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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至1940年黄桥中学的党派组织和Ge Ming活动 黄云祥 一、开端 我是十五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三0年夏季，到黄桥初中读书的，到一九三三年夏毕业。毕业以后又在黄桥初中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半时间。由于我过去长时间在私塾读书，没有进过高小。到初中以后，对语文、历史等学科兴趣较浓，学习成绩也较好。其它学科就比较差了。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何卓甫先生，在我的印象中较深。他的嗓音响亮，教学认真，讲“国文”时能联系历史事实，故事性、趣味性很浓，学生从不打瞌睡。讲课中，卓甫老师能够深入浅出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歌”等，都给我们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为我们以后确立Ge Ming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当然其他一些老师，如教算术的何季生，教英文的丁廷楣等，他们也都讲得很好，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入团” 黄桥中学是我县“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校长、教师当中有不少人是国家主义派的成员。就我所知，名誉校长丁廷楣、校长丁廷梅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教师中王岩岭、严可立、翟世民、章卓如、丁文泽等人也都参加了“国家主义派”。当时“国家主义派”的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在这种宣传下，我们这些有着一颗爱国之心的青年就都认为这是救国的出路，故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经同学介绍，我也参加了。当时我的同班同学参加的成员记得的有谢家遴（即谢克西）、钱葆康、丁开昌、严辈贤、丁益昌、金玉林等人，在我们下面几班的还有封络泉、成心德、阚兴汉、管道镔等人。 我们大概是一九三0年底参加的，三一年春节期间，就被通知到泰兴城救济院参加“国家主义青年党、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几十人，会议上通过了党、团章程和工作计划。我们学校好些人都参加了。其中翟世民还是会议主持人之一。当时的“国家主义派”是一个秘密组织，年纪大些的为党员，不满十八岁的为团员，我是被编入团组织的一个。“青年团”要求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发展团员和宣传“国家主义派”主张等事项。开会时以五族共和的纲元为旗，要向纲元鞠躬行礼。 三、内哄 黄中的“国家主义派”内部，由于利害关系的冲突，分为两个小团体，一个以丁廷楣为代表，埋头教书、办学，很少参加“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只挂一个党员的牌子而已；另一个是以翟世民为首，比较热衷于党派活动，以便拉胧学生，向上爬，当学校的训育主任。他不但在学校内部控制“国家主义青年团”，还在社会上和“国家主义派”头目丁开太勾结。丁开太是大地主丁开彭的大儿子，开一片碾米厂，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也想到黄中当校长。他鼓动翟世民说：“为什么你‘国家主义派’的党员不能当训导主任，却偏要非‘国家主义派’的章剑虹做训导主任？”在他的挑唆下，翟世民好几次把我们“国家主义青年团员”找到丁开太厂里开会。丁开太以正统的“国家主义派”炫耀自己，说丁廷楣是挂名党员，不该让章剑虹做训导主任。并声明要开除他的党籍，鼓动学生们将章剑虹驱除出校。在他的蛊惑下，我们全班学生五十多人在一天早上，乘章剑虹还没有起床的时候，一下子哄到布业公所（黄中教师、学生宿舍），将章的房门踢开，从床上将他拉到天井里，你一拳他一脚，搅得章剑虹很窘，一手提着裤子，一边向大家哀求。打章剑虹的事情发生以后，翟世民果然挤上代替训导主任的位置。 此事引起了丁廷楣的极大气愤。据说丁将此事经过报告了时在上海的名誉校长丁廷标。丁廷标专门从上海赶回黄桥处理这件事。结果翟世民被调走了，学生中打章挺起劲的金玉林、严辈贤等人被开除学籍，我和谢克西、钱葆康等也受到记过处分，这件事才算平息。当然，章剑虹被打以后，威信大损，只好也同时调走了。 四、转变 一九三三年我由黄中毕业后，因为长时间生病，未能参加升学考试。同年秋天，经过丁文泽先生的介绍，我到黄中图书馆任管理员，只有饭吃无工资。当时我在图书馆除借书给师生阅读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看书。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求知欲望和追求真理的思想，故而阅读了不少当时比较进步的杂志和书籍。其中鲁迅的《傍徨》、《呐喊》等著作，激起了我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也使我对“国家主义派”的空洞说教产生了怀疑。 当时正是学生抗日运动的高潮，谢克西、钱葆康等同学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向黄中学生传播了很多抗日救亡的消息。这引起了我的关心和向往。