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制人歼顽敌——黄桥决战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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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制人歼顽敌——黄桥决战前后

陈毅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战政策，在筹画东进抗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所指挥的黄桥战役的胜利，就是一个光辉的典范。 　　一 　　黄桥位于苏北的南端，拊宁、沪、徐、蚌的侧背，为我开展苏北敌后抗战，积聚人民革命力量的战略要地；也为敌、伪、顽所必争。陈毅同志高瞻远瞩，在茅山根据地时，即已经作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了当时苏北敌后的情况，草拟了通过东进，打开苏北局面，进而建立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蓝图。 　　当时，日寇在苏北的兵力不多，仅占领了扬州、泰兴、南通、如皋、徐州等县城，此外，尚有二十多个县城完全没有敌伪据点。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以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在苏北拥有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并搜集当地的散兵游勇，成立了十个保安旅。除此而外，在他指挥下的还有苏鲁皖游击总队总指挥李明扬和副总指挥李长江部所属十一个纵队，以及国民党财政部所属税警总团陈泰运部。这样，韩德勤直属部队和受他指挥的部队总数约有十万人。但这些部队，都是互相猜忌，互相吞并，特别是韩德勤和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以属于国民党中央的嫡系军队自居，对李明扬、陈泰运等部则意在吞并。所有这些部队都打着抗日旗号，但从不抗日，只知扰民。又各个部队，各自为政，在自己所控制的防区内，聚敛钱财，并为扩大防区而互相火并，争斗不休，遂使苏北税卡林立，向人民敲诈勒索，闹得民不聊生，陷广大敌后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陈毅同志根据所了解的苏北军政形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与估计。他认为要实行东进抗日，必须根据毛主席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而以斗争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的指示，认为在江苏武装中有进步势力如苏南的“江抗”和丹阳游击队，苏北苏鲁皖部队中的某些支队，应通过他们来发展进步势力；李明扬、陈泰运和某些保安旅，都是中间势力，应大力加以争取；韩德勤、李守维等人的武装，拥有较强实力，并掌握军、政、财大权，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坚持反共，绝不抗日，是坚定的顽固势力，必须给予有力的打击。据此，陈毅同志确定采取联李、击敌、反韩的策略和有步骤、有计划地发展的方针。但鉴于当时自己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无论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质量上，都处于劣势，因此要实现东进抗日，打开局面，首先要指挥少数精锐部队渡江，建立桥头堡，作前哨性的活动；通过一切渠道，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与李明扬等部建立友好关系，并进一步利用他们与顽韩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达到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的目的，为打开苏北抗日的新局面创造条件。 　　二 　　一九三八年底，由管文蔚率领的丹阳抗日自卫团一支小部队过了江，在大桥、吴家桥沿江一线，建立了桥头堡，与李明扬的部队有了接近的机会。当时，李长江部队虽然不满意于我们的部队过江，但看到新四军人不多，不成势力，并不十分介意。