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文江式的“精英政治”思想及其实践

小熊

论丁文江式的“精英政治”思想及其实践

黄龙

（怀化学院 人文教育系，湖南 怀化 418008）

摘要：丁文江主张社会平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暴力革命。他认为社会上少数的优秀分子应该积极地参与政治，谋求政治改良。因此，他以“好政府主义”和“新式独裁”的政治主张作为“论政”和“干政”的理论武器，直接实践丁式“精英政治”。虽然丁式的“精英政治”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但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仍值得我们去探究和深思。
关键词：丁文江；精英政治；好政府主义；新式独裁；实践

Of the "Elite politic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ing Wen-chiang style

HUANG Long

（Humanities Educational Department of Huaihua University,Huaihua Hunan 418008）

Abstract: Ting Wen-chiang advocates that social equalty and objects to capitalism exploitation and violent revolution. He thinks that rare outstanding people who in the society should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nd seek to improve politics. So, he regard "Good governmentism" and "new style dictatorship" as theoretical fondation for discussing and improving politics to achieve"elite politics". Although the "elite politics" of Ting style could not win final success,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it is still worth exploring and reflecting on.
Keywords: Ting Wen-chiang; elite politics; Good governmentism; New style dictatorship; Practice


    早在《说文解字》中对“精”就有这样的解释“精,择也。” 其中“择也”的意思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为“柬选也”， 在《汉语大字典》中主要解释为“挑选、区别”。“英”字在《诗·郑风·羔裘》的解释是:“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三英粲兮”，亦谓，“朝夕贤臣，具此三德（刚克，柔克，正直），非一人而备有三德也。”从古文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理解“精”与“英”的含义。而“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精英政治”则形成于20世纪上半期，它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张的贤人治国理论一脉相承。前期代表有莫斯卡、帕雷托、米歇尔斯等，他们认为，“精英是由那些曾经、正在或将会拥有权力地人物构成的”。在一个国家中，就是这样一些极少数政治精英统治着国家，他们是真正的政治统治者，他们垄断着政治权力，履行着所有重大的政治职能。 [1]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泰兴县，1936年1月5日卒于长沙。作为近代中国地质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作为科学的代言人，他曾经与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展开过一场激烈地“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他的朋友蒋廷黻称他为：“最讲究科学的一个人。”同时，他的人生挚友胡适也认为他：“是一个欧洲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2］正是这样一个在自然科学领域有重大成就的他，却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

    丁文江式的“精英政治”思想是多种思想融合而成的结果。笔者主要从“好政府主义”和“新式独裁”两方面进行论述，这两部分也是丁式“精英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


一、“好政府主义”思想及其实践


    “好政府主义”的提法源于1921年8月间胡适在安庆第一师范的一次讲演中。集中体现在1922年《努力周报》第二号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在这份宣言上共同签名的有16人，其中包括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胡适、丁文江等，其大致内容为：第一，平心降格的公认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要求。第二，消极的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积极的是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发展。第三，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第四，必须要有奋斗精神，出来和恶势力作战。第五，召开旧国会、制宪、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实行财政公开等。[3]（P101～102）对于这份宣言的发表，可能会有很多人误认为是蔡元培积极倡导的成果，但只要经过稍加研究就可知道，其实这份宣言的发表是丁积极推动作用的结果，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胡适的《丁文江传》中有这样的记录，“我们当日组织《努力周报》，实在可以说是在君这种精神鼓动起来的……这种思想，现在回想起来，都可以说是在在君当日极力提倡的思想。”因此，丁文江对“好人政府”的提出和发表都起到核心作用。在《我们的政治主张》出台后，丁文江以“宗淹” 为笔名在《努力》第六、七上提出四项准备：“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在职业上的能力。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断提高。第四是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4]（P102～103）至此，丁文江已经把 “好政府主义”思想做了具体的规定，要求“好人”要保持自己的资格，再以绝对优秀的小团体改革政治弊端。从丁文江提出的这“四项准备”中可以看出，丁式“精英政治”思想已经具备基本的雏形，也为他进一步提出“少数人的责任”奠定了基础。

    丁文江极力提倡“好政府主义”，强调当前国民的兴衰必须由少数有能力、有责任的人承担，强调“少数人”不能放弃干预社会政治的责任。他在《改造》上发表《哲嗣学与谱蝶》，借用弗兰西斯·高尔顿的优生学原理，反对“平民政治”，认为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必须寄托在少数人的责任上，只有靠有责任、有知识、有道德的进步分子才能完成国家的治理。他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说道：“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治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的能力。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努力。”[5]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丁已经把“好政府主义”思想推向了高潮，体现出其实质，就是要把道德推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使伦理主义成为衡量“好人”的第一标准。然而，他这一主张与曾国藩在《原才》中：“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响而已……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也。”[6]（P98）的思想有很大的承接关系。曾这段话中不仅包含着“修齐治平”的思想，而且还存在着深厚个人英雄主义观，强调个人对社会和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这正是在后文中分析丁式“精英政治”思想失败地一个重要原因。

