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吴建权 于 2012-12-4 22:38 编辑
黄小琐话
王传道
提起王传道，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喝，好酒。这么说，似对前辈不恭。但我真实的心意，是痛惜他的未得高寿，可能与多饮有关。
其实，好酒之人我见闻过不少，他与那“不少”比，恐怕还排不上号。不过，好酒的行迹，总还有些。那年（我刚进黄小不久），他带队，我们一行十几人到靖江一所小学参加教研活动。吃饭，无酒。晚上住旅馆，他要求我同住一室，刚安顿，他就提议弄点酒来喝。于是两人出去，大街上转一圈，带回来一瓶白酒、两包冷菜。一桌对坐，茶杯改做酒杯，双手兼作两筷，细咪慢嚼，大快朵颐……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端杯，可惜天资不足，饮不过二两，未及想明白他为什么挑我喝酒、为何不在外面喝酒，就已经红头涨脸，心之怦怦、脑之嗡嗡了。今天想来，当年的两个疑问，都有答案：挑我，料想他是对我错爱（以下谈）；至于不在外面喝酒，怎么说呢，我现在只能说，当年，人心还古，斯文还在。
王传道是我入职黄小经历过的第一任校长。我进黄小，也多仗了他的帮忙。师范临毕业，文教局组织县城的几所小学进校选秀，我不幸，被襟江（实小）相中。说“不幸”，绝非矫情，我弟兄五个，四个哥哥赋职外地，这样，父母及我，希望回黄桥端一个饭碗的愿望就很强烈。为达目的，家人四处活动，最后由我的中学老师孙天林引荐，找到王传道。孙王是同学，也曾同事；他俩一见面，相谈甚欢，一时倒把我这个登门的主题撂在一旁。只是他们谈话间，王传道会不时瞄我几眼。面前的他，个子不高，胖，戴一副近视眼镜，看得出刚饮过酒，满面红光。临辞，孙老师这才切题，没想王校长很是爽快，当即表态：“襟江要的人，我要。我去争取。”说罢起身，又注视我一眼，与孙握手，送我们出门。
1980年暑假过后，我以教师身份正式走进黄桥小学。那年，我18岁，成年，但不成熟。不成熟，表现有很多，其一是，眼见导致心想，这想的种种，有些是本不该与人道的，我却噼哩啪啦直往外倒。那时小学还有升学的压力，普遍地“抓得紧”，紧，落实到时间上，是规定下午四点半放学，可到五点半、六点半老师们还不肯放。我初来乍到，尚不知“升学压力”为何物，于是大放厥词：“黄小的老师死压学生，这样的教学质量高，很假。”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老师把我这番诋毁之词搬给校长。王校长作何反应？据丁轶群老师后来告诉我是这样的：有一天，一位住校老师因事在家设宴，席间，谈到我这个新来的小李，王校长气不打一处来，“说我黄小的质量高是假的，我看他头上有水。” 气氛顿时紧张，他端起酒杯，“我倒要看看他的真。”说着，将送到嘴边的酒杯往桌上一顿，大概用力太猛，酒泼，杯倒，又滚几滚，掉到地上，碎了。
我就这样被校长关注上了，而起初，自己还蒙在鼓里，以为有一阵他每天光顾我的教室查看不过是一个校长的日常功课。一回是早读课，学生朗朗读书，我则端坐讲桌前捧读一本杂志，他走进来，扳开一看，见是《人民文学》，抽走，训词是：“上班时间，别看闲书。”第二天早读课，又来，见我仍捧一本杂志在读，扳开再看，《江苏教育》，没说什么，走了。此后没过多久，丁轶群老师告诉我，王校长在教师办公室对我大加赞赏，说我“上课爽清”、“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整堂课，没一句废话”等等。这使我大为惊愕，因为我从来没有见他走进过我的课堂。丁老师为我释疑，说王校长其实听了我不少课，每次，都在打铃之后，他从另一头绕过来，要么后门口，要么窗外的死角处，听课，一听一整节。也正是与丁老师的这次交谈，我才知道一位老师曾经因我损失了一只酒杯。