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恰好和李明扬有了建立友好关系的机会。李明扬的同乡王敬玖，系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一个军长，送给李明扬步枪子弹十三万发，迫击炮弹五千发，盒枪子弹两万发，但要李明扬派部队去提取，这对李明扬部队来说，是件大事，要从皖南通过茅山地区，通过日寇严密控制的铁路、运河和长江的重重封锁线，运输这样多的弹药，实在是一项严重艰巨的任务。李明扬了解到他的三纵队八支队陈玉生部是当地比较进步的部队，估计他同新四军可能取得联系，为了获得弹药补充，他大胆地使用了陈玉生，并对他说：“这个任务只有你能完成，我信任你。”李明扬当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陈毅同志，要求新四军一支队沿途保护运输这一部分弹药。当时李明扬信中称陈毅同志为老友，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原则下结成友军，一致抗日，并要陈玉生代表两李慰问新四军伤病员。当时陈玉生就带了李明扬的亲笔信，率领了八支队（相当于一个团）经大桥过了江，同江南的新四军取得了联系，当地负责人将情况电告了陈毅同志，陈毅同志复电指示说：“陈玉生率一个团的兵力，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还有受日寇打击的可能，建议他只带一个连，并由新四军调派一个熟悉地形的连护送。”陈玉生接受了这个建议，偷过封锁线，在丹北途中遇到陈毅同志，陈毅同志看了李明扬的亲笔信，非常高兴，并就近在某地开了欢迎会，陈玉生也正式慰问了新四军的伤病员。随后这支联合小部队经过根据地到了王敬玖的军部，取得了全部弹药。在这次运输弹药任务中，我们共动员民工五百副担子，突破了敌寇重重封锁线，把弹药先后安全运到了两李的驻地——泰州。陈毅同志并亲笔给李明扬写了回信，重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坚持并肩抗日。这是新四军和李明扬建立抗日友好关系的良好开端，为以后顺利东进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 　　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年初，是苏北斗争极端尖锐复杂的时期。新四军成立了苏北抗日挺进纵队，歼灭了投敌叛国的方钧部千余人；一支队第四团主力一部与挺进纵队一部合并成立的苏皖支队，逐步向扬州、仪征、六合和天长一带地区发展。由于部队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并广泛开展各阶层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各地群众的拥护，而所到地区又多系李明扬自划的范围，当然两李对此是不喜欢的，认为是对他们的威胁，屡次要求新四军退回江南。经过陈毅同志多次和李明扬通信洽商，才没有发生大规模摩擦。一九三九年底，陈毅同志为了进一步搞好与两李的关系，亲自率领挺进纵队的一部分重要干部，如管文蔚、惠浴宇、陈同生等同志，应李明扬的邀请，到泰州访问李明扬，李设筵款待。在宴会上，陈毅同志当时不但同李明扬开诚布公地倾心相谈，坚持联合抗日，保证不侵犯李的利益。李明扬并请陈毅同志向他的较亲信的部队——教导团全体官兵作政治报告。陈毅同志在报告中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并谴责了某些国民党顽固派只知反共扰民从不抗日的罪行，最后，要他们提高警惕，当心被顽固派排挤与吞并，等等。这个报告深受教导团官兵的热烈欢迎，全体鼓掌。陈毅同志泰州之行，感到很有成果，即返扬中，布置大军陆续过江，准备大举东进。就在这个时候，挺进纵队为了假道攻打黄桥的反共扰民最烈的顽固派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即将先头部队推进至郭村一带。郭村是苏鲁皖税收的主要基地。新四军的进驻，李长江感到挡住了他和他部下的财路，又认为新四军抢占郭村是为了扩张地盘；加以韩德勤的挑拨并施加压力，乘李明扬赴兴化开会的机会，李长江遂发动了郭村之役。一九四○年六月廿八日，由李长江出面指挥，纠集了十三个团兵力，向我驻郭村的挺进纵队突然进攻，我挺进纵队为了自卫，奋起抵抗，先后歼灭了李长江的三个团，其中属于李部三纵队八支队的陈王生团和属于李部二纵队王澄的一个营乘机起义，我军乘势全线出击，李军遂向泰州溃逃，准备弃城而走，有的行李和装备且已搬上了船。 　　早在郭村战斗打响之前，陈毅同志就密切关注着郭村的形势，并急电挺纵，他将亲自来郭村。这时，他立即从江南赶到郭村，下令我部停止追击，派全权代表说服李明扬、李长江停止内战，共同对敌，并向两李说明我军只是假道东进抗日，并无争夺地盘的打算，过路之后，即将把吴家桥、郭村等地全部交还，两李因而谢罪允诺，表示愿两军重归于好。