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丁文江的乱世文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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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数”，不仅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不过，这样一位对中国现代科学制度化、在现代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现在的人们却对其了解无多。因此，厚厚7卷、400余万字、搜罗了丁氏中英文科学、政治、哲学论述的《丁文江文集》的出版，为人们全面了解、分析丁文江的思想和经历提供了可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1887年，丁文江(字在君)出生在江苏泰兴一户乡绅之家。4岁即入私塾，正式接受传统教育。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他“改弦易辙”，他于1901年年仅14岁便东渡日本，研修新学。一年半后，又赴英国留学，钻研地质学和生物学。


    1911年暮春，去国十年整的丁文江终于学成归国，决心以科技兴国。他不仅多次跋山涉水，探寻矿藏，而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中国地质调查所，出任首任所长，是为中国科学制度化的嚆矢。他还努力统一科学译名，培养中国第一批现代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出色的组织、行政能力，1934年他被蔡元培聘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元月5日，他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遽尔长逝。


    丁文江笃信科学无所不能，不但适用于自然研究，而且能应用于人文研究。当张君劢1923年在清华大学作著名的 “人生观”演讲、以宋明理学杂糅柏格森、奥伊肯等西方现代生命哲学论说 “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时，必然引起丁文江的强烈反对。丁文江以马赫、皮尔生等人的经验论科学观为武器，反驳张君劢的论点，成为“科玄大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为了论证“科学的人生观”，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诠释成一种“道德的”学说，以图为“科学方法”介入道德领域提供依据。


    由专业性质所决定，丁文江多次到茫茫荒野进行地质考察，有时几位助手同行，有时孤身一人，踏遍万水千山。他曾攀登海拔四千多米的牯牛寨，两次横渡金沙江深谷，栉风沐雨，荜路蓝缕，其中的艰难险阻，超出常人想象。


    经年的四处奔波，使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较一般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因而具有更为浓烈的“忧患意识”。所以，当胡适发誓“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时，丁文江立即反驳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为改造政治，他与胡适等人于1922年创办了 《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努力》同仁颇为天真地幻想使军阀从善，以为由“好人”组成政府便可政治清明。循此原则，《努力》核心中的三位成员于1922年9月入阁，分任总理、财政部总长和教育部总长，被戏称为“好人内阁”。然而，无情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他们的一厢情愿，所谓“好人内阁”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仅存在两月便被迫解散。《努力周报》勉力维持到1923年10月也不得不宣告停刊。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中喟然长叹：“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


    然而丁文江却依旧保持着“干政”的热情，依然幻想“改造军阀”。他对各路军阀的籍贯、年龄、出身、天资高低、教育程度、生活习惯、彼此关系、部队数量、训练水平、武器配备等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使同僚大为惊诧。他的一些军事分析评论文章后来汇编成《民国军事近纪》一书出版。他总认为，这些军阀天资彼佳，只可惜因未受过现代教育而不能造福于社会。他有感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极端落后，一些军官连军事地图都看不懂。他曾诚心向军阀孙传芳建议由自己来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不料孙传芳哈哈笑道：“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几经活动之后，丁文江于1926年5月被孙传芳任命为新设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似乎给了他一展平生抱负和发挥行政才能的机会。他立即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计划，其中有两点成就颇值得一书。一是把历来没有统一行政中心的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等区首次完全统一在新的行政机构之下，为后来“上海特别市”的建立打下基础。另一则是通过长达四个月的谈判交涉，收回会审公廨。但此时要打倒包括孙传芳在内的北伐已经开始，期望有益于社会的丁文江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不得不辞去职务，但仍为北伐军通辑，一度蛰居大连，后又重返学术园地。


    对丁文江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一次次力图改造军阀，企盼他们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结果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因与军阀合作而久久不为世谅，给他的一生蒙上一段难以消除的阴影。丁文江曾多次揶揄地说：“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语虽尖刻，却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与失望。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等等。但这一切，仍是一厢情愿。


    1933年春夏之际，丁文江去苏联旅行考察了50余天。苏联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建设和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丁文江极为感奋。他在《独立评论》上陆续发表了约20篇充满赞美崇敬之情的 《苏俄旅行记》，连续报道了苏联正不惜一切代价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又扪心自问：“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 ‘历/史的论/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

    他总相信可以通过“说理”使恶人从善、使魔鬼变为天使，社会由此渐臻善境。但动荡不已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将他嘲弄，他也只能自嘲地对胡适感叹：“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此中隐含着多少生逢乱世的近代文人令人心碎的无限感叹与悲哀。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