    1926年丁文江应孙传芳之邀，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至此，丁开始了他“好政府主义”思想的实践之路。在丁任职期间，他全面运用“好政府主义”思想，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统一财政，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发表由他自己起草的，建立一个把租界四周的中国地区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置于辖下统一管理的大上海计划等。在丁任职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做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情，其中的两件是值得后人记住的。第一是制定“大上海”计划，虽然未能全面实现，但为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建设上海的基础材料。第二是从列强手中收回了中国已经丢失多年的一些主权。其中于1925年他与陈霆锐、董康、赵晋卿等共同协商收回上海租界公审会堂权利，并与上海领事团协商手续问题，最后在8月30日签订《收回上海会审公堂临时协定》最为典型。此协定的成功签订是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标志着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逐步摆脱列强的控制。这一系列的成功与丁文江极力实践“好政府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可惜的是他没有认清军阀的本质，幻想通过改良的方式来改造军阀，以致以失败告终。这次实践的失败证明了“好政府主义”思想在半殖民地和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二、“新式独裁”思想及其实践


    在近代中国，以《独立评论》为阵地的学者们经历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当然，丁文江也是其中一员主帅，此次他站在“新式独裁”阵营这一方进行论战。

    最早提出“独裁论”的是蒋廷黻，1933年12月他在《独立评论》第80号上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提出专制是走向民主的必经之路。之后，一直主张民主政治的钱端升也突然支持“独裁论”，并发表相关文章进行论述。这时，一直主张民主政治的胡适提出反驳，“独裁与民主”大论战由此开始。1934年胡适发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反驳钱端升，从而引起丁文江的参与。丁一开始便直接批判胡适等主张的“民主政治”观点，丁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中说道：“独裁政治不可能，民主政治可能吗？这当然要看民主两字怎样的解释……不赞成独裁的人如威尔士H.G.Wells，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都觉得真正的平民政治事实上不可能。”[7]丁文江认为就这两种政治相比“民主政治”在当时中国更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文盲是没有能力行使其选举权的。丁还认为，当前政府虽然行使的是独裁，那只是旧式的军阀独裁，不利于国民兴盛。为此，他提出了“新式独裁”的主张，指出新式独裁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厉害为厉害。
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
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
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8]（P229）

    从丁文江提出的这四条来看，其中的任何一条也只有圣贤才能做到。可见，丁文江的“新式独裁”思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紧接着他在《再论民治与独裁》一文中反驳胡适《答丁在君》中的观点，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胡适之先生，‘中国近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绝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的专制’。这话也错了……单主张民主政治，反对独裁，能够发生任何的影响吗？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9]从这里可以得出，丁文江虽然有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但新式独裁绝非封建帝王的专制，也非军阀专制。在他看来，当时中国迫切的需要一个或者一群有能力且肯负责的人来专权。当然，这群人的既要具备“天下为公”的品德，还要能够灵活运用政治、经济以及“伯乐” 的才能。同时，在丁文江的《我的信仰》一文中也高度的体现出“新式独裁”思想，他说：“我以为，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工作，整体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这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罗斯福总统一面向议会取得了许多空前的大权，一面在政客以外组织他的‘智囊团’，这就是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10]在这段话中表明丁文江的“新式独裁”思想是针对腐败无能的旧政府而作出的强烈反映，也是对国家首领的道德和能力的高度要求。

    丁文江对“新式独裁”思想的实践范围很广，程度较深。在此，笔者主要以其中较典型的两次实践作为论述对象。其一是丁文江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入苏联考察，笔者认为他出访苏联不仅仅是游历和对苏联矿产的考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认可了苏联的“独裁”就是他所主张的“新式独裁”。尽管他对苏联“共产大实验” 的做法批评了很多， “共产大实验”也不是完全按照他的“新式独裁”思想实践的，但他仍然关心苏联“共产大实验”的成败，这才是关键所在。为此，他在《评论共产主义，并告终共产党员》一文中指出：“我虽不赞成共产主义，我却极热忱的希望苏俄成功，没有问题，苏俄的共产是一个空前大实验。”[11]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苏联代替丁文江实践了“新式独裁”思想。其二是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他接受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的请求，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这正是他对“新式独裁”思想地一次直接实践。在职期间，他仍以“新式独裁”的四项条件约束自己，专心工作。为中央研究院设立了“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机构，完善了中央研究院的机构职能。从这两次实践可知，不管是苏联的“共产大试验”还是丁文江任职中央研究院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社会发展和健全中央研究员机构设置有很大帮助，可惜丁对“新式独裁”思想的实践都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


