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现代徐霞客(马勇)

小熊

      1911年春夏间的归国旅途，对于年轻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考察机会。离开英伦三岛进入欧洲大陆后，丁文江借机遍游欧洲，特别考察了阿尔卑斯山，然后乘船取道越南回国。

      5月10日，丁文江转乘火车抵云南劳开，接着或徒步，或乘船，或乘车，继续前行，在云、贵、湘等地旅行，穿越偏远的多山地带，考察地质、地貌，寻找矿产。7月底，经武汉、上海返回到家乡。

      丁文江回到家乡的时间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两个月，他或多或少地已感觉到国内政治的急剧变化，但他更对他的家庭的巨大变化稍感震惊。在丁文江出国留学的前一年，他的生母不幸去世，在他出国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再婚，并为丁文江又生了三个小弟弟。

      在故乡小住后，丁文江与他的新婚妻子一起前往上海南洋中学。这所学校是丁文江出国前最想去的学校，只是那时想去读书，现在则是去教书。在南洋，丁文江讲授地质学入门，不仅受到学生的欢迎，而且很快引起了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注意，急约入京。1913年初，丁文江受聘担任新成立的地质科科长。

      民国初年，科学主义已在中国落地生根，但传统偏见仍在知识界高居统治地位，像地质学这种专门学问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知识界依然信奉着修齐治平的知识背景。丁文江履新之初，实可谓筚路蓝缕，无中生有，因此地质专门机构的成立，就被中国现代科学史视为中国地质学崛起、兴盛的关键性事件。

      1913年6月，丁文江利用北京大学地质门停办后闲置的图书标本，以农工商部的名义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稍后又在这个研究班的基础上创办了一个地质研究所，连续招生。首批学员不少是丁文江在南洋中学时的学生。1916年，第一批30名学生毕业，大多留所工作，并逐渐成长骨干力量。

      在致力于人才培养的同时，丁文江更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条，反对坐而论道，主张实地考察，这是因为丁文江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甚至连西方学校都存在缺乏第一手观察的不足之处，而中国学生对于艰苦的体育锻炼则更缺乏准备。鉴于此，丁文江每周都要组织学生进行野外考察，他的信条是：“移步必须步行，登山必达顶峰”。要求学生在真正掌握地质学的原理和基础后，必须系统研究中国地质资料，必须亲身进行实地考察，亲手绘制地图、采集化石。

      丁文江这样要求学生，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有经费，他就会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1913年底，丁文江受工商部委托沿正太线对太行山脉进行考察，并对井陉和阳泉地区的煤矿储量作了调查。翌年初回到北京，很快又受交通部委派前往西南地区进行长达一年的矿产资源勘探。丁文江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对许多地方进行测量，重新绘制地图或地质图，收集标本，并记下生动活泼的考察日记，详细记述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山水风景、自然地理以及各种各样的奇闻轶事。这是中国科学家利用现代学术训练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典范意义。

      1915年初，丁文江结束在西南地区的考察回到北京。1916年，地质研究所改组为地质调查所，依然隶属于政府，专门从事地质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丁文江任所长，直至1921年因家庭原因辞职离开。

      丁文江在地质学领域贡献巨大，被视为该学科的开山祖师，他和他的早期同事一起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学科范式，使这门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诞生，在国际学术界拥有自己的影响力和著名学者。此点正如胡适1922年所说：“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丁文江还被视为地质学领域中的政治家，他充分利用自己丰厚的人脉资源与网络，为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兴盛提供了健康的外在环境，李济后来在评价丁文江的学术贡献时强调，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作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丁文江当然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期待着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他又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既不像梁启超那样赞美清代学者以复古为革新的尝试，更没有像胡适那样着力挖掘非儒学派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同构关系，寻找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丁文江接受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只是他对中国文艺复兴背景的解释却与众不同，值得玩味。他指出，在唐代的自由与艺术文明衰落之后，宋代出现了一股反动逆流，那些打着新儒学旗号的理学家们以一种愚弄人的形式主义毒害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从表面上看是致力于通过佛教思想改头换面成为一种玄学启蒙，实际上是反知识的，是不讲方法的烦琐哲学，是没有信仰的宗教。直至17世纪初，明智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知识感到不满足，再加上政治上的不满强烈刺激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活跃和探索精神，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沉睡中唤醒，开始注意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思想与新方法，并将这种方法成功地运用到对传世经典的研究上。这场运动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它始于对传统经典的品评，以引进西方科学和哲学而结束。丁文江指出，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宋应星和徐霞客两人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怀疑博物史中的传统记载，因为关于自然的真理只能通过第一手的观察才能较好地确定下来。而且，由于是把观察到的现象而不是把史书上的记载当作根据，这显然具有近代科学的意味，他们“为了追求真知和达到精神上的满足，餐风宿露，废寝忘食，这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体现”。

      基于这样的认识，丁文江将宋应星和徐霞客视为自己的思想前驱，不仅努力把他们的著作从接近于完全湮没中拯救出来，而且自觉地接续宋应星和徐霞客的考察，以“现代徐霞客”的精神激励自己，常年奔波在荒郊野外，以自己的考察验证、检验他们在《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中的记载。

云帆

不愧为中国地质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