今天想想，我对王传道已经肃然起敬。我阅世半百，因言获咎的事看过无数，其中，由咎转幸能有几桩？我能，绝不是我自身硬棒经得起检验，试想一位老师，再怎么有备而来，一堂课，想做到无懈可击那是不可能的；何况，我还不知道他在“偷”听，处于无备。但他没有找茬，寻懈而击，相反，是有意发现我的优点，将其放大。这只能说明，在他那里，“我倒要看看他的真”，就真的只是看看、了解了。
大约是1981年12月，我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发表一篇千字小文，有三百多封读者来信由编辑部转寄给我。《新民晚报》的大信封抵达黄小时，我们已放寒假，王传道住校，那些信便落到他的手上。正月开学前，我到校向他拜年，他兴致冲冲迎上来，拍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地夸：“小李呀，不错，黄小出一个你这样的老师，也蛮好……”开始我还莫名其妙，待他把那已拆开的大信封给我，恍然大悟。坐下后，他又对我说：“从本学期开始，黄小的信封、信笺纸任你使用。”这里需要说明：黄小那时有个传统，每学期开学初，给每个老师发三只信封、数十张信笺纸。让我任意使用，算是一份大奖赏了吧？然而不然，更大的奖赏随后接踵而至，先是黄小建立团小组，由他指定，我做组长；接着是镇党委决定成立黄桥文卫团总支，我任总支书记；再后来，是胡淑萍校长在教师大会上宣布，我协助少先队总辅导员工作，从此参加校务会议。
那时候我大约还算一个有志青年，有一个施展手脚的平台，便一头扎了进去，以致王传道后来被调出黄小、任职于东进中学，具体是何时、怎么回事？我都非常模糊，更想不到应该为他饯行，像那次在靖江那样对坐把杯。待我心智足以想到这类意思的时候，他已经病了，病得很重、很重……
年轻时读林语堂，读到他的“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话，并不以为然；如今，昔日的年轻人戴起了老花镜，再读，已经深深以为然。算人生的总账，不外幸、命两项，得、失两笔。既然已经敬畏了“命”，那么，对于那些使我“得之”的“幸”，便不能不怀感恩之情。王传道，正是这样一位常使我感怀的老校长。
胡淑萍
画家陈丹青前些年提出一个“民国范儿”的概念，知识界多有认同。我是门外汉，却也心领神会。只是他们说的那些范儿，比如，作校长的蔡元培、唱老生的孟小冬，对我来说，声名太大，隔得太远，领其神韵只能止于想象。我有时想，如果将时空的范围缩小到当代黄小，选“教育范儿”，有些谁呢？这时候，我就会想起胡淑萍。
胡淑萍是我在黄小经历过的第二位校长。那时她大约已经五十左右，容颜、衣着，都无特别。特别的是个子，很矮，给人的感觉却不是柔弱，而是精明。作为校长，从来没见过她拿大做势，见人总一脸微笑。如果留意，细心品读一下她的笑容，读出的就不是世故礼貌，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真诚、谦和的教养。有教养，举手投足，便有些范儿气象。
谦和，还只是她为人的小醇。大醇，是她的胸襟。这要举例来说：那时逢周一，老师们集中到一个教室政治学习。她主持，有讲桌，不坐，总和老师们一样坐在学生座位上。学习，多半是读一篇文章，老师们轮流，一人读一节。读完，讨论。正是在讨论这个环节，我见过不止一次，有老师当众向她提出批评。每次，她都是头微低，面微笑，听得那么安详。一回是程浪老师，说晨会课被一些老师移作他用，“不能光怪老师，我看，问题的根子还在校长……”。这样的批评，占尽普适的便宜，却总不免逼人成圣之嫌。胡校长听后，抬头，微笑说接受批评。我原以为，她的表态不过是她作校长的故作姿态。没想到两天过后，她把我找去，说，就晨会课问题了解了部分班主任，有时移作他用，他们也有无奈——“整纪律总不能天天整吧”。怎么办？她要求我这个少先队辅导员同她一起想想解决的办法。办法很快就有，那就是为晨会设计一套规定动作：周一，集体晨会，由我负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周二，卫生教育；然后是周三周四直到周六，都做安排。这大概是全县首一份关于晨会课上什么、怎么上的规范性方案，它的出台，竟是缘于一个人的胸襟宽广、从善如流，谁会想到呢？
