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丁文江年谱 序》社会科学报 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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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年谱序

宋广波近著《丁文江年谱》，约五六十万字，读起来十分引人兴味。彼求写一序，我很乐为之。因为我本人对丁文江这个人物一直很感兴趣。


早在三十多年前，因搞民国史研究的需要，我曾编写过一些民国人物的小传，其中就有丁文江。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大约是1975年），因所见材料有限，我想去访问一些与丁文江有过直接交往的人，请他们帮忙提供一点材料，或哪怕仅仅是一些材料线索。但结果很令我失望。这不能怪那些被访问者，例如黄汲清、高振西，他们当时还处于被管制的状态下，他们怎敢对一个官方一向大为反感的所谓反面人物提供什么正面的材料呢。记得，当我写成丁文江小传的初稿，请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张文佑先生拿去研究所征求意见时，给我的回话竟是尹赞勋先生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怎么能给丁文江这样的人立传呢？”


时隔三十多年，人们对丁文江这个人的看法，已根本有所改变，对丁文江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在此情况下，不带任何偏见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丁文江已成为可能。读了广波这本书，我们对丁文江应可有一种比较客观的，比较全面的看法。所以，我想先谈谈丁文江这个人。

                                 一

丁文江首先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是一个作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中国之有近代科学和科学事业首先是地质学开其端；而中国之有近代地质学和地质事业，是由丁文江、章鸿钊等两三个人开基建立起来的。丁文江手创地质调查所，并担任所长多年，亲自做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长江三角洲、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省的地矿调查。为培养地质调查的人才，又手创地质研究所，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很有造诣的地质科学家。丁文江在从事地质调查和地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又连带地做古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等学科的研究，成为这些领域的先驱者。丁文江又手创中国的《古生物志》并一直担任主编，这个杂志，成了第一个为国际一流科学家交口赞誉的中国人办的科学期刊。


著名物理学家李书华曾论到中国地质科学带动近代中国的科学事业的意义。他说：“近来中国各科科学论文发表后曾引起世界学者的重视，予以批评引用，而导其先声并为各科中之最发达者，当推地质学。假定没有地质学提倡在前，说不定中国的科学发达要迟若干年。所以地质学对于中国的学术进步的影响，意义尤为重大。”


    丁文江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家。


    上面我们已经说到他在创建地质科学和组织地质调查方面所发挥的卓越的组织作用。实际上他还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考古学的发展，对静生生物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创建和工作的开展，对北京大学地质系、中央大学地质系的改进和发展，对中央博物院的创建等等，都曾给予过极大的关注与支持。他的科学组织家的才能，在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上，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有长久意义的有三件事：成立评议会；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实行研究所预算管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说，这几项工作“为本院立坚定不拔的基础”。胡适也说，丁文江通过这几件事，“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后来做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具体说到成立评议会的意义。他说“评议会的成立，是在君（丁文江字在君）先生替中央研究院立下了百年大计。有了评议会，才有后来的院士会议，有了院士会议，研究院的体制才正式成立。”


    丁文江还是一位特别优秀的教师。丁文江从24岁游学归国，25岁即开始做教师，以后在地质研究所，实际上也还是担当着教师的工作。其间，他曾在其他高等学校做过兼职教师，为学生讲遗传学之类的课。再后来，又做过数年的北大地质系的研究教授。可见，丁文江一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许多材料让我们知道，丁文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堪称是教师的模范。


