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丁文江文集》的错字---《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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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丁文江文集》的错字
作者: 朱 正

《丁文江文集》欧阳哲生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年7月，743.60元

丁文江的著作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专业性很强，我看不懂，也就不准备去看了。在七卷本的《丁文江文集》里，我读了的，只有第一、第七这两卷。就只说这两卷，其中错字就很不少。先说第一卷里面的。

第一篇文章《哲嗣学与谱牒》，其中说到“法国生物学者波万里（Boveri）”（第10页），这“法国”是“德国”之误。查《不列颠百科全书》，他1862年10月12日出生在巴伐利亚班贝格[德国]，1915年10月15日卒于维尔茨堡。百科全书中说他是“德国细胞学家。研究了蛔虫卵，证明染色体是细胞核内可分的连续实体”。（1999年国际中文版，第3册，第85页）

《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开头一句：“天下没有打不完的官司，笔墨官司自然也不是例外。两边既然已经用了三四万字把有关系的事实论点发表了出来，惟有听读者来做审判官慢慢审查判决。”（第71页）查《努力周报》原刊，“听读者来做审判官”无“来”字。虽说多了一个“来”字，意思倒也并没有大出入。只是“两边”原刊是“两造”，这就改错了。打官司的原告被告就叫做“两造”，作者用“两造”一语，是为了和上面写的“打官司”相呼应，改做“两边”，就起不了呼应的作用了。

《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一文中说：“协和医院的前眼科主任毕拉特（Pillat）曾经用一调羹鱼肝油救了一个人的眼睛。所以他曾主张中国政府应该每年‘放鱼肝油账’”。（第91页）“放……账”显然是“放……赈”之误。“放赈”就是发救济的意思。

《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一文中，一处引《奉新县志·宋应升传》，有这样一句：“一日忽泣然曰：‘吾其死乎？’”（第120页）“泣然”显然是“泫然”之误。这个错字还可以推诿说是承袭了《读书杂志》原刊的错字，同页下面这一句：“因知北乡宋氏为奉新尊族。”就不能这样推诿了。“尊族”原刊作“望族”。“望族”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词条：“望族：有名望、有地位的家族。”“尊族”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词条，不成为一个词。

《忠告旧国会议员》一文中说：“当诸君在天津开会完了以后，我就听见有几位在天津客机里，痛骂保定。”（第158页）查《努力周报》原刊，“客机”系“客栈”之误。同一页上边：“今天跑到广东，做非党国会的议员，明天会跑回北京在经济调查局当差使。”查原刊，“非党国会”原来是“非常国会”之误。1921年4月7日，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二百多人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可算是尽人皆知的事件之一。

《日本的新内阁》一文中提到犬养毅首相遇刺后的代理首相高桥是清（在继任的斋藤实内阁中任藏相），把他写成“高乔”（第264页），查《独立评论》原刊，写的是“高桥”，没有错。

《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一文中，把“科举时代”错成了“科学时代”（第356页）。

再说第七卷。《我第一次的内地旅行》中有这样几句：“潕水的颜色是红黄的。潕水是清的。所以潕水又叫做清水江。两条水会合的地方，清水与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才完全混合。”（第20页）读者看了这几句，真不知道作者要说的是什么意思。查阅了《独立评论》所载的原文，才知道这里的三个“潕”字，只有第一个没有错，后面的两个“潕”字，在原刊中都是“沅”字！

《太行山里的旅行》中说：“山比县城高不过一百公尺，但是因为四面是平地，望的很远；西北全是石灰岩的大山，紧逼煤田盆地的两边。”（第30页）查原刊，不是紧逼煤田盆地的“两边”，只是紧逼“西边”。

《金沙江》一文中说：“对于鲁南、龙爪这两道大川而言，会理是一个盆地。”（第87页）查原刊，“大川”是“大山”之误。本来嘛，大山之间才会有盆地，大川之间只会有山脉吧。

同一篇里：“盐井附近金沙江是东西的，下流一公里才转向东北。”（第96页）查原刊，“东西”系“东南”之误。这就可解了：金沙江的大方向是从西向东流，在盐井附近是向东南方向，一公里之后转向东北方向。在这里，“东西”是什么方向呢？