我这么写，可能会给人误会，以为胡校长是佛小难镇高庙，技短不能服众。其实，她的威信很高，即便那几个当面批评过她的老师，也对她敬重有加，背后从无微词。威信高，一方面来自她的为人正大、资历深厚（中正师范毕业，掌教鞭、执牛耳于多所中小学）；另一方面，来自她主政黄小的作为——虽然只有五、六年，在我心中，那可是黄小的一个时代。
那样一个时代，写，我就感到难。原因多种。之一是，体不同，用有轻重，乃至无；而被我“无”掉的，就未必不是重，比如，她，或者她领导的黄小，那时获什么奖、夺什么旗，这些，入史是重，作文，就嫌寡味。文章还要做下去，迎难而上，就只好写些属于我个人的印象。总的印象是一个字：静。这个静，需要一分为二，一份给胡淑萍校长，一份给她治下的黄桥小学。
先说胡校长的静。她的静，是一种心境的沉静。沉静之人，往往是说话词小，做事务实细腻。当校长那么多年，真就没有听她发过一次狠，说要把黄小办成什么什么样。倘据此认为她胸无大志，那就错了。她首创一年级拼音验收，至今还是黄小抓教学的传统；搞出一个“小循环交接班验收制度”，被当时的教育局“拿来”，全县（市）推广应用了十几、二十年；敢开先河，包一辆大客，将全校老师带出一隅小镇，一路苏、杭，开阔眼界。这些，都是非有志而不能为也的。只不过她的志，返璞归真：一心一意，就抓质量提高。这心、意的“一”，我看，都是因静而生。
沉静，除了“一”，还有，就是细和实了。说两件与我相关的事情。那时我们期中、期末都需进行个人小结，每次，我虽写得认真，但心里不免画疑：有人看吗？不久就有了印证：胡校长看。一回，她把我叫去，拿出我的小结，手指一处念道：“‘本人最大的优点是不补课’，”念完，锁眉看我，“看到这里我心里着急，你怎么能把缺点当优点？”……此事甚小，感触颇大：同样一件事情，有些人做可能是形式主义；她做，细致、顶真，就成了切实。再一例是一次考试之后，算下账来，我倒数。随后，一个本该我做的工作，胡校长倒先做了。她调去试卷，将我们班与平行各班比较分析。找我谈话时，她手拿一页笔记，告诉我，第一项，看拼音写汉字，人家得分多少多少，我得多少；如此这般，一直说到最后一项，作文。说完了统计分析，她接着归纳总结：“这次考试不理想，经过这么一番分析，我倒不打算批评你。你们班造句、作文无拘束，多新意也多错误，不像别的班，大同小异却正确率高。你的教学有特点，我觉得没错，不要因为一次考试丢掉你好的东西。在保持你特点的基础上，今后动些脑筋，想想怎样抓分。”这是她给我最大震撼的一次谈话，在那个以分数论英雄的时代，我听到的，是一颗教育良心的搏动。
再说黄小的静。印象中，黄小的一天是从书声朗朗开始的；上千孩子的早读，仿佛一群林中小鸟，啁啾出晨曦的空灵。同时，几乎是所有数学老师，又用自己的身影拼起黄小另一道风景：他们在教室外的窗台上架起小黑板，或弯腰，或半蹲，快速书写，紧张地做着第一节课的课前准备。上午一、二节课，不是语文就是数学；偶尔，某位老师脆亮的嗓音，会溜出教室，到校园的上空做一次蹦达。第三节课起，校园开始微微躁动，教室里有了歌声流淌，操场上有了“加油、加油”的呐喊。校园炸开锅是在下午第三节课，那是全校的“课外活动课”，每周每班四节，科技、文娱，和两节体育活动。体育活动，满操场欢蹦着童真童趣，跳马、跳绳、踢毽子、翻跟头、老鹰抓小鸡，五花八门。印象深、有意思的是两项：拔河、爬竿。拔河主要是热闹，爬竿，则是情趣了。那时黄小操场上有两棵高大的梧桐，两树之间，绑牢了一根横木，横木上固定着四个铁圈，每个圈里套一根毛竹——这就是爬竿的竿了。学生排成四队，依次爬上去，手触横木，滑下来。高潮，是带班的老师情不自禁，要一显身手，聊发少年之狂。孩子们先是为老师鼓掌加油，稍后就有胆大调皮的，迎上去，拖其腿，害已经爬到半腰的老师一时上不去也下不来，这时满操场的孩子，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活动课结束，孩子们回教室，本已到放学时间，但是学校允许，可延长四十分钟补课。补课时限一到，各班整队到操场，全校集体散学，通常是我三五句话作一天生活的小结，然后同孩子们道别：“同学们，再见。”孩子们直起嗓门来应答：“老—师—再—见！”数队并进，逶迤走向校门。随后，老师们穿前落后，也开始离校，却总不肯空手，或手卷备课的笔记，或腋下夹一组待批的作业。校园渐渐沉寂，天气倘好，会被一抹晚霞笼罩，不久，夜色羡妒了这一幅水墨，偷偷把它融化，据为己有。
