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广波：“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丁文江130岁冥诞感言

小熊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丁文江的座右铭

　　2017年是丁文江先生（1887~1936，江苏泰兴）诞辰130周年。出于景仰，笔者再次来到黄桥镇，出席有关纪念活动。

　　为纪念丁文江130岁生日，泰兴党政部门举办了纪念会、研讨会等系列活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表彰先贤的义务，更何况丁文江之于泰兴，犹如孔子之于曲阜、朱子之于婺源、胡适之于绩溪、鲁迅之于绍兴——只要提起这些人，人们马上想起他的家乡是哪里，因为他们都是家乡引以为傲的最大的一张名片。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和中国

　　地质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作为中国最先发达的一门科学，地质学从起步到被国际学术界承认，完成于1913~1922这十年。这一开山伟业是由丁文江和他两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也是终生挚友）章鸿钊、翁文灏共同完成的。这期间，丁之作用格外重要，此亦为章、翁所共认。

　　丁文江不仅是中国地学第一人，同时是近百年中国科学史上贡献、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首先，他以地质学为基点，直接催生了与此相关的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图学、燃料、地震、土壤等多种学科，而这些新学科又多在短时间内取得斐然成绩，如轰动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就是丁文江一手擘画、指导的。由此，笔者多次强调：地质学是中国科学中的“母科学”。其次，丁文江在中国科学发达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中国科学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央研究院等社团、机关中均发挥过无人替代的作用。科学社于1918年移回国内后，因经费等原因几乎难以为继，1923年丁担任社长，以其出色组织才能令其起死回生。中基会对中国科学、教育之赞助、扶持，已为学界公认，身兼科学家与首任董事一身的丁文江在其中举足轻重。1933年中研院总干事杨杏佛被政治暗杀后，“总干事非丁文江莫属”成为学界共识，而他就任此职对该院更具里程碑的意义：他用不到两年时间就奠定了这个全国性科学机关长久发展的基础。第三，丁之个人研究，除地质学外，还包括古生物学、历史学、地图学、边地民族语言学，甚至军事学等等，而这些研究多是开创性的，如他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能启发留学生们用新观点、新方术研究中国史（傅斯年语）；他策划、主持的《申报地图》“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主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不仅是梁启超研究的必备参考书，亦是新式年谱的典范之作。第四，被誉为“中国的赫胥黎”的丁文江，除科学研究和科学组织外，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文化的科学化。地质学与矿业有着紧密联系，丁及其团队用专业知识使国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科学带来的巨大物质恩赐，用活生生的事实提高了科学的威信——这较单纯地宣传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要直观、有效得多。当然，丁在这方面的特殊贡献，还属他挑起并承担“领导者”角色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是集合国内科学界精英对科学进行的一次最深入的传播工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关节。

　　盘点这一百年多一点的中国科学史，有哪一人可有丁文江这样的贡献？当然，作为“科学奇才”的丁文江，其影响绝不止于科学领域，他号召知识分子要监督政治，甚至要参与现实政治，充分发挥“少数人的责任”。在丁文江短暂的为社会服务的24年里，无处不充满精彩，即使偶有失意，也真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消沉、不丧气、不怨天尤人。如，他在卸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后，即全心投入到地质报告之整理中，等等。

　　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丁文江长年湮没不闻，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十几年前，笔者尚在高校服务，每遇泰兴籍学子，总少不了如下的对话：

　　问：你知道丁文江吗？答：不知道。


　　问：那你知道黄桥战役纪念馆吗？答：知道，还去过。

　　笔者说：那，就是丁文江的家。

　　改革开放以后，丁才逐渐被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不过，目下的丁文江研究，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还有众多有关丁文江的论题有待深入研究。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深入研究这个人，并将其思想、学术、事业发扬光大。

　　研究丁文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丁文江的思想并没有过时，依然能对我们的科学研究、现代化建设、文明再造和民族复兴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近百年的科学史已经证明：中国人研究科学的能力绝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但何以在重大科学突破方面进步甚缓呢？我们且看丁文江是如何做的。他就任中研院总干事后，第一件事是压缩事业经费以补科研经费，缩减管理人员以节开支，简言之，就是牢固树立以科学家为中心、一切为科研服务的管理模式。在科教单位，占主导的理应是研究人员和教授。建设方面，丁文江不仅主张生活科学化、人生观的科学化，还力倡建设要科学化。反观近半个多世纪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得失，可以大略地这样说：只要科学地从事规划、建设，就会进步；反之，就会走弯路，甚至倒退。

　　丁文江是中西两种优秀文明的结晶，他终生致力于西方优秀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化合的工作。只不过，他的很多科学规划和人生理想在那个战争不断、经费竭蹶的时代是无法实现的，丁本人亦无法充分展其才。最典型的例子，早在1929年从事西南地质大调查的时候，他就规划了“川广铁道”，认为这是开发西南的必要条件之一。事实上，假如这条铁道修成了，不仅能推动西南的建设，而且能直接为即将爆发的神圣抗战作出贡献。但在当时，是不可能实行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建成了完密的西南铁道网，这个铁道网与当时丁所规划者，基本吻合。再如，丁文江有在中国发展科学的整体规划，这个规划不但在他的年代无法推行，就是在政治运动不断的改革开放前也无法推行。但而今，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积累，我们已迎来这一百年来发展科学的最黄金的时段（或者说第二个“科学的春天”）：既没有战争，也无政治运动，有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科学经费日益充足，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来，再无经费不足的问题（因不但国家富，民间亦富）；近几年来，国家更加重视科学，更加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实在是应该抓住机遇，以不负这个远远好于以往的时代。我们能否趟出一条快速发展科学、教育的路来呢？我想，假如有丁文江的话，一定能的。我们这个时代，实在太需要丁文江这样的人产生出来了。

作者：宋广波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07月19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