在致胡适的一封信（1928年12月4日）中，丁文江说了这样一件事：“我一星期前看见蒋庙森，询问他英国赔款的消息。他说近来大有搁浅的样子，详细原因，连他也不知道。这当然是实话。以后我设法征求他个人的意见。他忽然说：‘我私人有一种意见，还没有向政府建议，并且请你绝对守秘密。我以为已经交存的款项，可以仍照第一次议会通过的办法，由外交总长支配。其余的六七百万镑，完全退还中国政府，听中国自己支配。如此直截了当，一面可以表示我们的诚意，一面可以省去将来的纠葛，岂不两便？’”（第247页）谈的是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事。只是“蒋庙森”这个姓名十分眼生。按说，能够向英国政府提出这样的私人建议的，应该是一个有相当身份的人，这人是谁呢？查阅《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看到了原信的影印件，原来写的不是“蒋庙森”而是“蓝浦森”。这就对了。蓝浦森（Lampson,SirMilesWedderburn,1880-1964），一译蓝普森、蓝博森，1926年至1934年间任英国驻华公使。在这封信之前，丁文江在谈及庚款的通信中已经不只一次提到他，例如1927年6月9日致胡适、徐新六信中说的：“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不成问题，我早向蓝普森表示过的。”（第236页）更早，1926年2月11日致胡适信中所说的“英使”（第230页），指的也是他。对于以前的书信中已经出现过的人名，谈的又是不只一次谈过的事情，真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致胡适的另一信（1930年7月26日）中，有这样一句：“我从大连写给你的信，没有稿子，你如还有油印的，请你寄给我一份。”（第265页）查阅《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原信清清楚楚写的是“大定”而不是“大连”。人们都知道，丁文江于1927年8月到1928年4月在大连住了几个月。于是主编者以为这信中问的是他旅居大连期间写的信，就把信中所写的“大定”臆改为“大连”了。却没有想一想，1929年12月中旬，丁文江在贵州省大定县停留了几天，在这里得到了赵亚曾遇难的噩耗。12月14日他写了一封少有的长信（三千多字）给胡适（第259-262页），报告这个凶讯，并且托胡适帮忙办一些善后的事情。丁文江写信向胡适索取的就是这封信或者它的油印副本。丁致胡的下一信（1930年8月17日）的开头就说：“七月三十一日的信收到了，大定的信已抄了一份。现在把原信寄还给你。”（第265页）更可证明书中的“大连”二字是改错了。

关于这封大定的信，还可以附带说一点意见。第259页有“编者注：此页上有‘赵是蠡县保定人，字予仁’一语。”这里“蠡县”二字错了。原信写的是“直隶”二字。直隶是河北省的旧名。保定属河北（直隶）省，而蠡县是属保定市的。

书中也有一些标点断句方面的错误。这里只举一例。

在丁文江致胡适的一封信（1929年4月18日）中有这样几句：

任叔永是个诗人，沿路上“口占”了四绝，叫我和他。我的和诗如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110页）

而在《丁文江文集》中，却被标点成这样了：

任叔永是个诗人，沿路上“口占”了四绝诗《我和他》。我的和诗如下：（第249页）

原信中“叫我和他”的“和”字是诗词唱和的意思，下面写的四首“和诗”可以作证。标点者却把这“和”字误看作连词了。再说，这《我和他》只能作为新诗的标题，似不宜于作为旧体诗的标题的。

说到旧体诗，顺便就说一下书中对旧体诗作品的处理。在《七律》标题之下，有这样一篇：

记得当年来此山，

莲峰滴翠沃朱颜。

而今相见应相问，

未老如何鬓已斑？

峰头各采山花戴，

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乐如今七寒暑，

问君何日践新盟？（第306页）

稍稍知道一点诗词格律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一首律诗而是两首绝句。书中注明的材料来源是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我就去查阅胡适的这部作品。胡适写的是：

有一天，在君夫妇同济瀛去游北戴河的莲花山，在君做了两首绝句寄给我，信上催我去秦皇岛同他们玩半个月。他的诗如下：（《胡适全集》第19卷第506页）

可见材料提供者胡适已经说明这是“两首绝句”了，不知道为什么文集编者偏要说这是一首律诗。

本书编辑凡例第五条说：“原文（稿）无法辨认的字以□示之。”我发现，有一些清清楚楚不难辨认的字，书中也用缺字符号□代替了。例如丁文江在一封致胡适的信（1929年5月21日）中说到康有为，“这位先生的固执自大简直是□□□第二。”（第250页）这里被省略掉的三个字，清清楚楚是“孙中山”，丁文江对康有为、对孙中山有一点不敬，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有什么必要为之遮掩呢？

书中附录了董作宾致傅斯年、李济的一通电报，末署“董作宾叩□”（第282页）。这里□所代的是个“灰”字，也是清清楚楚的。那时拍发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日期常用平水韵的韵目来代替：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这“灰”字代表的是“十日”。董作宾的这份电报是4月10日发的。看来编者不知道这里的“灰”字是什么意思，就按照无法辨认处理了。

第七卷卷末附编有《丁文江先生年谱》，是一部洋洋23万字的大著作，收集有关丁氏生平材料甚多。可惜的是没有重视时代背景的交代，读者面对这许多材料反倒不无凌乱之感，看不出头绪来了。例如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部年谱里就很少反映。年谱中第一次出现“北伐”二字，是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举兵北伐。”（第440页）这就不对了。1926年7月4日，国民革命军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事实上是先有北伐军的攻克南京，才能够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的。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部的大战，直接关系到谱主的升沉荣辱，在年谱中竟无一字反映。奇怪的是，年谱中竟出现了这样的记载：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日军为阻北伐，在济南制造惨案”（第441页），就把1928年发生的“五三惨案”提前写到1927年来了。如果想一想北伐战争的全过程，就会明白这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就不会弄错年份了。

诸如此类的时间错乱可能还有。例如1926年：“10月5日，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丁文江来访，他才从奉天回来。”（第430页）丁文江有过在1926年10月5日以前不久到奉天（今沈阳）的事吗？人们知道的，这时他正在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的任上，正忙于为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的事与有关各国总领事谈判。这中间他怎么能抽出时间赴奉天一行呢？手边无《颜惠庆日记》可查，估计年谱在引用此项材料时，年份或月份有误。否则就难以理解，须作出说明。

我没有精力给全书作勘误表。只能举一点例，以供参考。在看到书中大量存在的史学方面的错误之后，我对于第一卷前面的那篇13万字的前言，竟没有拜读的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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