这就是我心中难以磨灭的黄小一日生活，紧张与活跃和谐相彰；有压力，因而进取，少浮华，故而纯粹。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重复中修正，于修正后重复，唯此重复，传统方能形成，文化，真正意义的校园文化，才有可能得以积淀。一所学校，不为外扰，不为己乱，这，不正是一种宁静么。
离休之后，胡校长本该静闲，她却静而不闲，先是参与编写《黄桥镇教育志》（这件事，宜另文专写），再后，忙碌于老年支部工作。她去过几回美国（其子大星定居那里），回来，就热衷于介绍大洋彼岸的小学教育，好像是到东小作过一次这样的讲座。有一阵，我突然对中小学广播操制度发生兴趣，曾向她查询美国的中小学生做不做这种整齐划一的集体操，她说，好像不做，但是，“吃不准，你最好直接查问一下我家大星。”随后，特地着人，给我送来她儿子的通讯地址。——还是那么严谨、认真，说话的语气，是更显沉静了。
胡淑萍校长如今依然健在。前不久，学校为筹备110年校庆，把几位老校长请回来。见面，问齿德，她已经八十又三，身体却好得惊人。与她座谈、共餐，再次领略她的精气神采，我陡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虔诚，那一刻，我开始心驰：上天假以寿，她到期颐之年，慈祥的面容，顶一头蓬松纯净的银丝，那时所谓范儿气象，恐怕就不是有些，该是十足了吧？
程浪
我是土生土长的黄桥人，老家在西街，临街而居。临街，好处是热闹，难得寂寞；坏处是嘈杂，难得早上睡个懒觉。记得儿时，每天清晨，我都是被老人们当街的咳嗽声吵醒。醒了，仍赖被窝，总要等听见远处传来“一二一”的口哨声伴着沙沙、沙沙的跑步声时，我才起床。当我捧起粥碗，那哨子与跑步的声响就会放大在我家门前：二十来个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马路当中，由西向东，一路而过；那位总在队伍一侧的中间，跟着跑步、吹哨的大个子老师，就是程浪。
当然，我小时候并不知道是程浪。那时不兴择校，我念的是西街小学。知道是，是在我工作之后。
程浪是那时黄小仅有的一位专职老师。个子高，且瘦，身材就显得特别修长。皮肤黑，满脸皱纹。穿一般，“装饰”倒特别，一年四季、一天到晚，他的脖子上总挂一只铜哨，等于是告诉大家：“我教体育。”
我进黄小时，程浪已经五十好几，我同他共事时间不长，也就自然。他教体育，我语文，隔着行，接触、交流，机会都较少，因此我不能算对他很了解。我只大概地知道，作为专职体育教师，他并没有体育的专业背景；探其家底，其实是行武出身。他上课，以我外行的眼光来看，也还有板有眼。若论他在体育方面的成绩，那就够他的同行向他脱帽致敬的了：黄小的小篮球队，七十年代初，扬州第一、江苏第三，正是我读小学，在家门口观其晨练一景的时期。
不很了解，还要写他，主要是因为，就我见闻的有关他的一点点事迹而言，他这个人，惹写。
惹写的之一是他的敬业。这个业，不是体育，而是学校的卫生工作。黄小体育老师抓卫生，至今已成传统；能成传统，恐怕就与程浪开了个好头有关。怎么好？这么说吧，上学期间，整个校园的地面，是不作兴看到一点纸屑果壳之类的杂物的。何以做到？可以说说的很多，为免庞杂，就仅记我印象深的一点。
