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选择——丁西林之于《三块钱国币》

小熊

我不同意将《三块钱国币》教条本本的理解成“揭露当时现实生活中表面不合理现象”的论述，就现代文学史而言，尤其是那种肤浅表面的说法可以轻易加之于任何文学作品身上。《三块钱国币》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全剧的情节，人物性格非常简单，整个故事一条线拉下来，结尾突转，正当故事戏剧意味达到最高点时，又戛然而止了。“和棋”二字在成众口中说出显得十分突兀，逼着你去思考这二字的涵义。读丁西林的剧本感觉非常独特，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写喜剧都不一样，作为物理学家的他写的东西没有对社会非常宏大的解读，他没有同时期的鲁迅左也没有胡适的右，他的戏剧全部是用细节堆起的，剧本似乎处处隐喻，像极了是社会的寓言。在他的文字里有一种漫不经心的东西，用今天的说法戏谑一下可以称之为“玩票”，但你对他的认识很快会严肃起来，因为你觉得这简单的故事背后一定暗示着什么，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幽默隐藏其中。我觉得王小波跟丁西林倒是有几分承接的东西，两人又恰巧都是理科出身，有着双重职业，总的感觉都是一种智性写作，丁西林的幽默同样是黑色，只是淡了几分而已。

关于和棋二字的理解，不得不分析这道出这两个字的成众。成众这一人物着笔不多，语言寥寥几句，使人物性格显得模糊。丁西林塑造的这个人，与《车站》中沉默的人有相似之处，都是高度抽象的人物，在人物中有着剧作家本人的影子。我注意到作者在人物简介中介绍成众这样写，“他好像是个例外”， 丁西林用了“好像”一词，这使成众变成了一个或冷漠旁观或主动相助的人物，优秀的剧本妙就妙在它的不确定性，通过这个词语，我们仿佛看到了丁西林会心的微笑。

自始至终，成众似乎都在围绕下棋来说话，但这棋局很快被杨长雄与吴太太的争吵所打乱，而杨长雄与吴太太的争吵绝不是什么“社会现实的反映”，我认为当吴太太与杨长雄争吵时，成众这个人物就同时陷入了两个棋局中，分别是杨长雄与成众的博弈和杨长雄与吴太太的博弈，成众在其中既是下棋者，又是观棋者。成众的身份在下棋者与旁观者二者间来回摆动，这显然是丁西林精心布置的谜语。所谓者何？何谓和棋？我们回避不了对于现实背景的联系，剧本完成于1939，而30年代末恰好是中国无比动荡的年代，内战与抗战相交织，对内国共两党逐步由联合走向分裂，对外日本侵华罪恶达到了极致。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在亲历这段历史时不可能哑口无言，丁西林选择了喜剧的方式。

杨长雄与成众是朋友的关系，而杨长雄与吴太太则是对立的，而吴太太则又是贬义的人物。两个棋局似乎正契合了当时现实的两种局面，国共两党的局面与中国与日本的局面，和棋所暗示的是丁西林对国共两党走向破灭的悲哀、对结束战争、两党和解的寄托。

而成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同时处在两个棋局中，在面对争吵时又无力为之，作者对于自己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理解显而易见：知识分子是中间人，是处在人民大众与国家中间的人。人民关心的是自身的饥寒保暖，国家成了脑中空洞的字眼，就算抗战打得天昏地暗，阿Q们依然秉持着“国破山河在”的乐观，最多在不过是面对国家危难时集体唏嘘几下，在那个时代，人民大众在多数时候总是忽略知识分子的存在，当鲁迅猛烈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时候，人民最多也就皱几下眉，扬一下嘴角而已。而对于国家，知识分子的处境显得更为尴尬，知识分子无法对国家命运做出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实际上将文学抛至一边或是直接控制文学，知识分子的声音在政治的过滤下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君王赞歌。

“和棋”二字是丁西林的那种欲说还休的心理的反映，是一种“说，还是不说”的焦灼状态。但作者在写这两个字的时候绝不是冷漠的心态，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无奈与疲惫。

丁西林清醒的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地位，非常聪明的选择了喜剧的方式，一方面，很多无奈与愤恨可以表达，尽管是绕弯的方式；另一方面，用喜剧的方式可以嘲弄现实，对现实反省所带来的阵痛可以稍稍减轻，所以，对社会讽刺的喜剧中充满了悲剧感，“笑过之后，你会发现你眼中有泪”。我们从《威尼斯商人》中读出了强烈的悲剧意味，我们从无数的唐诗宋词中体会到乐景写哀，《三》绝不是让人茶余饭后逗乐的工具。

丁西林并不像鲁迅胡适那样激进，他骨子里是传统的。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下，他有着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责任感，但是他却没有与一切决裂、用文字正面强攻现实的决心。他的文字中有着知识分子的智慧但绝不是世故，这点我甚为感动，只可惜如果没有坚决的训斥批驳，没有痛彻心扉的怜悯，那种方式毕竟难以触及现实的要害部位，就像一个人犯了错，你嘲弄他，他觉得难堪而悔恨，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教育感化，在反复嘲弄之下他反会麻木、自暴自弃。

鲁迅离去，激烈的批判已成绝响，回看一下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禁百感交集。郭沫若，这五四时一度的叛逆者，文革时的卑躬屈膝、指鹿为马已初显端倪。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何等风光的旗手，到三十年代末已穷途末路众叛亲离。欧阳予倩失去了直面现实的勇气，假借历史的戏剧充满着虚假与苍白。矛盾，这位与郭沫若在才华、处事上有极大相似之处的天才作家，与郭沫若一样背叛了五四精神，在抗战时已功利的沦为政治的工具，如果说郭沫若晚年还存在着几分清醒，矛盾却走上了一条不归的道路而不能自拔，直到死，他依然麻木的沉浸在党文化里。

在历史这样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知识分子的聚集使路口喧闹不堪，“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他们间，有的茫然四顾，有的停滞不前，有的奋力朝着一个方向狂奔。不同的时代只是从十字路口向各个方向延伸出去的道路而已，这其中有一条必然指向永恒的通道，在那条路上，我们看见了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子，如文革时的林昭遇罗克，如八九时的刘晓波高尔泰，如现在的毛喻原朱大可，我所期待，或者说认同的就是那样的一批人，那批具有与现实彻底决裂又敢于向死而生书写的独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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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帆

我所期待，或者说认同的就是那样的一批人，那批具有与现实彻底决裂又敢于向死而生书写的独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