我们将大部缴获的枪械归还，并全部释放被俘兵员七百余人，重申了前订互不侵犯的协约。七月底，我军挥戈东进，采取远道奔袭，分割围歼了一些顽伪据点，特别是属于CC系统的何克谦旅，占领了黄桥，成为我军的指挥中心。 　　四 　　韩德勤和李守维有他们自己的策划。他们看到新四军已经过江，与李部又往来得火热，力图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不断派人到李部游说，要率部把新四军赶回江南，并且威胁说：“你们如不赶走新四军，总部可以直接出动武装到扬、泰一线帮助你们赶走他们”，企图实施“假途灭虢”的诡计。同时还通过第三战区顾祝同派特务头子卢印泉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以监视李部的活动。这个卢印泉从重庆带来了大批现金，公开收买李部各纵队，每日请客吃酒打牌、花天酒地，鼓动和引诱各纵队司令上钩，要他们一致反对新四军，有些人由于反动的思想本质和错误估计形势，确实发生了动摇。又，韩德勤鉴于税警总团的陈泰运部是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因争取拉拢不成，便借邀陈开会的名义，将其软禁于兴化，一方面暗地派人去收买他的所属军官。（后来，陈泰运得到进步力量的掩护，得以潜逃到泰州与李明扬商谈“唇齿相依”的重要，相约共同反韩。） 　　当时，陈泰运部分住姜堰、曲塘、海安一线，总部设于姜堰，与泰州接壤。韩鉴于李、陈的联合，对他是极不利的，一方面集中嫡系兵力，准备攻击新四军，妄图把新四军赶出苏北，甚至企图歼灭新四军于长江北岸，公然狂妄地叫嚣，“要新四军到长江中喝水。”另一方面韩德勤利用权力，把陈泰运部调到曲塘、白米一线，退出姜堰和海安，而抽调反共最烈、扰民最著的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扼守姜堰，以隔断李、陈在地理上的接近，破坏他们的联系。又要张少华联系保安第三旅旅长张星炳部监视李明扬，以便一旦对新四军进攻开始，就可以借此威胁新四军的侧翼，如有可能，还可以进而一举解决泰州两李。 　　至此，韩李集团在蒋介石和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卵翼下，积极备战，部署停当，准备大举进攻黄桥。他们拆屋拉夫，大修碉堡，自泰兴、靖江、如皋、南通直至海门启东，长达数百里，项背相望，并与日寇眉来眼去，频送秋波，遥相配合。但他们的内部却是矛盾重重，特别是李守维与韩的省政府的文官派争权夺利，长期明争暗斗，文官派攻击李守维拥兵自重，不积极反共，李派则又反唇相讥。李守维把八十九军军部设在兴化曹甸，派人到处做买卖、搞投机，大肆积聚钱财，李守维对于出征黄桥，是有顾虑的。韩德勤这次打黄桥，是出于蒋介石、顾祝同的命令，关系到他的前途和命运，他就亲自到曹甸说服李守维，李在这样的情势下，只好答应。保安旅中也有一部分不服从调动的，韩德勤为了杀一做百借开军事会议为名，扣留和枪毙了保二旅旅长张翼。准备就绪后，韩、李终于调动了精锐主力一万五千人，分从兴化、宝应出发到海安、曲塘一线，大举进攻新四军。在这剑拔弩张的形势下，苏北人民群众都看到内战即将开始，一方面深恨韩、李制造摩擦，恣意反共，群情愤激，但又无力制止和反抗；另一方面，又担心新四军的兵力单薄，泊敌不过韩、李貌似强大的虎狼之师，对新四军抱有极大的同情。也有一些地方的开明士绅如原军阀时期的江苏省省长韩紫石等，函电纷驰地向双方呼吁和平。就在这时，新四军响应了地方士绅的意见，在姜堰（这时我军已进驻姜堰）召开了和平会议，呼吁制止内战，共同抗日。邀请各方代表参加会议的，有李明扬、韩紫石的代表、黄桥的著名士绅，工商业者镇江商会会长、泰州商会会长，还有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季方等，韩、李则拒绝出席。在这次会议上，陈毅同志慷慨陈词，坦率地、详尽地阐明了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意义，并借用了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中关于“如果战端（指抗日战争）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声明，说明新四军这次东进，就是为了联合友军共同抗日保民，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在会议上，陈毅同志又义正辞严地公开谴责了韩、李集团只知反共扰民，不肯抗日，眼看大片土地沦于敌手，人民遭到敌寇的蹂躏和践踏，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代表听了以后，深为感动。