每天，每节课的下课铃一响，程浪老师会雷打不动出现在操场，捧着个讲义夹子，走走记记，查岗。所谓查岗，是他把校园所有场地，按班划分成一块块保洁区，各班不仅要负责打扫，还得每天派一名学生，课间在保洁区内值勤，曰：卫生监督岗。他查的，就是这个岗。但是，查岗，还不是他课间操场巡视的任务重点；重点，是做判官。这要举例来说。通常的情景是，同学甲揪着同学乙的衣领来到程老师的面前，程老师示意，甲先把手放下，问怎么回事，甲说，他把纸扔在我们清洁区，乙说，不是故意，程追问乙：“不是故意，掉下的纸你有没有自己捡起来？”乙摇头，程说：“那么捉你是对的。”打开讲义夹，问甲：“你哪个班的？”答是三（2）班，程老师拿笔来记，一边记，一边嘴上念念有词：“三（2）班加二分。”记完问乙：“你呢，哪个班？”答三（1）班，程老师重复：“三（1）班扣二分。——好了，都回教室！”围观的同学很多，这时一哄而散。
每每忆及此景，我总感叹。这样的一桩事情，偶尔为之，容易；像他，日复一日，乐此不疲，世间几人能为？至少是我，是该向他折腰的。
惹写的之二是他的极爱发言。我们每周一次政治学习。别的老师，学习时多多少少都会做些私活，改点作业，或者看点闲书。他不。他专心致志，听得认真，时不时，架起一副只剩一条腿的老花眼镜，做些笔记。只要讨论，他必发言。校长点他发言，那是正中其怀；没点，就自告奋勇，三五个老师发言之后还未点他，他就来个“我说几句”，话匣打开。一打开，哪是几句，有时是滔滔不绝。一回说得太长，是被卢老师打断：“老程哎，好了，你讲得很好，只是时间不早，下回再继续吧。”他愣一愣，说声“好吧”，就收拾起桌上的眼镜、纸笔。归纳他每次的发言，基本上有一个固定的章法：先是复述，戴起老花镜读一段他的笔记，读完，摘下眼镜，联系实际。他一联实际，我总感觉他身份多变，有时像校长，批评老师；有时像局长，批评校长。这么说，比较空洞，模拟，大致就是这样：“刚才学习的这篇文章，我认为很重要，上面许多提法，很好，像……（以下架起眼镜读笔记）这些话，老师们应该牢牢记住。可是（摘下眼镜），我们黄小，我们老师是怎样做的呢，我认为差得很远。我们有些老师，学生忘做一次作业，那个凶噢，吹胡子瞪眼，甚至体罚，你怎么为人师表呀……”别以为他在开玩笑，他很严肃，言辞间显出激动。
这好不好呢？一分为二：话无分寸，此为小疵；主人意识强烈，即使唱过场戏也唱得认真，此是大德。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我投赞成票。
还有之三，是他离休之后，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当上我们布巷居委会的主任。他当居委会主任做些什么，怎么做，我不知道。其间听过关于他的一桩轶事，有意思，宜入琐话。是他一次召开居民会议，与会的，少部分是老头，大部分是老太。那么多老奶奶、老太太聚集一室，少不了家长里短，交头接耳；加之耳背，私语不能窃窃，会场纪律就可想而知。此时的程浪年事也高，嗓音、中气皆不如前，拼声音，想必寡不敌众。像是无计可施，可是他有，解开外衣的上面两颗纽扣，露出里面仍挂于胸前的一只铜哨，拿起来，屏气一吹，然后大声说道：“让我望望看，还有哪个在讲话？”话音刚落，又引一众老人哄堂大笑。
记不清是哪一年，教师节，黄小照例设宴庆祝。饭店的大厅被分成三个区域，在职老师一区，退休老师一区，还有一区，是为给黄小奉献了尊贵或财物的嘉宾而设。三区的桌上都有桌牌。程浪老师早早就到，却坐到了“嘉宾席”的一桌。负责引导、安排的老师走过去，很礼貌地对他说：“程老师，请您坐到那边，好不好？”手指放“退休教师席”桌牌的一区。没想程老师突然桌子一拍，“不好。我今天就坐嘉宾席，你们把我怎么样？”
一个人做一项工作，做得够久够投入，他的某些职业习惯，就会伴其终身；而程浪老师嘉宾席上的率性一拍，大有燕市狗屠的慷慨气概，这会不会是他早年从军（国军），烙印未曾磨灭殆尽的一次偶然显露呢？
（手术后复诊，医生曾给我十二个字：“少读书，不写作；阳光下，多运动。”可是，明年是黄小建校110周年，工作了三十几年，情深，就忍不住抛医嘱于脑后。写得结结巴巴，难免谬误，请读者指正、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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