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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西林：在物理与戏剧之间
在中国，能跨文理两域的通才不敢言众。五四时期的著名学者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在戏剧创作上也有独到建树。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与相辅相成的影响呢？这一问题值得分析研究。
物理学的美是深入到我们所见的大千世界背后的，而欣赏到这种美也需要另一双眼睛。物理学家丁西林便具有这一种视野，这对他的戏剧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世界对爱思考的人来说是出喜剧”（贺拉斯·沃尔波夫）
作为一位受过理工科正规系统教育，在物理学方面从事常年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首先是敏锐的观察。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一吻之恋”、“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了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如《压迫》反映的是当时社会上租房难的普遍现象，而“有家眷才能租房”也确实是当时北京的规定，而丁西林就是从中“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味”，由此编出了一出两人假扮夫妻租房的一波三折的戏剧。
其次是对逻辑联系的良好把握与游刃破坏。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丁西林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他作为一位戏剧作家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酒后》中妻子的一吻之恋），和谐被打破（《亲爱的丈夫》中的名义婚姻），不可调和的矛盾被化解（《压迫》），以及结尾的突变（《三块钱国币》）。而正是这些违反常理的，不合读者预设的情节设置，产生了直接喜剧效果或造成产生喜剧效果的可能。
“世界对动感情的人来说是出悲剧”
当然，我不是说将世界看作喜剧的丁西林不动感情，我只是认为一个“理智大于情感”的科学家更容易以平和冷静的喜剧心态看待生活，也只有他，最具备写出轻松的喜剧的条件。
首先，将戏剧创作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或是“另一职业”的丁西林，较之专一从事戏剧工作的作家而言，他的文字工作显然更偏近于一种游戏。
其次，如果说面对外部冲突，会激起人两种选择：一是主体力量向外发展，强化批判精神；二是主体力量折回内心，发展为自我心理的调试与改造，则前者衍化为讽刺，后者衍化为幽默。作为处于个人主体与无生命的客观宇宙世界之间支点的科学家，丁西林更习惯于在自己内心寻找某种解决途径。《酒后》、《瞎了一只眼》等“内省型”剧作，讨论了爱情、友情、女性心理，透出知识分子对生活的深刻却并不沉重的思考，轻松却并不辛辣的调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胡适、欧阳予倩的有些作品不同，丁西林剧中产生冲突的往往并不是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而是思维方式不同、生活态度径庭的朋友、夫妻、母子等亲密的关系。如《酒后》主人公是一对感情很好的夫妻，《一只马蜂》中产生分歧的是母子，《压迫》中不肯妥协的母女。在这样的人物关系中，既没有内心的深仇大恨，也不可能有外在的剧烈冲撞，只有心理活动与价值观念的磕磕碰碰从含蓄的语言与细微的动作中浮现，观众与读者不应该期望得到欣赏悲剧、闹剧时冰火相激、响鼓重锤似的痛快淋漓，所获的该是被马蜂蛰了一下的感觉———有点儿麻，有点儿痒。
再次，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我想是丁西林超越的生活态度。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而非社会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他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
最后，从横向的世界时代背景来看，丁西林受英法“世态喜剧”的影响较深，“惯于从婚姻恋爱的审美视角，在世俗风情的描绘中蕴涵着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省与批判，与改造国民性的艰难探索。”从纵向中国戏剧传统来看，中国自古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审美价值系统，强调抒情与煽情的“度”的把握。中国喜剧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也不同于西方将人物性格推向极端，在真实冲突中凸显喜剧色彩，而是常见正面的喜剧形象，有“透着恶的被否定的丑”与“透着美的被肯定的丑”两种序列。丁西林或是不经意地站在了古今中外的交点，灿烂之至归于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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