陈毅同志还表示：姜堰是从反共扰民的张少华手中拿下来的，得到周围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新四军不是为了地盘，而是为了共同抗日，提出可以把姜堰重镇让给抗日友军接防。最后，他又警告韩、李集团：新四军是一支抗日的部队，从来是讲信义的，也是一贯反对摩擦的，但对于挑起战端的反共顽固势力，我们也是绝不退让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有人一定要向我们挑战，我必坚决加以反击。真理在我们一边，人民也在我们一边，我们必胜，顽固派必败。万一战端一启，后悔就不及了。这是我的忠告，也是诚恳的警告。各方代表听了陈毅同志的讲话以后，都为之动容，纷纷发言拥护，并一致通过了向韩、李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通电。姜堰和平会议就在各方代表热烈赞同而又庄严的气氛中结束。 　　会议结束后，各方代表都先后离开了姜堰，独留李明扬和我在姜堰暂住。当晚，陈毅同志下令各部于次日拂晓退出姜堰，同时宣布将姜堰防地交给李明扬部接防。当时有少数同志认为“姜堰是经过我官兵流血牺牲从顽固派手中夺下来的，轻易地让给李明扬，太便宜了他”，思想有些不通，陈毅同志从政治上、军事上，也从统一战线政策上，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他打了个比喻：“若要宝换宝，舍得珍珠换玛瑙，我们是吝惜珍珠呢？还是拿出珍珠去换玛瑙呢？”又说，从来我军不为暂时的一城一地的得失计较，我们要取得友军的信任。我们放弃姜堰这块地盘，不仅在政治上采取了主动，就是在军事上也会有很大好处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为他透明的哲理、生动的语言所折服。第二天拂晓，部队全部出发。最后，陈毅同志策马对暂住姜堰来送行的我说：我们决定把姜堰让给李师广（李明扬字），由你移交。我把陈毅同志的留言告诉了李明扬。李听了，一下子呆住了，他说：“你说什么？真的要我们来接防？”我说：“仲弘兄还会说假话，他亲自要我向你交代的，他已骑马走得很远了。现在姜堰已没有一个新四军，你就调兵吧！”当时李明扬感动得流下泪来说：“仲弘兄真是够朋友的！”随即李明扬给泰州李长江通了电话，要第一纵队快来接防。 　　五 　　在姜堰和平会议的前几天，韩德勤把他的前线总司令部由海安迁往曲塘，目的是要运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把陈泰运的军事力量牢固地绑在他们进攻新四军的战车上，利用陈泰运保卫曲塘后方，相机出击。当时陈毅同志已估计到这种可能性，主动派我去曲塘，会见陈泰运重申前议，并动员他设法调部队离开曲塘，跳出韩、李大军设计的包围圈，以免被迫出击。我奉命带了陈毅同志的亲笔信，向李明扬借了一部摩托车，还带了四个苏鲁皖游击总队的警卫员骑了自行车由泰州出发赴曲塘，当时战云迷漫，沿途兵马往来不绝，我乘了这辆摩托车加速前进，于中午到达曲塘。一进入曲塘镇的街上，果然不出陈毅同志的预料，发现“讨伐”新四军的总部即设在镇街东口，没有找到陈泰运的总部，却遇到韩德勤的副官，他认识我，即叫：“黄委员，总司令在总部，你是来看总司令的吧，我去通报。”当时，我内心紧张非常，因为我的政治面目已经比较公开，进入韩的总部，即意味着落入陷阱，是很危险的。我表面上保持了从容的态度，说请你先走一步去通报，说我是来看总司令的，一方面要摩托车驾驶员迅速掉转了车头，由西街急驰而出，到了西郊，算是暂时脱离了险境。以后在郊区三里外，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找到了陈泰运的司令部，陈泰运很高兴地接见了我，我把陈毅同志的亲笔信交给了他。他看了以后，拍拍胸脯说：我是不失信的，我已部署了我的部队，于今晚背着韩德勤将部队调离曲塘，由白米向北开往时堰、溱潼（东台县所属）。至此已到下午三时，我即赶回姜堰向陈毅同志汇报了会见的经过情况。 　　六 　　在姜堰让防后，大约在九月卅日，韩李顽军大举进攻黄桥的战役开始了，陈毅同志在粟裕同志协助下，亲自指挥这次战斗。由于我们在苏北的兵力太少，顽敌的兵力太大，要克服强弱悬殊的困难，保证战斗的胜利，必须在毛主席战略思想指引下，执行正确的指挥。当时陈、粟正副指挥采取了诱敌深入、伺机打击顽敌首脑机关，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灭敌军主力的方针，并多方设计引诱顽敌犯错误，使顽敌听从我们指挥，我们就能充分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权。韩、李顽军抱着夺取黄桥全部歼灭新四军的妄想，骄气横溢，不可一世，从海安、胡家集、曲塘三路倾巢南犯。李守维指挥八十九军，并指挥翁达所率独六旅共一万五千人，齐头并进。李、翁都要争夺头功，意在必得黄桥。