三、丁文江式 “精英政治”思想之评价


    在中国近代社会中，一大批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勾勒出了“实业救国”、“立宪救国”等一系列的救国蓝图。尽管他们激情高涨，身先士卒，其主张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均以失败告终。可丁文江任然坚持丁式“精英政治”思想，主张通过一些极少数政治精英统治国家，垄断政治权力，履行所有重大的政治职能。至今，许多学者都对丁文江的政治思想提出了自己独特地看法。在此，笔者对丁式 “精英政治”思想主要从产生原因、失败原因、影响三个方面进行粗略评价。

（一）丁文江式“精英政治”思想产生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了解丁文江为什么积极主张和实践丁式“精英政治”思想 ，笔者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其结论如下。

    第一，丁文江式 “精英政治”思想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丁文江出生在一个地处偏僻的士绅家庭，正如丁文涛先生所说，“那是一个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因为地处偏僻，信息闭塞，外界的新思想、进步思想不可能为丁文江所接触，所以丁从小就只能熟读《史记》、《汉书》、《四史》、《日知录》等带有儒家思想的著作。这使得他从小便被打下了封建儒家“内圣外王”传统思想的烙印。

    第二，丁文江式 “精英政治”思想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早在光绪八年（1902年），丁文江的父母在龙研仙先生的劝说同意丁文江留学日本。最后，在吴稚晖先生的鼓励下留学苏格兰。通过他自己不断的努力，考进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并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学位。在留学英国的七年里，他对科学有了坚定的信念，相信科学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在他的知识观里，科学万能占据了主导地位，随之把科学万能推演到一切事物当中，所以在政治活动中他极力的主张用科学方法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正是因为他把“实证主义”扩大到政治领域，才引起有傅斯年对他有这样评价，“丁是一个顶好的Bureaucrat（官僚），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政治家）。[12]（P185）

    第三，丁文江式“精英政治”思想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思潮的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军阀横虐，民不聊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知识分子积极寻求救国道路，造成多种救国思潮混乱不堪，但也不断唤起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丁文江作为当时有知识的进步青年，也深受救国思潮的影响，所以他极力的批判胡适“三十年不谈政治”的观点。积极提倡国内应该消除个利益集团的对战，团结一致，共同抗击外来侵略势力。其中，他坚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正是受到了当时救国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

    第四，丁文江式“精英政治”思想受“戊戌维新”改良思想的影响。在胡适的《丁文江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位龙研仙先生受了在君在他门下，必定还指导他去研读那个‘戊戌维新’时代的‘新学’。”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出丁文江必定是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因为“戊戌维新”实质上是一场“西学中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与丁文江反对暴力革命和主张改良是具有传承关系的。在“维新”运动中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这又与丁文江主张“少数人的责任”有密不可分的渊源。所以，丁文江的“精英政治”思想是必然受到了“戊戌维新”改良思想的影响。

（二）丁文江式“精英政治” 思想失败的原因

    丁文江式“精英政治”思想的失败是必然的，就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1、丁文江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势力认识不清。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国统治尚未稳定，国内形式复杂多样，国体依然衰弱，列强侵华日益严重，可以说是：“风雨飘摇中的中华民族”。

    虽然政治上由国民党主事，但其政治割据仍十分严重，地方实力各怀鬼胎，惟利是图。国民党高层领导也存有严重的封建军阀思想和作风，属于典型的大资产阶级军阀代表。而丁文江却希望把具有浓厚资产阶级军阀性质的代表们改变成道德高尚的“精英”，让他们带领全民族共同富强。具体实践就是，于1922年9月19日与《努力》核心成员罗文干等加入黎元洪政府内阁，人称“好人内阁”。显然，这种期望通过改良军阀头目而达到改良全社会的方式注定是失败的。

    2、丁文江式“精英政治”思想忽视民主力量，过分强调专制效率。丁文江主张少数人的责任其实就是要求用高度的专制来办高效率的事情，所以他一直坚信自己是个能力极强的人，尤其是在“大上海”计划的实践过程中，感受到专制带来的高效率对解决国民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也正是因为他坚信只有少数人才能改变中国现状，所以忽视了民主力量的重要性。实际上民众才是改变历史的根本力量，而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个人对历史的发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作用。尽管在丁文江的内心深处对民众的力量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高效的专制，所以他必然失败。

    3、丁文江式“精英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软弱性。丁文江自身的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他的改革思想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仍占有一定的财产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站在阶级利益的观点上来看，丁文江不会采取暴力的方式改变社会的不良现状，他只能采用缓和的改良方式进行新的利益分配。这里想要说明的不是丁文江和其他资产阶级代表一样，唯利是图，而是要指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生长于资产阶级社会（留学时期）。正因为他所处的阶级环境，接受的思想都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他必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国民谋福利，采取的措施也必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从他接受孙传芳之邀请出任淞沪总办就已经体现出丁式“精英政治”思想是具有软弱性和局限性的。

