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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18 22:36:18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三月，在南京碧树园内的苦丁斋，我们造访了文学批评家黄毓璜先生。黄老师敏捷的思维，独到的识见，雄健的谈吐，尤其是他的胸中气象，笔底波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问：黄老师，您在散文《乡忆》中，对黄桥古镇的历史风味，文化色彩都有过优雅的描述，您的童年是在黄桥度过的吗？
答：是啊，我一直到十五岁才离开黄桥老家。当时，那里号称“36条街巷，72家烧饼店铺”，且都是有名有姓的，足见市井繁华。我在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幼时所居小镇多巷，巷皆有名号，或雅或俗，或虚指或实称，大体都能传导一点小镇的历史情味，显示小镇的文化色彩。”72条小巷以单名和以姓氏冠名为多。单名有米巷、珠巷、口巷、火巷……姓氏冠名的有孙家巷、罗家巷、王家巷等等。
记忆中，我家所在的那条巷道是很古朴的，中间是光洁平整的青石板道，两边是一直铺到墙角的砖地，靠墙的地面乃至墙的底部，朽蚀的砖面上常有些苔藓的绿色洇出。好几处高高的花墙上，有绿竹的枝叶探出来，也有紫藤从墙洞里垂挂下来。巷子南头那家的院墙里，还伸出两棵高大的桑树。记得每逢挂果季节，也没有人采摘桑葚，桑葚就陆陆续续地落到巷子里，显得出奇的静。白天，夜晚，都宁静着，安静着，寂静着，幽静着，实在是旧时文章中常称着“万籁俱静”的光景。
问：黄老师，您记忆中的那些小巷现在是否仍然完好如初？
答：离开故乡太久了，差不多在告别少年期时，我就告别了那条小巷。父亲曾以一首五言律诗送我，中有“初放建邺船”句，我沿长江上溯求学而去。而后来，随着父亲的去世，弟弟的外出谋生，小镇的家已不复存在。听说在镇里的几度改造拆建中，故居那条无名的小巷已经消失殆尽了。然而，它将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留给我一泓宁静，一脉温馨。
问：您离开黄桥之后又到哪里求学去了呢？此前您一直在本镇读书吗？
答：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黄桥念完的。我离开黄桥后，到无锡三中读完了高中的所有课程，后来考上了盐城师专，毕业后，一直在那里做教师。直至1984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
问：俗语说，幼学如漆，童年时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童年的生活对您今后的人生有着怎样的启蒙？
答：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我父亲了。父亲是前清末代举子，榜上排名相当靠前，就是现在所说的名列前茅吧。父亲是知书识理的读书人，家庭又比较殷实，所以，我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读书。《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等，尽管那时只是很机械地背，并不懂得其中的义理，但浸淫日久，兴趣愈来愈浓厚了。等到上中学时，便豁然开朗了。初三时，教语文的陈老师在我的一篇作文后面的评语是：行文流畅，说理透彻，不让文章老手。在无锡三中读书时，作为学生的我已经在《中国青年报》、《上海青年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多篇文学评论文章。
谈到幼学，还要感谢我娘，尽管她不是我的生母，但视我如己出。她对我的爱，像一切充满爱心的母亲一样，令人动容。我开蒙之初，娘就有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开学第一天清早，她陪我去学校时就带上了一张小板凳，安放在我的座位旁，坐着陪我听课，看我做作业，直到放学，带我一起回家。此后，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直至我升入小学二年级。这些，对我以后的为人为文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问：作为一位名气颇响的文学批评家，您的评论有着独特的个性，一篇文章里说您如果没有对作家的新发现，对作品的新发现，对文坛现象的新发现，您宁可不动笔。是吗？