沿途遇到的新四军，都是零星突击部队和刚组织起来的民兵，对顽敌加以重重阻击，使顽敌受到搅扰与杀伤后，即分途撤退。顽敌疲劳不堪，总是找不到我们的主力，以为我军只有困守黄桥一途，没有决战的勇气，他们遂大胆前进，毫无戒备。十月四日，顽第三十三师被我军诱至黄桥东北前沿阵地后，我守军顽强反击，予以重大杀伤。顽敌第一一七师进至野屋基、何家塘，顽独六旅经高桥南进，企图击我黄桥侧背。陈、粟指挥鉴于时机成熟，顽敌已被我引进预定阵地，即令一团乘顽独立第六旅部队在行进中、首尾难以兼顾之际，将该旅分割围歼于黄桥一带。我第二团主力直插分界，构成合国态势，我一团不待天黑立即勇猛出击，经三个小时的激战，全歼该旅，旅长翁达兵败自杀。午夜，我第二团已插至分界，切断顽军归路。我第一、第二两团不顾疲劳，继续进行东西合击，第三团从黄桥正面出击，将顽八十九军主力分割包围于黄桥以北地区，乃乘势突击，首先突入八十九军军部，军长李守维仓皇逃窜，因为他躯体肥重，又背载大量银元，在乘马过八尺沟时，马因不胜负担，遂连人带马沉没于沟中。我们抓住顽指挥机关被歼的有利时机，紧缩包围圈。顽军在野屋基一带逐屋抵抗，我军高度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的传统作风，并调动守卫总指挥部的独立营出击，经过多次白刃搏斗以后，顽军凶焰顿减。正当前线决战时，敌方配合八十九军作战的保四旅一部百余人，在战场上溃退下来，不辨方向，一直冲到我总指挥部附近，而当时全军出击，总部已无保卫部队，陈毅同志从容自若地立即组织机关工勤人员如机要员、报务员、饲养员、炊事员等，由陈毅同志亲自率领迎击于总指挥部外几十米处，因士气旺盛，一举消灭了溃兵百余人，大获全胜，使总指挥部转危为安。正当顽我鏖战之时，泰兴日寇一部进至黄桥以西十五里之处观战，冀图配合顽军，趁火打劫，但察及我决战得手，遂不敢轻举妄动。李明扬处，由于陈毅同志派了季方和我等人，日夜在泰州监视，并与黄桥频通电话，胜利消息不断传来；李明扬、李长江“渔翁得利”的幻想也破灭了，并对新四军的勇猛顽强表示钦佩。由于我军在广大群众不避艰险的全力支援，送饭送水，组织担架救护队等，以及江南援军源源北渡的鼓励下，士气越打越旺，愈战愈强，迫使韩、李败军更加陷于混乱，狼奔豕突，经过我方军民战场喊话，纷纷缴械投降。五日拂晓即解决了战斗，全歼顽军八十九军、独六旅以及小部分前来配合的保安旅。是役共俘顽第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张能思等以下官兵一万一千余人。韩德勤乃率领残部千余人向兴化狼狈逃窜，各保安旅及泰兴出动之日寇亦随之仓皇撤退。我军乘胜追击，席卷海安、东台。苏北东进总指挥部进驻海安，受到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真是箪食壶浆、挂灯结彩，一片欢腾喜跃的情景，令人兴奋到极点。韩紫石见此情形，也从海北乡下徐家庄避居之处赶到海安镇家中，具备酒食，慰劳新四军将领。韩紫石见到陈毅同志后，开口就说：“你们真是人民的军队，主将用兵如神，令人钦佩不已。”宴会后，韩给陈毅同志挥毫写了一副对联，称颂新四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斗勇猛，取得了黄桥大战的胜利。陈毅同志谦逊地说：“这次胜利，是苏北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 　　七 　　黄桥大捷之后，新四军东进部队同由山东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会师于盐城，苏鲁皖边区的大片抗日民主根据地联成了一气，形成了华中根据地的宏大规模。毛主席、党中央对黄桥战斗的胜利，通电表扬了陈、粟正副总指挥、各级将领及全体官兵，特别指出：这次胜利的取得，主要是由于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采用了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的策略，依靠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才能得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结果。为了答谢李明扬、陈泰运在这次战斗中坚持了中立，陈毅同志派人先后到泰州和溱潼，各赠送了胜利品的一部分——轻重机枪数十挺，作为酬谢，陈、李当然表示感谢。同时，在这次会见时，陈、李都感到新四军力量的强大，韩、李主力已被歼灭，担心新四军是否能允许他们长期共存，他们建议：希望建立一支部队，驻在李、陈部队与新四军驻地中间，作为缓冲，以保证今后和平相处。并指名要我以苏鲁皖游击区总指挥部直属纵队和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的番号建立一支部队，设司令部于曲塘。