（三）丁文江式“精英政治”思想的影响

    “精英政治”的提出及实践，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丁文江在任职淞沪总办时做出的政绩，是值得全国人民称赞和骄傲的。正是有这种“好人”和高效的行政能力的出现，对中国后来的行政建设起到了模范作用。但“精英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关于“好政府主义”思想在对待抗日的态度上，以往许多学者，尤其是大陆学者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他帮助了封建军阀，给日本很大的侵略机会。虽然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不够客观和公正。首先，他帮助北洋军阀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当时的北洋政府统治对内鱼肉百姓、军阀之间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对外出卖主权换取个人利益。丁文江深感力单势薄，所以他极力主张建立“好人政府”，主张由少数的优秀人来治理国家，结束无政府状态和军阀混战局面，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以从这点上看，“好政府主义”思想对当时中国的爱国青年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同时，在要求组建“好人政府”时也暴露出了军阀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对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以后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其次，在“好政府主义”思想中也是主张抗日的。丁文江说：“日本军人的‘法西斯蒂’不久一定会成功的……日本政治不安定，并不是中国人之福。我们……不可以骗自己，希望一时的苟安。”[13]（P193）虽然他主张抗日，但他并不支持盲目抗日，像青少年去当义勇军之类的盲动之举他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中国当时缺的不是人，而是和日本抗衡的综合势力，尤其是缺乏人才。丁文江作出这样的呼吁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也是在保存中华民族有生力量。同时，他还说：“抗日不是几天的事，并且不是几年的事，是要有长期的决心和努力，才能够有成效的。”[14](P195)这样看来，丁文江不但支持抗日，劝导中国青年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而且为抗日作出了长远的打算。

    “新式独裁”是丁文江继“好政府主义”实践失败后，再一次对“对精英政治”思想的试验。所以，“新式独裁”和“好政府主义”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丁文江提出的“新式独裁”与旧式的专制独裁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他尤其强调新的独裁者一定要具有“功德天下之心”和具备超强的领导才能。这反映出了民众对当前统治者的质疑和要求，也加速了旧式独裁灭亡的速度，这对中华民族的积极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精英政治” 思想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些的消极影响。其一是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具有一定的滞后影响。丁文江的新式独裁实际上是把解决现实问题和政治民主化等同起来了，虽有这对解决当时政局混乱一定的效用，但是违背了政治民主化这一历史发展规律。而且，丁文江只看到政治集权高效的一面，没有看到当时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一优势的情况，所以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具有一定的滞后影响。其二是丁文江过分的宣扬科学万能论，削弱了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丁文江一直以来是主张科学万能的，他甚至把科学主义推广到一切领域，它坚信世界上没有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包括政治。实质上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中，文化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但丁文江没有重视这一点，丁式“精英政治”思想实质上也就是科学主义延伸的产物。正是他极力推广科学主义万能论，才会影响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引发政治失调。

    综上所述，丁文江式“精英政治”思想在近代中国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的吸收和运用，表明他们向往自由、民主文明的社会生活。同时，又表现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妥协。这就是丁式“精英政治”思想的矛盾，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思潮的集中反映，他们即希望改变社会现状，但又不主张从根本上推翻黑暗势力。从而，使得陷入矛盾中的他们最终被黑暗势力所吞噬。





注释：
[1] [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M] .贾鹤鹏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2.

[2]
胡适等.丁文江这个人［J］.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2-15.

[3] [4] [6] [12] [13] [14]胡适.丁文江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5] 丁文江（署名宗淹）.少数人的责任[N].努力周报，第67期，1923-8-26.
[7]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J].独立评论，第133号.1923-12-18.

[8] 胡适.丁文江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第229页.

[9] 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J].独立评论，第137号，1924-2-3.

[10] 丁文江.我的信仰[J].独立评论，第100号，1923-5-6.

[11] 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告终共产党员[J].独立评论，第51号，1933-5-21.

参考文献：
1.胡适著.丁文江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2.胡适等.丁文江这个人［J］.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2-15.
3. [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M] .贾鹤鹏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2.
4.丁文江（署名宗淹）.少数人的责任[N].努力周报，第67期，1923-8-26.
5.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J].独立评论，第133号.1923-12-18.
6.丁文江.我的信仰[J].独立评论，第100号，1923-5-6.
7.朱洪著.胡适与北大文友[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8.丁文江著，陈子善编订.游神二种[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9.郑大华.张君劢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收稿日期：2008-12-8
指导老师：张力军（1966-）男，湖南麻阳人，怀化学院人文教育系讲师，硕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研究。
作者简介：黄龙（1985-）男，湖南永顺人，怀化学院06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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