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文江（字在君）作为曾在欧洲剑桥、葛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归国的老“海龟”，以他的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很快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领袖。先后出任中国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号称“现代中国地质学之父”，为学界同仁推崇敬仰。
192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归国，在一位叫凌冰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时期结识的学长举荐下，接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学术大鳄、地质学家丁文江。
据李济回忆说，他与丁文江交往的渊源，可追溯到在美国留学时期。一次，李翻阅一本由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扉页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那“锐利的目光与侧出的两钩胡尖”，给李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这位地质学家就是丁文江。“我在美国当留学生的时候，就对丁先生非常崇拜；不但我崇拜他，美国学术界许多人士，对丁文江先生也非常景仰。” [1]从李济的这段话中可知，丁文江至少在李济求学时代已经闻名于西方学术界了。
在地质学家翁文灏的穿针引线下，李济怀着景仰崇拜之情与丁文江相会于天津。颇为年轻又具有远大抱负的李济，自从和这位“风采翩翩，学问渊博，见解超人，”而且“性格爽朗，直率，做事颇有决断”的“丁大哥”做了一番交谈后，从“非常投机”，很快转化为“更加佩服。同时还发现，丁文江先生有许多意见，实在与我自己的意见有很多相符合的地方。”“他的恢宏的见解，更提高了我对于中国学术的希望。”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正是这种志同道合的血性与因缘，使两人结成终生挚友。后来，李济再度受“丁大哥”的鼓励和支持，回到清华母校国学研究院以讲师的身份担任导师，加入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的行列。
就是这样一位深受中外学界推崇爱戴的“丁大哥”，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却信誓旦旦地要摘取他的脑袋以谢天下。
傅斯年扬言要杀丁文江事，缘起于胡适、丁文江等人面对国内政治的黑暗，在20年代初期，曾联合十六名大牌知识分子签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想依靠军阀组成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好政府”，也就是由所谓的几个“好人”知识分子出来做官掌权，改良中国政治。胡适、丁文江等号称只要好人起来了，而且奋斗了，政治清明就有希望了云云。胡适认为，所谓的“好人”标准有两条，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二是“才具上可以作为”。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等等。在一片鼓噪与吵嚷声中，军阀们终于做出了让步，在此事件是闹得最凶、跳得最高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三位干将，受命组织内阁，并分别出总理、财政总长与教育总长之职，世称“好人内阁”，或曰“好人政府”。丁文江、胡适等人见此情形大喜过望，以为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所取得了一次最为重大的胜利，遂以“太上内阁总掌柜”的身份，在几个“好人”背后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地指导起来。意想不到的是，几个 “好人”儒生自上台那天就被所谓的“坏人”架空，成了直系军阀吴佩孚们及其大小军阀的掌上玩偶。两个月零六天，“好人内阁”的椅子便被军阀们一阵号子掀翻在地，几个“好人”被摔得鼻青脸肿，老鼠一样灰头土脸地溜出圈外，一时成为笑柄。
面对这一尴尬局面，“太上内阁总掌柜”之一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一文中，沮丧地总结了这次政治改革的梦想与失败，并云：“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从此对这种“好人内阁”梦想大为灰心。但自视甚高，尝以诸葛孔明和“治世之能臣”自居的丁文江心有不甘，几经活动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入朝”的机会。1926年5月4日,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式就任淞沪商埠第二任督办，聘请丁文江“充任总办之职，襄助办理”。
文江得此机会，大喜，欲展满腹才华于上海滩。想不到就任之后，竟稀里糊涂地站在了进步力量的对立面。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文江深感大事不好，乃辞去职务，鞋底抹油，悄悄溜到北京和大连躲了起来。尽管如此，北伐军还是把他作为一名政治逃犯，下令通缉捉拿。由风光八面的“总办”到被通缉的“罪犯”，从五月到十二月，其间不过八个月的时间。人生、命运之难测，尽显其中。
根据后来在国民政府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朱家骅所说，虽然丁文江任淞沪商埠总办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热诚爱国”，但这一段事迹也是丁“最受批评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生平的耻辱” （《丁文江年谱》王仰之编）当时亦有不少评论者认为，民国时期号称一代人杰的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从他们后来的从政生涯看，充其量算是一“行政人才”，或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官僚，而非政治家，更谈不上胸纳四海，气吞八荒的大政治家。尽管丁文江以“治世之能臣”的政治家自诩，仍无法逃脱这一定命，最后沦落为“不懂兵而喜言兵”的“乱世之饭桶”。