    李济说：“受过他教的学生，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为什么呢？因为丁氏对学生极端地热忱和负责任，对教书总是拿出全力去从事。他的学生高振西回忆说：“他不教则已，他既教了，他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教材决不肯用现成的，“他要搜集普通的，专门的，不论中外古今，凡有关系之材料，均参考周到，然后再斟酌取舍。”丁氏自己曾说：“讲一点钟，要预备三点钟，有时还不够！”可见他是如何地认真。他的教书，不同于普通的教书匠的教书。他不重在传播知识，而重在教人以获得知识的方法。例如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兼课讲遗传学，开场白他就说，我不是教遗传学知识的，而是教如何获得遗传学知识的方法的。他告诉学生，应当向实验生物学，细胞遗传学和谱牒遗传学三种途径去求得遗传学的知识。自然，丁先生教得最多的还是地质学。他教地质学极端地重视实地训练。地质研究所的学生经常由教师带领学生到野外去实习。实习的地点和实习的时间，都要经过详细的考虑同周密的计划。丁文江还必须事先了解实习地的情况，然后才肯带学生去，是为了保证学生从实习中得到切实的训练。


    丁先生待学生和后辈的真诚和热心，真是无与伦比的。胡适说：“他对于青年学生，有过必规劝，有成绩则赞不绝口。”比如，中央大学地质系聘得一位留美归来的地质学教授郑原怀。此人有发财的欲望，利用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房地产生意，以至教学与科研均无成绩。丁文江从当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那里得知情况，便找到郑原怀，很直率地对他说，你在哈佛学经济地质成绩很好，这个专业，大学和国家均甚需要。你若再不认真从事专业，我就建议罗家伦校长解聘你。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人物，早已声名藉藉，郑氏不过一个地质界的年轻后辈，受丁氏如此真诚而直率的规劝，焉能不为之感动。从此专心向学，当年即发表两篇很有水平的科学论文。这是“规过”的实例。若谈到“奖善”的例子，则不能不提到丁文江最喜爱，最器重的学生赵亚曾。胡适曾记道，有一次，他从上海回到北平，见到丁文江，丁二话不说，先要给他介绍他自己最得意的学生赵亚曾，说赵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新出的一个天才”。丁氏说话时那种高兴、快乐的神情十分令人感动。不久，这位天才的年轻的地质学家竟在云南考察时，被土匪打死了。丁文江为此悲伤哭泣了好几天，无心做事。后来，他发动朋友为赵氏募集纪念基金，以奖励后来者，捐集抚恤金，保障其家属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丁文江还亲自负起教养赵亚曾一个儿子的责任。如此师生情谊，可谓千古佳话。

                                 二

丁文江与中国的大多数学者、科学家不同的是，他极富行政才能。这种才能大概来源于他一贯地对于“公事”的热心。我这里说的“公事”，是泛指朋友的事、团体的事、社会上的事、国家的事。早在日本留学时，和赴欧留学的过程中，他已充分表现出他办事的才干。归国后，以其热心公事而又特别能办事，很快在朋辈中得到“丁大哥”的美誉。丁氏的行政才能，在他创办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帮助改进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地质系，经理北票煤矿，以及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过程中，已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了。然而最能表现他的行政才能的，还是他担任上海总办的时候。不过，对于丁文江担任上海总办一事，颇有非议之者。当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反军阀，而丁文江的上海总办是由军阀孙传芳委任的。孙传芳是国民革命军讨伐的“反动军阀”之一，丁文江自然应视为“反动派”的一员，是“反革命”。这在过去革命思维盛行的年代是不言而喻的。当时正在欧洲留学的傅斯年就认为丁文江是反革命，并表示，他回国后一定要杀丁文江。但回国后的傅斯年却很快地与丁文江成了好朋友。孙科当铁道部长时，须请一位地质专家为川广铁路做地质勘察，人们向他推荐丁文江。孙惊讶地说，怎么可以任用反革命！一当丁文江完成了勘察任务，孙氏再也不以反革命相视了。而且后来国民政府还曾一度想请丁文江接任铁道部长。大概共产党给丁文江戴反革命的帽子的时间要长得多，从1926年一直到1970年代末。


我觉得，评论一个人，首先要看他具体做过什么事，这些事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不应先主观地把他归到某一个类，再根据这个类的一些特性来评论这个人。


