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的谋定而后动相比,中方的反应是杂乱的,甚至很多是与理性相绝缘。其中有一种观点即认定战争所带来的巨额负担有可能使日本不战自溃,中方只待坐观其成而已。丁文江察及这类观点背后所隐藏的危险,遂收集材料对日本的战时财政状况有较深入的剖析。(注:丁文江:《日本的财政》,《独立评论》第2号,1932年5月29日;丁文江:《日本的财政》,《独立评论》第30号,1932年12月11日。)他得出的基本结论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纯属幻想,包括抵制日货在内的类似运动固然“可以使日本受相当的损失”,“然而绝不能制日本的死命,绝不能使日本交还我们的失地”。 长远而言,真正收复失地,只有等中国彻底战胜日本而后可,然就目前来说,随着日本对东北全境的控制,热河及平津已沦为抗敌的最前线,“我所谓抗日”,“已经不是收复我们已失去的东三省,是保全我们将失未失的热河和平津。”丁文江认为,在日本的既定方针下,国民政府如若继续奉行实际的“不抵抗政策”,“则中国全部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要让日本的计划遇挫乃至中绝,“唯一的办法是使日本受最大的牺牲才能占领热河,使他们的军阀知道中华民国的土地是不容易让与大家的,是要用金钱和性命来交换的。”“若是我们咬紧牙关抱定了不贱卖主义,他或者出不起这样大的价钱,放弃他们—部分的野心。这是我们目前惟一生路。”(注: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第37号,1933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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