尽管如此，胡适等人还是想法替这位“丁大哥”洗刷不白之冤，认为丁氏确有其抱负和实绩。胡后来曾专门为丁作过一本《传记》，并评价说：回看过去，丁文江任内有两件事值得记载，“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而“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当然是他最大的成功”[2]无论胡适如何为其开脱，书生丁文江毕竟没有看清大势，随着军阀孙传芳的轰然倒地，他这个商埠总办的政绩也随之风消云散了。据丁的好友、著名史家、外交家蒋廷黻回忆，丁曾多次揶揄地说：“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3]这是丁文江之沮丧与失望的话，也是八个月宦海生涯得出的教训和经验。
1926年下半年，胡适取道西伯利亚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议，途经莫斯科到巴黎小住，顺便查阅研读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卷子，当年在五四运动中一举成名，时留学欧洲，极富才气、霸气与水泊梁山英雄之气概的傅斯年，于9月1日专程来巴黎看胡，二人到一家名叫万花楼的中国餐馆吃饭。进门之前，忽见有人散发传单，说胡是“孙传芳的走狗”云云。胡当时就意识到这可能与他的好友丁文江被臭名昭著的孙传芳委任为淞沪商埠总办有关，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傅斯年在饭桌上也谈到丁文江，对其行为表现出极大愤慨，谓丁氏毫无知识分子骨气，为中国的读书人丢尽了脸面云云。席间，傅斯年曾三次对胡适说自己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刺杀丁文江，取其头颅以谢天下——这就是傅斯年要杀丁文江事件的经过。
后来胡适将捡到的几份传单寄给北大政治学教授张慰慈，张在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又为胡适的安全担心。他回信说：“巴黎与柏林的学生本来是最胡闹的，‘走狗’这名称怎样会加到你头上，这真是莫明其妙的笑话。……不过无论如何，你得要非常小心才好，这般捣乱分子是无理可讲的，吃了他们眼前的亏，实在犯不着。最好巴黎、柏林地方少住为是。”[4]胡适见信，看看四周一片杀气淋淋的样子，深觉此地不可久留，不几日即悄然离开巴黎赴英国伦敦去了。
傅斯年学成归国后，虽以创办史语所与专抓蒋公介石的老二（孔祥熙、宋子文）名震天下，但当他真的与丁文江遭遇后就大不相同了。在一个聚会上，胡适把丁文江介绍给他，曰：“这就是你一直要杀掉的丁在君先生”。开始傅斯年还有点“愤青”的气概，随着二人交谈的深入，具有“大炮”之誉的傅斯年，面对丁文江的博学多才，以及所显现的人格魅力与人性光辉，不但像泄了气的皮球与蔫了翅膀的蟋蟀，反而对丁氏敬佩有加，激赏称赞。在丁文江的人格光辉照耀下，傅斯年曾慨然叹道：“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云云。[5]自这次相见之后，丁、傅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1936年初，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在长沙因煤气中毒不治而亡。当病危的消息传出时，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丁文江去世后，傅斯年在撰写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纪念文章中，坚决地认为丁“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文章的最后，傅氏还对自己当年为什么要杀丁文江之事做了解释，文中说：“记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傅又说：“我开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读科学玄学战时（按：二十年代丁文江与张君劢一场科学与玄学论战曾轰动一时），那时我在英国。以为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钱镠之朝，又与吕惠卿辈来往，所以才有‘杀’之一说，其中实不免有点如朱子所说，其词若有憾，其实不尽然也。乃民国十八年初夏相见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几年中竟成极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时，心中自思，如我死，国家之损失小得多。这个变迁应该有个缘故吧。所以我说他好，比胡适先生说他好更有要求读者注意之理由吧？”[6]
[1] 《李济与清华》161页，李光谟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2]《丁文江传》93页，胡适著， 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3]《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载《丁文江印象》42—43页，雷启立编 ，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
[4]《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0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5、6]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傅斯年，载《独立评论》第188期。
 该贴已经同步到 小熊的微博 | 
窥视卡
雷达卡
变色卡
千斤顶
照妖镜
