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你永远永远不会死---胡适之先生及其《丁文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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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的传记

      我已经不只一次捧读胡适之先生于1956年在丁文江英年早逝二十年后痛定思痛写下的《丁文江传》，每次重读，心底的泪水总是不期然地潮湿双眼。今天的中国，知道并记得丁文江的人相信已经不多，尽管他的朋友胡适之先生依然还能被出自不同需要的人们常常记起。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泰兴，1936年1月5日卒于湖南长沙。早年游学日本/英国和欧洲大陆，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现代地质学，是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开山和领军人物。民国初，他负责创建地质研究所，此后，积极建言蔡元培先生复办北京大学地质系，举荐李四光先生出任地质系教授，聘请美国古生物学大家葛利普先生（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来华任教，他“热诚而大度的运用中/外/老/少的人才”，创办地质调查所，不辞劳苦，登山涉水，亲临实地调查采集地质样本，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就使地质调查所“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纯粹科学中心。在纯粹的科学研究方面，这个机关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并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中心。”（胡适语）他为现代中国“创造了一个可以使地质学在中国发达的环境，已可谓功在国家。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在提倡科学研究上比得上他。”（傅斯年语）1935年，中日局势更加严峻，华北危在旦夕，为了国家持久备战抗战的需要，丁文江决定亲自到湖南湘潭考察谭家山煤矿，因劳累过度不幸煤气中毒不治身亡。丁文江不仅仅为中国的现代科学呕心沥血，更为改善现实政治苦心积虑，他和胡适等人先后创办《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真诚地努力为中华民族的再生而实践而奋斗。胡适为丁文江作传时说：“二十年很快的过去了。———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傅斯年则说：“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他是———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幸福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 最令人感怀的，是在本传记中，胡适详细叙述了丁文江的政治态度人生态度———“宗教信仰”，丁文江曾经鼓吹“新式的独裁”，同情/羡慕甚至颂扬希特勒和苏俄治下的德俄两国工业化的成就，同时也严厉批评苏俄坚持的“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民主政治”与“新式独裁”的论争中，胡适与丁文江的意见相左甚大，胡适明确说：“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辩争。———但这种激烈的争论从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从不违反我们互相介约的‘负责任’的谨慎态度。”丁文江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信念，胡适因此同情地理解他的朋友之所以“虽不赞成共产主义，却极热忱地希望苏俄成功”的政治态度，但胡适还是意味深长地指出：“这种‘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信念只可以做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用来律己的信条，而不可以用作律人或治人的宗教。”
      丁文江不仅仅是个能组织会干事的科学家，还是垂范后学的师表。他的学生纪念他说：“这样的教师，丁文江先生，给予学生的好处，不只是学问知识同治学训练。他那活泼的精神，任事的英勇，训练的彻底，待人的诚恳，———无形之中感化到学生身上的，实在更为重要。”丁文江先生最喜欢用两句英文名言自勉自策：Be ready to die tomorrow;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胡适之先生和傅孟真先生都把它们翻译成了中文，适之先生在本传记的结束说它们是“他的最适当的墓志铭”，因为“在君是为了‘求知’而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后生小子，不敏如我，邯郸学步，试译这两句先生的名言，聊表对先生的仰止之心：
     何妨明天就要死！
    只要努力工作着，
    就像你永远永远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