领学生去野外实习，甚至牺牲自己假期休息时间。凡预定实习的地点，他必先去一趟，然后再带学生去。野外实习时，吃饭、住宿、登山、休息，他一概与学生完全一致。不论地质实习时间长短，一切所需物件都要求齐备。有时有的人以为一两天短期旅行可以随便对付，不须大整行装，丁文江却说：“固然有些地方可以对付，但是不足为法！带领学生必须照规矩，以身作则。不如此，学生不能有彻底的训练，且有亏我们的职责”！后来，给他当过几年助教的高振西撰文说：“这样的教师，丁文江先生，给予学生们的好处不只是学问知识同治学训练，他那活泼的精神，任事的英勇，训练的彻底，待人的诚恳，……无形之中感化到学生身上的实在更为重要。”丁文江在北京大学任教３年，这一时期的学生中亦不乏中国地质学界的骨干。如赵金科、王钰、张文佑、孙殿卿、崔克信、阮维周、卢衍豪、郭文魁、岳希新、叶连俊等等。
    1934年６月，丁文江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于是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职，前往南京上任。当年秋，他又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及地质系系主任李学清之聘，兼任该校地质系名誉教授。
    丁文江不但关心高等学校教育，也关心青年学者的出国进修。1934年秋，李春昱考取河南省公费赴英留学，丁文江专门打电报叫李过南京时与他见面，丁文江力劝李春昱改赴德国，一方面因中国地质学家中学德语者尚少，另外，丁文江在华盛顿参加第１６届国际地质学大会时结识了德国大地构造学权威汉斯•史蒂勒（ＨａｎｓＳｔｉｌｌｅ），知他辅导学生极认真。李春昱决定改为留德，丁文江为其办了一系列转移手续。后来，李春昱在德国柏林大学作史蒂勒的研究生，以“最优秀”成绩获博士学位，载誉归来。丁文江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去发现人才、培育人才、提拔和使用人才。
    丁文江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劳碌，搜罗第一手材料，从而著书立说。他早年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时，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他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
    1913年，丁文江与Ｆ．梭尔格（Ｓｏｌｇａｒ）、王锡宾一同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很有收获。首先，他给“太行山”下了个新的地理学上的定义，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则应叫“燕山”。其次，他指出，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做大河之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唐河、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这就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再次，他对洋人调查中国地质之结论绝不轻信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如德国人李希霍芬上世纪曾盲目乐观地妄言：“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实地工作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这实际就是今天所谓的“古风化壳型”的“山西式铁矿”。他根据事实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洋人的错误。
    1914年初，丁文江又奉命单独去云南、四川、贵州调查地质，至1915年初才返京。他调查了云南个旧的锡矿、东川的铜矿、宣威的煤矿，又对滇东地层、古生物、构造、矿床都作了详细研究，特别纠正了法国地质学家戴普拉（Ｄｅｐｒａｔ）等人的错误。他最早命名了下寒武统沧浪铺组、中志留统面店组、上志留统关底组、妙高组、玉龙寺组等地层单位。1936年他逝世后，王曰伦系统整理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云南东部寒武纪及志留纪地层》一文发表。丁文江是一位卓越的探险家，他随身带着《徐霞客游记》，处处以徐霞客为榜样。他常追踪徐霞客的旅行考察路线，既肯定徐霞客的功绩又指出其不足和错误。这为丁文江后来潜心研究、整理《徐霞客游记》打下了基础。黄汲清说：“他（丁文江）平生最佩服徐霞客，而他自己就是２０世纪的徐霞客，……他的成就远远超过徐霞客。”
    1916年，丁文江应上海黄浦江水道总局之邀，去江苏、安徽、浙江三省调查扬子江下游地质，其成果于1919年以《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之专著形式发表。首先在该区地层之研究上，他大大超过了李希霍芬等外国学者。他将泥盆纪的坚硬石英砂岩命名为“五通山石英岩”。他又把李希霍芬原笼统命名的包括石炭系与下二叠统的“栖霞石灰岩”详细划分成了“栖霞石灰岩”、“南皋煤系”、“洞庭砂岩”、“船山石灰岩”几部分。该文在阐述江南山岭的地质构造与秦岭、南岭地质构造之间关系的同时，也探讨了各自的特点和地壳运动之时代。文中还阐述了气候变迁、河流生成等问题及对扬子江口及三角洲之形成和发展的探讨，尤有独到见解。他以对《禹贡》等经典著作的渊博知识和对各区域方志材料的详细考证，从2000年来江浙各县治设立之先后时期及海塘建筑之历史，推究海岸的变迁，阐明三角洲的伸展，认为江苏海岸平均约60年向外推进１英里，这与水文学家海登施塔姆（Ｈｅｉｎｄｅｎｓｔａｍ）之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1918年，丁文江在陕西、河南省交界附近的三门峡发现第四系下部一个好剖面，最上为黄土；中为砾石层；下为砂层；最底为泥砂层，其中含双壳动物化石，经美国古生物学家Ｗ．Ｈ．多尔（Ｄａｌｌ）鉴定，其时代为早更新世。丁文江同时又在山西河津县北里村发现差不多相同时代的地层剖面，上为黄土，下为砂层，在砂层之顶部产象化石。他把这些成果交瑞典地质学家Ｊ．Ｇ．安特生（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汇总研究，后来，安特生于1923年发表了《中国北方之新生界》这一专著，其中全面引述、介绍了丁文江的研究结论。自此，丁文江就被我国地层学界公认为“三门系”的创立者。