那么，丁文江在担任上海总办任内到底做过些什么事呢？根据当时的大量报道和记载，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二是设立上海卫生局；三是绘制上海全图，部划道路交通，整理税收，建立考试用人制度等，以建立现代市政的基础。对于后两方面的事，以往人们不注意，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对于第一件事，争议颇大。革命党人（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认为，收回会审公廨非常不彻底，给帝国主义仍保留了一些特权。这种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但问题是，自从五卅运动后提出此一问题，屡次交涉，毫无结果。当时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仍很强大，全部收回上海地方的司法权力是暂时做不到的。在不可能完全收回司法权力之前，是什么事都不做，还是尽其可能地做一些事？我以为还是尽可能地做一些事好。事实上，丁文江当时很明确地将此次收回会审公廨的章程作为向全部彻底收回的一种过渡办法，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向前走了重要的一步。那种要么就完全彻底，要么就什么也别做的思维逻辑，我看不出有多么高明。


丁文江作为一个科学家而非常关心政治，议论政治（如最热心地参与创办《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且又是最热心的撰稿者），有时甚至直接投身于政治（如担任上海总办），这决不是表明他有特别的政治野心。他的热心干政，完全是基于一种牢固的信念：他认为，政治不改善，一切事业都难得进步发展。丁文江是个彻底的改革家，是个完全的淑世主义者，他是随时都要努力做事的人，所以他最恨懒惰，最反对悲观主义。他曾说，像他这类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认真说起来，丁文江所处的正是乱世，或至多是个治乱交错之世。然而，就是在此种世势之中，丁文江仍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他创办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使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他办北票煤矿，使之成为持续赢利，稳定发展的新型煤矿；他担任上海总办不到一年，就办了几件大事，为上海的现代市政管理打下基础；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年半，就为这个全国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确立了长期发展的牢固基础。这种个人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只要努力，总可以有为。也正因此，他特别强调“少数人的责任”。他曾有专文讨论这个问题，从历史、社会和政治上说明其道理。我现在想从心理分析上，说明他强调“少数人的责任”的道理。丁氏在那篇《少数人的责任》一文的最后一段说，当时的中国，受过初等教育的不过四百万人；受过中等教育的不过四十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过八万人。我觉得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估计可能偏高了，实际没有那么多。丁氏的意思是说，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是很少的。他所说的少数中的少数，优秀中的优秀，又是这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中的少数。他们应略懂现代科学和中外大势，并在社会上占居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影响力。显然，这样的少数人，这样的优秀分子，一定是拥有别人不能拥有的社会资源，得到别人无法得到的机会，获得别人不能获得的种种援助，才终于成为这样的少数中的少数，优秀中的优秀。既然如此，这少数中的少数，优秀中的优秀，若不肯出来奋斗，岂不是受了恩惠而不肯回报，得了便宜而不肯尽义务，岂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了吗？傅斯年在悼念丁文江的文章里便说，在丁文江看来，“只有黾勉服务，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尽了，然后可以问心无愧”。我大胆地推测，像丁文江这样的改革家和淑世主义者，都怀有类似的心理。这种心理，我们在丁氏的好朋友胡适那里也能看得出来，试读一读他的《不朽》和《我的信仰》，就会承认我的说法不错。