答：本来嘛，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对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的新发现，他不可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篇章；一个评论家如果没有对作家、作品、文坛现象的新发现，他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家。现在，毕飞宇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青年作家，他的《玉米》、《玉秀》、《玉秧》、《青衣》以及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原》，震撼了大批文学读者的心灵。而第一个评毕飞宇文章的就是我。在《春意阑珊半山腰———略谈毕飞宇近期小说》中，通过对毕飞宇当时已发表的四篇小说的评析，我发现毕飞宇站在“特殊”和“普遍”之间，站在“现象”和“本质”之间，站在“偶然”和“必然”之间，虽然难免会使他与领衔位置和轰动无缘，但或许也因此使他能够在空间的延续中经受住生活和艺术的双重要求和检验。
同样，高晓声已是名满天下，写高晓声的评论和研究文章，足够编一本厚书。但我为《高晓声文集》(四卷)作序，对高晓声的作品却也有新的发现。对于在客观自然性上封杀自我的作家来说，他是“张扬”的，对于倾泻激情的作家来说，他是“节制”的，这是一位坚执于自我感受方式的、主观抒情性极强的作家。我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评论高晓声作品，与其他对高晓声的评论和研究论文完全区别了开来，决不随大流，人云亦云。
问：您对当今文坛的不良现象敢于仗义执言，是不是内心的一种道德律驱使您这样做？
答：我认为这是做人的一种良知。我在《文坛四爷》一文中，最早对文坛“倒爷”、“侃爷”、“炒爷”、“傍爷”等不良现象进行了抨击；在《矫情种种》一文里，又对文坛“自我充气的‘汉子状’”、“自我鄙薄的‘摆阔状’”、“自我抚摸的‘撒娇状’”、“自我失落的‘潇洒状’”、“自我掘坑的‘深沉状’”等矫情作了揭露；针对我国文坛现实主义的萎顿和先锋文学的困境，我还专门撰文，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我想，如果我们的评论家都这样做，都来说说真话，我国的文学评论将跃升到一个新水平。
问：黄老师，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学与乡村》，您的本意是否要表达那种回归意识，表达对天然醇厚的民俗风情的认知和向往？
答：确实如此，文学对于乡村的倾情，是现实的要求，其实也是历史现象。原初意义上的乡村，或者说农耕文化意义上的乡村，作为城市的对应体，处于远离社会结构中心的边缘，不是文明“教化”的重点区也不是文明“污染”的重灾区。跟自然亲近，跟土地亲和，使那些体现乡村精神的乡规、乡俗、乡风、乡情，既包涵了大的敬畏，也包涵了大的谐调、大的宽和，形成乡村生活、乡村生命素朴、本真的趋向，相对于城市的“喧喧车马度”、“长安名利客”，自足的乡村少一分欲望的羁绊，多一分自在的宁泊，跟以自由为本质的文学接通着天性。所以，我们的文学人及其文学（比如古代诗人及其诗歌），历来存在一种“身体往城市去，精神往乡村回”的现象，过去我们更多地从现代文学史上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古已有之，所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问：是哪些因素触发您写下了这篇文章？现在的农村真的面临着人才和文化的流失吗？
答：应该坦诚，我没有犹疑地选定这个题目说话只是出于一种“情绪”，只是被看到过不少材料包括许多统计数字所触动。比如，到2006年底，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和刚越温饱线还极不稳定的有六千余万人，而建档立卡的“工作对象”有近一亿人。这个统计之外的，众所周知，很多是靠外出打工而不是依靠“乡村建设”来维持生活底线的。如果再细细列出关于乡村环境、乡村水土、乡村公益、乡村医疗、乡村教育等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我们就不难感受到，在事实上，农业的“缺口”是怎样导致“农村的流失”，农村及其文化是如何“边缘化”乃至濒临消亡。
问：您刚才用了“农村的流失”来说明农村文化的荒漠和农村文明的退缩，那么，它的严峻性具体表现在哪里？
答：触目可及，随手可拈。农民成了城市建设的新长工，不少家庭至今要在孩子的读书上“舍一保一”地痛苦抉择，很多农村女孩不能不含着泪水去城镇充当“涂脂抹粉”的女郎。资源匮乏、信息匮乏、机会匮乏，不只使农村难以摆脱贫困，也使农民无法留驻于农业。因病致穷、因病返穷、因教致贫、因教返贫，不只使刚有转机的农民无力承受经济重负，也无以保障健康和生命，无以摆脱文化的荒漠和精神的愚昧。
问：苦难依然是目下的乡村现实，也许正是苦难意识的贯穿，才使那些优秀的作品显得更为沉重壮阔。黄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这种文学现象的？