特别是钱葆康，尽管他以后叛变Ge Ming，但当时他在复旦大学实验中学读书，受抗日救亡和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影响，向黄中寄来了很多书籍。我也是通过他的关系，订阅了上海出版的进步书报，并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的。 我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同情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同情劳动人民，经常由黄桥中学回到家乡黄家溪一带，参加反屯田收租的斗争。当时的“屯田”又名“军田”，传说是过去军队驻在这里耕种的田，以后交给人民只收少数的漕米税（合几个铜元一亩）。 一九三四年暑期，我们从黄中“国家主义派”分裂出来的几个人，在泰兴城内，和几个青年以“青年抗日会”的名义起草和印发了传单，深夜秘密散发，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记得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有谢家遴（克西）、钱葆康和我，还有封绍泉等人。我们活动的地点是泰兴新新旅社，主人张青萍也支持了这个活动。这件事震动很大，传单发出后，国民党政府封闭城门，四出搜查，并派出警察在大街小巷收缴、撕毁这个传单。 五、发展 一九三九年春，中共泰兴县工委在丁家桥陈玉生同志部队中建立。夏天就建立了太兴县东北区委，我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兼东北区委书记。区委开始在东半县活动，河头庄、黄家溪和黄桥以北的观音头等地都建立了秘密支部。稍后，宣家堡、陈桥等地也相继建立了组织。这年冬天，因为观音头支部成员毛万志是黄桥中学的学生，通过他的关系在黄桥中学发展党员，同时我也通过学生黄履祥（我的堂兄弟，以后脱党）发展党员，最早参加党的有周
生、成希春、陈庆堂、刘伯林、鞠文庆、梅永祥（梅以后叛变被镇压）等。为了在黄桥街上开辟工作，又指定陈庆堂、成希春、刘伯林几个同学建立街道支部，在黄桥的工人、店员中做组织发展工作。当时，我驻江都，大桥一带的新四军部队正需要机要人员，考虑到周
生对无线电有兴趣，就将他送往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然后转送新四军担任机要工作（任中央邮电部科委主任）。 当时黄桥中学学生中主要的政治活动是传阅进步书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新四军在苏南抗战的英勇事迹。记得当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等文章已在解放区公开发表，可我们在国民党的限制下只好秘密印发，因而黄桥中学很多学生也看到了。 一九四0年七月底新四军东进，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我任民运科长。当时黄桥镇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参加了冬抗会，其中以黄桥“青年工作团”尤为活跃。活动中心在何家祠堂，每天以话剧、唱歌、街头宣传等进行活动，忙个不停。以后吸收了数以百计的青年参加了各项抗日工作。可算是我们青年人扬眉吐气盛极一时的时期，骨干主要是黄中同学和青年店员、工人。黄中开学后又成立了“黄桥中学抗日救国会”，记得这个会的主席是王健（王兆华）同志。青年工作团主要领导人成希春、陈庆堂、刘伯林等也都是黄中学生。当时，青年人参加抗日活动的主要障碍是家庭中封建的正统思想，怕“中央军”打过来新四军招架不住，故而有不少“拖后腿”的事情，但由于我们工作做得细致，特别是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使宣传活动能在群众中广泛开展，这就克服了落后思想的影响，使很多青年人走上了Ge Ming的道路。 在黄中，当时我们主要是和“国家主义派”斗争。他们主张中学生埋头读书，不问国事。对于这种宣传，我们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说明共产党为国家为人民，一贯主张坚决抗战。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前，每一个爱国青年应当积极投入救亡活动中去，不应单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等口号这些都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 记得四0年黄桥决战的前后，丁廷标先生从上海回来，目睹共产党、新四军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而让出姜堰等一系列的实际行动，对陈毅同志大为赞叹，并曾邀我和谢克西同志到他家吃饭，表示要带头遵守、执行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实行减租减息。同时他也谈到“国家主义派”内部不争气，走下坡路，前途渺茫等等。由此可见，廷标先生在“国家主义派”中尽管是个主要成员，但他与一些投机政客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 注：丁廷标：江苏泰兴黄桥人，黄中创始人之一。复旦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获伦敦政治学院研究员资格，历任河南中州大学、上海大学、暨南大学教授，1958年病逝香港。 （黄云祥，黄桥中学1933届毕业生，曾任扬州地区专员，现享受副部级离休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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