正是基于此种心理，产生出他的高尚的人格。


丁文江向自己的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在两方面是可以自信的：第一，是有责任心，这一点，通过上面的叙述，已经很清楚了。第二，是公私清楚。这一点，是丁文江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傅斯年说：“他从来不曾坐过免票车，从不曾用公家的费用作私用，从不曾领过一文干薪。”他不但不占公家的利益，在需要的时候，他还要牺牲私人的利益，以成全公家或他人的利益。有一件事很令人感动。1919年，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到欧洲留学。有人知道，其学费全靠其二哥丁文江艰苦支撑，就劝文渊写信给他二哥，利用其二哥的社会关系为自己争得一份江苏的留学官费。文渊随即按朋友的意思写信给二哥，请他设法。然而丁文江的回信却说，照你的学历，你的勤学和天资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官费。……不过，你应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来替他们担任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我既然承认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应当安心的用功读书就行！这是何等高尚的胸怀！
1934年，丁文江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那时，国力不强，经费有限。丁氏一上任，就宣布裁撤总干事署下的庶务处，节省出经费，以增加各研究所的研究经费。也是在这一年，听说云南教育厅请孟宪民等去云南做调查，丁文江连夜将自己从前在云南调查所得之相关资料整理出来，交给孟宪民等参考。可见，他对同事，对公益事业，是何等的无私。


因为无私，他对家人，对朋友，对一切他认为于社会国家有用之人，他都给予一切可能的关怀和帮助。在这些方面，他可以说是中西道德合壁的一种结晶品。

                               三

宋广波著的这本《丁文江年谱》，为我们提供了极其详备的材料，使我们可以对丁文江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他的材料来源十分广泛，包括政府公报、公私档案、报纸期刊、丁氏及其家人、朋友们的书信、相关人士的著述、日记、回忆录、访谈录等等。可见作者在搜集材料方面是下了大工夫，在迄今所见的有关丁文江的著述，没有堪与比拟的。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想对丁文江有所了解，有所研究的人，都不能不参考这本书。


作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完全用事实还原历史，还原人物的本来面貌，不带主观的成见，不加主观的议论。对谱主历来有争议的方面，不同的记载，不同的评说，皆予并存。例如，丁文江任上海总办时期的活动，谱中收入当时各种舆论评说的同时，也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评论一并收入。


这本年谱的编辑体例堪称完备。全书包括“谱前”、“本谱”和“谱后”三个部分。在“谱前”部分，颇详细地交代了丁文江出世前，西方近代科学，特别是与地质学相关的科学在中国被引入和初步传播的情形。如此，人们便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丁文江等开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历史意义。“谱后”，一般年谱没有这一部分。但对于丁文江这样影响很大而争议甚多的人物，就显得很必要。我们读了本书的“谱后”部分，确能进一步了解丁文江的历史贡献和他应当占有的历史地位。在“本谱”，亦即正文的部分，于每一年，扼要交代当年发生的大事，并介绍与谱主个人及其事业相关的人士之生卒。凡谱主的重要活动，连带记出当时或稍后有关人士的评论与追忆。年谱都是“以年系事”，年代是中心线索。但这本年谱在记叙中颇注意到一件重要史实的首尾关联，即是作者在《编撰说明》中所说的“大事编年与记事本末两体并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书后附录了若干种《索引》，例如《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引用书名索引》、《引用书著者索引》、《引用报刊索引》、《引用档案索引》等等，极大地便利于读者的检索。


本书由于作者采取严格科学的态度，充分揭示历史事实，彻底打破了教条主义贴标签式的人物论评与研究的方法，时时处处让人关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具体的历史事实，通过深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了解具体的历史事实，产生对历史人物的看法。这中间颇有一些矛盾的现象和矛盾的叙述，但诚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从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来的。例如，对于丁文江担任上海总办，当时的大多数舆论与南方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的评论是迥然不同的。但由于事实充分，所以不影响人们对之作出自己的判断。同样地，同一个人，由于历史情境变化，对丁文江有截然不同的说法。比如同是中国地质学开创期的，亦被丁文江引为重要朋友的科学家李四光，他在解放前与解放后对丁文江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丝毫不影响人们透过事实，看出历史的真相。


我认真仔细地读了全书，觉得这是一本值得广大读者认真一读的好书。无论什么人，你是做行政的，是教书的，是做研究的，还是正在读书的年轻人，你只要是个有志向上的人，想有所作为的人，你就一定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很有益的东西。

                              耿 云志   2008年7月12日于北京太阳宫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