答：困苦艰难是我们意识到的乡村现实，有人曾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加以概括，这应该是把“三农”作为“重中之中”这一正确决策的依据，也是强调乡村写作的一个诱因。苦难意识跟文学在人文上相一致，也为文学创造与接受机制所要求。当年在茅盾文学奖评议活动中，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并不以为这部多卷长篇在叙事和语言上有什么特别抢眼的特色，我为之深深感动的正是为苦难意识所托举的沉重和壮阔。这一类作品，包括近年来读到的陈应松的一些作品，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已很为鲜见。苦难意识的淡出，跟历来一些浮泛的倡导和文学“银幕化”、“报告化”的时尚不无关系，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作家自身的世界态度和艺术的不认知。
在我看来，苦难意识并非意识到具体的苦难和苦难的具体，它其实是对人类生存常态的一种领悟，是对人类向往、追寻幸福的“历程”的一种体认。在宏阔而悠长的人类图景上，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历史的辉煌里，也不是生活在未来的蓝图中，只要面对生存和发展，就总在现实的制约中为追求支付痛苦和代价。历史的亏欠和现实的种种缺失使乡村成为透支大户，使农人在举步维艰中成为苦中之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与苦难同在，苦难与求索同行。文学疏离苦难意识就隔膜了人类的情韵；淡远了苦难意识，乡村书写更无以表现乡村包括乡村生态和乡村发展的真实。沉实厚重的文学在乡村写作上拒绝新闻型的乡村新人新事新面貌，它诚然钟情于新生，只是它的关注在于总体和过程，文学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性和生命力，常常取决于在何种意义上表现了苦难的新生和新生的苦难。
问：当今的乡村文学，是不是缺少一种精神关注？
答：时下，在生活中，在普遍的层面上，乡村精神和乡村人的精神还是一个奢侈的议题，我们还不能不在经济发展上作文，虽然明白着经济的发展通常不能自动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安定。可在历史转折、思想活跃的关口，历史和现实中走出过许多志士能人的乡村理应出“新”。尤其是处于乡村前沿的地段，如同一些新闻的深度报道所昭示，新人和新人的芽、新的精神力量和新的精神力量的萌动正在发生，对于不只有世俗性、现实性一面，还有精神性、终极性一面的文学，要求于此有所思考、有所发现、有所创获应该并非题外之义。遥想当年，何士光先生的那一篇《乡场上》，表现一个有了粮食就有了站出来（作证）的“精神”的老农，虽然浪漫了一点，可算得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关注。我想，文学的关注既然归根结底是人的关注，文学的发现既然归根结底是心灵和精神的发现，如果今天作家在当下乡村的社会与精神层面，发现并真实、到位地表现出对于时代要求和自身缺失、对于真正解放的自觉者，包括具备政治参与意识、民主自由意识一类精神的代表，那么，无论命运对他作何表决，都该有资格进入我们乡村文学史新人形象的行列。
问：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文学已经远远背离了农村。黄老师，您认为这种看法偏颇吗？
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文学远离了农村、作家忘记了农民一类的话是带有很大局限性的。不是指文学不能搞运动，说写什么就来个什么热，城市和城市文化既然有些属于一个时代的前沿性、先锋前卫性，写城市的文学若是多一点没有什么不对；我是说，事实上乡村书写是我们传统的热门和强项，新时期、后新时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中，写乡村的的无论是数量上的比率还是质量上的比分，都比其它题材更高一些，理一理历届进入各类奖项的作品便约略可知，像毕飞宇、陈应松、刘亮程等等作家，大体都是以写乡村的小说或散文而在文坛醒目起来的。
问：事实上，时下像《创业史》，《山乡巨变》，《李有才板话》甚至《艳阳天》那样反映农村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变革的重大题材的作品已经鲜见，这是当今社会使然，还是作家本身的原因？