部队来源，由李、陈两部和新四军各派若干部队为基础。陈毅同志完全同意了他们的建议。我当时感到很惶恐，以一介文人担任军事任务怕不能胜任，陈毅同志说服了我，并且指出：“既然三方面都支持你，你借此收容顽军残余力量，是可以建立起一支军队来的，至于不会打仗，可以从战争中学会战争，我们的军事干部大部分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在他的鼓励下，鼓足了勇气，接受了这个任务。我于十月十日在曲塘建立了司令部，搭起了班子，挂起了牌子，果然闻风而来者甚多，一时达千余人，并成立了学兵团和文工团。这支部队具有苏北抗日联军的性质，遂简称“联抗”。“联抗”是黄桥大战胜利后的产物，名义上不属于任何一方，实际上是党领导下的一支外围军。它的任务是继续争取李、陈，作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担任监视和相机进剿顽敌的任务。直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在先后消灭了顽保三旅、周佑民团，以及后来在李长江叛国投敌，陈泰运部队也大部分投顽或伪化后，经新四军苏中军区决定，大举消灭了这些顽、伪残部，“联抗”遂完成了历史任务，正式隶属于新四军，归苏中第三军分区建制。 　　八 　　黄桥大捷后，新四军坚决贯彻了宽待俘虏政策，对俘虏军官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不但在生活上给以优待，并派专人对他们讲清楚了这次造成大摩擦的原因，新四军曾通过各种渠道呼吁韩德勤不要进攻黄桥，都没有结果，姜堰和平会议，是苏北军民一致向往和拥护的，但韩顽拒不派代表参加，会后对通电也没有反应。韩、李顽以为这是新四军软弱的表现，竟不顾一切悍然发动进攻，扰民伤财，削弱了抗日的力量，新四军把俘虏遣送回去，要他们转达新四军的诚意。李守维的妻子要到八尺沟收葬李守维的尸体，陈毅同志要我在曲塘派员护送，让她收尸后安全回到兴化。这次胜利以后，新四军仍然努力为争取苏北各色军队一致抗日而奋斗。于当年十月底召开了第二次和平会议于曲塘，苏北各军及民众代表都应召来参加。陈毅同志亲自出席，盐城八路军派来了政治部主任，李明扬、林叙彝等都来了，韩紫石的代表和各界代表也来了。韩德勤原来电告派省府秘书长来参加，结果仍然没有来。这次会议，我以曲塘东道主的资格，主持了这次会议，陈毅同志在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讲了全国抗日形势和苏北具体形势，并劝告韩德勤不要顽固到底，应接受黄桥战斗的教训，大家还是一致抗日为好，并向李、陈保证：只要一致团结抗日爱民，我们新四军是一贯反对内部摩擦的。这次和平会议，对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做到仁至义尽。十一月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议会，成立了苏北行政公署，根据毛主席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政权，各阶层的群众代表，都踊跃参加。会上陈毅同志讲了话，充分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新的政权忠实执行党在抗日时期的一切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做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坚持打击敌、伪、顽，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苏北地主阶级原来对共产党、对新四军是有疑虑的，怕“打土豪、分田地”，这时也都逐步消除了。一个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陈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东进抗日与黄桥决战，仅仅是他战斗一生中的光辉范例之一。 　　陈毅同志是身经百战的真正英雄，他不愧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他坚毅、果敢，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一生，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赞颂的。

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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