    1928年，丁文江受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和广西省当局之邀，到广西去调查拟议中的川广铁路线及沿线地质矿产。他走遍了大半个广西，而于广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马平、迁江诸县调查尤详。他除勘查了南丹、河池的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外，特注重地层系统及地质构造之研究。他在广西东部南宁、武鸣一带见中泥盆统的莲花山砂岩不整合覆盖于前泥盆纪的龙山系变质地层之上，因而确定加里东期造山运动之存在，命名为“广西运动”。他又在河池地区发现水平的二叠系灰岩与直立的泥盆系灰岩之不整合，从而证明海西期造山运动也存在于桂西北。他着重研究了富含化石的“马平灰岩”，他采的化石经葛利普描述，撰写成一部专著《中国西南部二叠纪马平灰岩动物群》出版。
    1928年，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到西南进行地质调查，丁文江任总指挥。率曾世英、王曰伦等由重庆入贵州桐梓，西抵毕节。他们长途步行，看石绘图，用极严格的科学方法努力工作。第二路谭锡畴、李春昱一直在四川工作。第三路赵亚曾、黄汲清自陕西越秦岭入四川，在川西南分为二组，赵亚曾由叙州（宜宾）入滇东北，至昭通闸心场为土匪杀害。黄汲清则由叙州入贵州，在大定与丁文江会合，一起从事调查，向南直抵广西，然后折回重庆，再返北平。这是丁文江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地质调查旅行。这次调查历时之长（约１年）、项目之多样（涉及地质、古生物、矿产、地理、人种等学科）以及成就之辉煌，真是前所未有。他们在上古生界地层考察上尤为精细透辟。回北平后，积极从事室内整理，撰文发表。1931年他发表了《丰宁系地层学》一文，指出丰宁纪（早石炭世）地层在广西、贵州分布最普遍，而黔南独山一带层序最清楚，化石最丰富。他将它自上而下分为：上丰宁纪——上司统（石灰岩），中丰宁纪——旧司统（石灰岩）；下丰宁纪——汤耙沟统（砂岩）及革老河统（石灰岩）。这个层序至今仍为广大地质工作者所沿用，只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有所归纳而已。
    丁文江1916年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1921年辞职。在他领导下，该所不但成为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的领导机关，而且成为东亚和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在纯理论科学方面，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之基础，并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另外，该所还顾及矿业、土壤、地震预报等方面的实际需要，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丁文江本人曾参与龙烟铁矿、铁厂和北票煤矿的设计与开办。由于他卓越的组织才干和管理能力，他本人和他所领导的机构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被誉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积极参加了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创，他是该会２６个创立会员之一，并在1922年２月３日的成立大会上当选为首届评议员兼编辑主任。后又当选为第２届（1923年度）、第６届（1928年度）会长。
    1933年，丁文江代表中国政府及中国地质学会，与葛利普、Ｔ．德日进（ｄｅＣｈａｒｄｉｎ）一起去美国华盛顿，参加第１６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他与葛利普联名作了两个报告：一是《中国之二叠系及其在二叠系分类上的意义》，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各地二叠纪地层彼此间之关系及其分类，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可以分为三个系：上部叫夜郎系，中部是乐平系和阳新系，下部是马平系；另一是《中国之石炭系及其在密西西比与本薛文尼二系地层分类上的意义》，本文总结了中国各地石炭纪地层的关系及其分类。他们把中国石炭纪地层分为威宁系（等于本溪系）和丰宁系。这是他们及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家多年研究成果之结晶，反映了当时的研究现状和水平，博得了与会各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和一致称赞。中国地质学界专家们的成就通过丁、葛二氏的报告而远扬国际学坛，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地质科学界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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