答：那些显示了艺术分量的、进入文学记载和文学记忆的，包括以各种方式广为传播以及走出国门的，多为乡村历史的或者远逝岁月的回望和复堪。不可否认，这里有全新的创造，特别是一些不幸的抑或雄强的“乡村历史生命”传导出了诸般凄美、壮美、酷烈之美，可以说是为前人所未及；即便一些重返“田园牧歌”、“土地恋情”的篇章，也很能提供乡村生命和民族精诚的诸多品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据称是以“现实主义回归”的姿态表现“乡村现实”的作品就不尽人意，相对于乡村、农人发生的现实变迁，显见得比较浮皮潦草、浅尝辄止，不及题义而不得要领，人们还不能不去怀念赵树理、高晓声们其实是可悲的事。倡导农村书写的意义因而就突出为文学对于乡村“现实”的关注和表现。于此，我愿意再度冒昧，重复我说过的话：跟“历史激情”的张扬和“历史关系”的审察相比，文学关注乡村现实的自觉、介入乡村现实的勇气并把握乡村现实的能力还很为欠缺。在“个人化写作”、“多元化写作”理所当然地显示活力的文学年代，这样说事是不合时宜的，但我们其实又处在一种需要不合时宜地说话的年代。我们多少忽略了一些事实：“现实”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文学回眸我们曾在的地方和眺望我们想去的地方的立点，若说“大家”与“力作”，无论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去接近，都离不开对其赖以生存的“现实”的重大思考和发现。
问：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可能出现大家和扛鼎之作吗？
答：应该说，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大作不是靠一厢情愿地呼唤出来的，不是靠时尚、潮流去激发造就，也并非靠“前沿”的一味趋鹜和奔竞，还不妨说，外部条件在这里可能产生的意义是有限的、非决定性的；大家大作的生长固然离不开环境和土壤的滋养，离不开时代的驱策和艺术的积累，但归根结蒂，不能不靠“主体”的自身修炼，不是为现时所尚的技法修炼、感觉的修炼、智性的修炼；首先该是一颗“大心”的修炼，一种包举力度和自觉担当的精神修炼。这自然还不是全部，但它的前提性质和先决性质应该是没有多少疑问的。
鲁迅之所以为大家，不仅因为他的大量的杂文散文和《阿Q正传》，《祥林嫂》等脍炙人口的小说，更在于他的人品文品。目前尚健在的季羡林老先生亦如此。即便是名闻遐迩的汪曾祺，与大家还有一段距离，他属于优秀作家一类。
问：黄老师，您到目前为止共出版了多少著作？
答：从1983年出版了《文苑探微》一书，到现在出版、编写的各类著作有十多部吧。
问：古人云：“著书只为稻粱谋”，您是怎么看待为文与生存的关系？
答：问题自然还是得回到生命需求的多重性上来：弄文并不恒等于营生，人在文学中并不类同于人在生活里，虽有古之哲人的“为稻粱谋”，也不乏今之贤良的“写作为了活着”。但不难领会，活着而选择写作，多少说明我们的要求是双向的，既不能让肚子空着，也不愿让精神饿着。诗性的写作毕竟不是以粮棉为对象的事业，乃是操作精神和精神操作的心性的事业，就本质而言，文学并不服膺“生存法则”和“现存秩序”，其出发点和归宿在于“第二现实”亦即“理想境界”的建构；西方的“模糊”和东方的“神秘”内里一样，一样会于人生在世不称意上感情用事，一样不肯含糊地要去做出生命的追寻、灵魂的拷问，一样地牢固着为人类重构理想化的生存秩序而“立言”的精神情结，换了时尚话语，不说“立言”说“码字”，也一样，只要不是“现实秀”，只要有点“异类样”，就不免有些跟现世、现时“对着干”的意味。论文者或有背对时尚乃至以时尚为天敌的说法，究其实，仍不在褒贬时尚，于时尚本身的存在和运行无多指涉，为文者干的是自己的活，虽然让活得好好的大伙儿觉得有些隔阂碍绊，自是为文的多了些精神欲望使然，不可以“吃饱了撑的”、以“活得不耐烦”论之。
问：这些年，泰州文坛势头正劲，相继出现了《平原》、《香河》、《薄荷》等令人注目的长篇小说，这种文学现象是否可以归结为“乡村写作”？
答：是的，对农村生活的熟知，使他们的写作如鱼得水。尽管上述作品还是沉湎于对往昔生活的怀念，但他们毕竟用自己的思维和语言，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独特的风情画卷。对我们，对故乡，这都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主要作品目录
《文苑探微》198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逆旅琐记》（系列）散见于《中外论坛》（美）、《雨花》等报刊
《文坛过眼》（系列）《文艺评论》专栏文章
《小说之林漫步》《小说评论》专栏文章
《苦丁斋思絮》（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文学反思录》（系列）散见于《文艺评论》、《广州文艺》、《光明日报》、《文学报》等报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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